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为什么要在前文中提到，我要说的话“说出来是对家人的伤害”……
我想，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宠溺，让我独立地去和这世界硬磕，或许我不会变成那个样子。
遇到了一点挫折，就一蹶不振……
当然，我说这些并没有埋怨的意思，那就太没有良心了。
我只是想借此事说明一个道理。
怨还是该怨自己……
……
我能准确从脑海中挖掘出的记忆，大约是在我三岁的时候。
后来的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一件事情被牢牢印在了记忆中。
那一天午后，我站在窗台上，外边下着小雨。
看一队生产队员们的一次非正常收工。
他们是被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浇回来的，阵容并不严整，无数把锄头拖在身后。
后来我懂了，他们不敢扛起锄头是怕打雷……
当时的我，恰好可以一双手扶住窗框，下巴搭在窗框上。
身后，是某个姐姐伸出的双手。
我是老钱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印象中身边就没离开过守护神。
我想，这大约是1963或1964年的事情。
所以，当看到评论区里有人讨论钱敏红为什么就记不得从前的事时，我是保留着意见的。
不知道这是不是迄今为止最不合理的劳作方式……
父辈四人，君臣文武，是有学问的爷爷给取的名字。
有人说，这哥四个的名字里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
为君、为文者，有了出息；
为臣、为武者，都下了田地。
爷爷剥夺了二大爷和四叔念书的权利，我一直不能理解。
毕竟以我爷爷当时的实力来说，是完全有可能同时供四个孩子上学的。
是他觉得再怎么要求学问，地也不能荒了吗？
如果让他们也读书，就算最后比不上大爷那么风光，像父亲钱文一样识文断字，能当个会计是不是也很好？
（当然，写书的并不会这么想。关于二大爷和四叔不识字的篇幅，在文中至少得占两千字，这为她的水字提供了借口。）
带着疑问，我曾问过父亲。
他告诉我说，家里总得有人干活。
我更为不解，地主家还用干活儿吗？不是有长工和佃户吗？
父亲说道：“大多数的地主，活计都比长工好。
“你爷爷就是一个非常让长工佩服的好把头。”
我出生以后，父亲给我取了这个名字——钱亦文。
这一与传统严重冲突的决定，遭到了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反对。
近的，有自家的四叔、二大爷；
远的就更多了，连李得富、老葛头儿都曾质疑过。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么取名字，伦理纲常何在？
我虽不甚理解父亲的本意，他到底是不是希望我如他一样？
文，亦文，这不是对我能活成他一样的期望吗？
但我也没有去刨根问底，因为我能理解。
就如名为“朋（音）”的，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小朋”一样，新时期的人可能并不会完全遵从过去的老规矩……
如了父亲的愿，我出息成了一个文化人儿。
父亲又尽其所能为我谋了一份职业。
正是这份放映员的工作，开启了我的别样人生。
说起来，这里边还有一段在前文中没有展开的故事。
那是我和三弯子媳妇儿以及葛君兰不得不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