第36章 私党之论惹的祸
孙伯疑惑地看向孔方和黑娃，问道：“你们是……”
“我们是来拜访泰山先生的。”
“可是来求学的？”孙伯的脸上满是期待。
孔方微微摇头，道：“是有事求教先生。”
孙伯眼中那丝期待的光瞬间熄灭了，他说道：“跟我来吧！”
当即，孔方和黑娃跟着孙伯朝前方走去。
山路崎岖，弯弯绕绕。
走了大约一刻钟后，孔方看到一处用许多石头堆砌而成的院落。
院落大门，乃是用树枝搭建的简易木门。
门头之上，有一副匾额，上写着“泰山书院”四个雄浑有力的大字，落款正是孙复。
院落很大。
前方地面上晾晒着一片萝卜干还有腌制的咸菜，后面乃是一排排砖瓦房。
唯有每个房门前悬挂的一副副对联，才让人感觉到有一丝丝书卷气。
这和孔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更像是某个农户的家，而非书院。
但他略微一想，也就明白了。
孙复、石介这类研究学问的儒士，甚是爱惜羽毛，自然不会行贪墨之事。
而书院，需要购置大量书籍和笔墨，这些都是非常耗钱的。
这些人都是一身傲骨，自然不可能去街头摆摊，当个代书先生。
而作为闲官，他们的俸禄也不多。
故而，生活定然是清贫的。
见到这种场景，孔方顿时觉得将泰山先生请到齐州还是有几分希望的。
片刻后。
孙伯将孔方和黑娃引到一方房间前。
还未行至房门口，孔方便闻到一股浓郁的书香笔墨味。
当行至门口时，他不由得一愣。
门内，处处都是书。
堆堆都有一米多高，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而在最里面，一位身体消瘦、胡须花白的男人坐在那里，正持笔撰写文章。
其非常投入，压根没有发现外面有人。
孙伯待其搁笔的那一刻，拱手道：“老师，有客来访。”
孙伯看上去和孙复年龄差不多，基本都是年过半百之态。
但达者为师，从来都不是以年龄论之。
孙复缓缓抬起头来，面带疑惑。
“两位小友，不知找老夫所为何事？”
孔方拿出陈执中的引荐信，笑着说道：“小子孔方，有意在齐州建一座书院，山长尚缺，幸得青州知州兼京东路安抚使陈执中陈副相引荐，特意请先生出山！”
孙复听到此话，脸带笑意，微微摇头，将手中的笔放了下去。
“陈副相与我有旧，老夫在此谢过陈副相的好意了，也感谢孔公子专门来邀请老夫。”
“但是，老夫所教所授与当下科举之道的理念不甚相同，恐怕做不得书院山长。”
“孔公子有所不知，当下泰山学院只剩下连我带内的八名先生了，学生们都已走完。新政失败，意味着‘精贡举’之策也已经名存实亡，辞藻之学非老夫所长也。正如一学子所言，老夫所教，误人功名！”
孔方从此话中，能感受到孙复的无奈与悲哀。
当下，大宋科举依旧遵循祖宗之法，非常保守。
科举考试的重点为：诗赋、墨义、贴经，策论占比很小。
这导致很多书生在不通经术，不明道理的情况下，只会死记硬背和撰写应试文章。
这种类型的士子成为士大夫官员后，擅长引经据典的诡辩，却不擅长处理国事。
大宋就是被这样一群人生生消耗的毫无斗志的。
全循古人之言，不知变通。
简单来讲：
孙复所讲，都是治国之术，是如何对待百姓，如何报效朝廷，如何振兴江山社稷。
但科举考试考的却是诗赋文章，是辞藻、是虚夸之言。
跟着孙复等人学，自然难以在当今的科举考试形式中取得好成绩。
像范仲淹、富弼那种敢于提出治国之策的人，因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被定义为结党，定义为专权。
故而，当下的朝廷，士风浮躁，弥散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景象。
当然，这和当今官家太过于优柔果断的处事风格是分不开的。
这点，孔方看得很明白。
孔方拱手道：“先生，小子已知你的心意，自然不会强人所难。科举之制，确需改制，我建设书院，是为助力精贡举之策，能否借用您半个时辰，让小子也讲一讲我办学的想法！”
“助力精贡举之策？”听到此话，孙复的眼睛亮了，一下子站了起来。
“茶室叙话！”
他对科举变法依然很在乎。
见陈执中的引荐信都未起身，但听到孔方言说建书院乃是为了施行科举新策，不由得变得热情起来。
片刻后。
双方来到茶室。
宾主分别坐下，黑娃担当起煮茶的角色。
孙复认真地看过陈执中的引荐信，不由得看向孔方，疑惑道：“孔公子是商人？商人建私学，实不多见！”
建书院，向来都不是一项赚钱的买卖。
有时甚至还需要当地官衙支持或募捐才能活下去。
因为书籍笔墨、雕刻书版的花销，根本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承受得起的。
一般都是当地的大儒或出仕的官员，会建书院。
书院，并非完全是教学之所。
像历城的县学，就是个编撰县志、存放书版书籍、甚至印刷书籍的地方。
私学也都大多如此，多是一些儒士的学术论辩之地。
至于学生，穷者读不起书，富者大多都是寻名师单独传授学问。
孔方看向孙复，率先抛出一个问题。
“敢问先生，新法之中的精贡举实乃官家支持之策，为何会难以实施？”
赵祯也早就看出大宋士气浮躁，精贡举正是一副良药。
精贡举，其实可归为两点。
其一，在教育上，大力兴办学校，举荐通经有道之士担任教授。
其二，在科考上，重策论而轻诗赋，去辞藻瑰丽虚夸之风。
孙复无奈摇头，道：“通经有道之士在守旧人眼中，皆为私党，私党有专政之嫌，朝廷不愿用。照此下去，恐怕任何一项新法都难行！”
策是好策，但却无法执行。
当下的朝堂。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想干一番大事业，那定要聚拢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但聚齐之后，只要施行新政，就会损害许多士大夫官员的利益。
后者就上书弹劾，称这些人是私党，是要夺皇权。
奏疏能堆成一座山。
这个大帽子扣下来，谁都接不住。
于是，大宋主张新政的官员们，要么选择在朝堂里和那群守旧的官员们争论招架，要么选择外放，当个地方官，逐渐躺平。
大宋的官场生态，决定了新法很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