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当孙义成提出独立支队所有干部军官都要进行各项考核，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计划后，几位新同志对孙义成更是感觉高深莫测，心下里再也不敢有小觑之心。
人都有个习惯，对本领比自己强的人都会生出敬服之心。当几人发现无论在个人本领、职务职位、讲话水平、深谋远虑等方面都不能和孙义成抗衡时，自然就甘拜下风了。
这次的吃饭，效果大出孙义成的预料，包括刘政委在内的几人，都对他很是尊敬，连带在下面部队搞的小动作都收敛了很多。
当然，作为回报，孙义成亲自在小队长以上军官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战场缴获要缴公的纪律要求，并对自己之前这方面的放纵进行了自我批评。
虽然对“缴获要上缴”这一点提出了要求，同有问题的另外一条“不许虐待俘虏”，孙义成却闭口不提。
干部会议结束不久，根据孙义成的指示，全独立支队所有官兵就开展了政治思想学习活动。别看刘政委大字不识几个，但在教育战士方面还是有一手的，忆苦思甜这种家法一拿出来，果然让战士们痛哭流泪，思想觉悟提升很多。
对战士们的思想教育非常成功，整个独立支队的精神面貌又上了一个台阶，让孙义成都暗暗佩服老革命做思想工作果然有一手。不过当政委想把教育工作扩大到军官层面时，却被孙义成以大战在即的理由推迟了。没有错，不是不同意搞政治教育，而是因为要打仗所以延后。
要打仗不是孙义成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确有其事。
进入三九年二月下旬，山西日军就已经率先开始了对山西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行动。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等部6000余人及伪军一部，从昔阳出动，向和顺、辽县地区进行“扫荡”。
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4000余人，开始“扫荡”平遥以南、沁源以北地区。日军第一〇九师团5000余人，沿白圭至晋城公路向东侧进行“扫荡”。鬼子来势汹汹，山西八路军只能采取游击的方式与其作战。
在河北，日军第十七师团主力，二十七师团、一一〇师团、一一四师团各一部，沿平汉、津浦铁路东西夹击推进，分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到三月初，束鹿、赵县、晋县、宁晋、冀县日伪军约千余人，向宁晋县东北、束鹿县南部、冀县的滏阳河以东的三角地带“扫荡”。
武安、磁县一带的日军，在得到大量伪军部队和部分日军部队的增援后，也开始兵分两路，从彭城镇和磁山镇两个方向，一南一北开始了扫荡。
历史上这一带在三九年日军的扫荡行动中是没有的，只是因为孙义成的出现，磁北抗日根据地的出现，让日军将这里也当成了扫荡的目标，只不过不是主要目标而已。
根据情报，南路日军以彭城守备日军为主，共计一个中队日军外加一个团的皇协军，另外还有一个中队的日军骑兵部队，总计一千五百多人。
北部进攻的日军以武安守备日军为主。
上次吃了亏的武田本久岚大佐，从国内补充的兵员里面获得了三个中队五百余人后，就一直想着如何复仇。这次方面军开始新的春季扫荡之后，他就主动请命扫荡和村的八路军根据地，顺便又从邯郸日军守备部队中要来了一个机枪中队的日军助战。
有了四个中队兵力的武田大佐信心大增，决定这次不再分兵，而是集中所有力量，全力向和村进攻。反正南北有磁县守备部队在进攻，多少都会牵制分散一点和村的八路军部队，凭借自己近千人的皇军部队，加上一千多皇协军的配合，这次一定要报上次的仇。
和南北两路进攻的日军相比，磁北根据地就显得孤零零了许多。为了切断正太线，支援山西八路军作战，八路军一八九师主力一部已经进入山西作战，而剩下的主力部队，也在平汉、津浦铁路东西一带的束鹿、赵县、晋县、宁晋等地和日军四个师团进行拉锯战。换句话说，一八九师根本就抽不出兵力来协助支援磁北根据地的反“扫荡”行动，一切都得靠独立支队自己。
知道日军两路近四千人来攻打磁北根据地，自己一方又没有其他八路军部队协防支援，刘政委几人就开始担心起来。一来担心这次磁北根据地反“扫荡”会不成功，二来担心自己几人刚到独立支队，结果这第一仗就以失败告终，说出去还真怕熟人笑话。
和政委相比，孙义成的神情就轻松很多，似乎丝毫都不把这些来犯的两路鬼子放在心上。和他一样的还有独立支队那些战士和军官们，不但没有因为敌人来而害怕紧张，反倒一个个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让刘政委几人很是不解。
孙义成的轻松自信自然有他的信心来源。
独立大队虽然被抽调走了两个主力中队五百余人，但所缺兵员被孙义海很快补充进来。不但补充了两个中队进来，还组建了第四大队和一个两千余人的新兵团，没有错，就是一个专门补充用的新兵团。本来想叫补充团的，但这个称呼新兵们不大愿意接受，最后干脆就叫新兵团了。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兵源，是孙义海在弟弟不在的时候，和副支队长张锡珩一起，设法把大红脑村的道门武装“天门会”的老窝给端了，这个道门武装曾经围困过张锡珩抗日青年团，现在终于报仇了。
之前就提到过，这个“天门会”会徒超过了三万人，在北贾壁乡一带很有势力。解决了天门会老窝里最坏的几个首领之后，孙义海顺便就从数万会徒武装里面挑出了四千多人的青壮，成为独立支队的新兵，被带到鼓山玉皇殿那边的新兵大营去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