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家里人如何称赞乔木心思缜密和有先见之明，村里那些知青就算再怎么期盼时间过的慢点，时间还是缓缓的到了十月份，到了十月二十一号，到了该上考场的时候。
这一天，所有知青都请了假。
村里一些想要尝试一下的村民也都请了假，坐着村里的牛车，前往各处考点参加考试，满怀希望的去，忧心忡忡的归来，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把握，毕竟复习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有不少人在出了考场之后更是直接大声哭了出来，可想而知最终的考试成绩会是怎样？
不过不论如何。
考试是结束了。
大家只能一边忙过年，一边静静的等着，等着最后的考试结果。
乔木并没有给家里这次参加考试的五个孩子压力，同时还叮嘱了家里其他人，不要没事老问他们成绩和有没有把握什么的，平常心对待就是了，况且，乔木对自家那几个重孙和重孙女还是蛮有信心的。
好歹基本都是应届毕业生。
就算不是的，那最近几年乔木也没少督促他们不能忘了课本。
如此一来，只要他们不是把姓名，考试号啥的写错了，基本没有失败的可能，后面的政审也十分容易，他们家的成分不要太好，虽然跟十八代贫农没办法比，但也算根正苗红，过关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没错，这时候考完试是要参加政审的，如果政审不过关，就算成绩再好也没用，也没有大学念。
至少在高考刚恢复的前几年是这样的，后面就放松了一些。
哪些不过关呢？
黑五类显然就是。
就是譬如资本家后代、反dong派后代、地主后代、有国外亲戚的以及有国外背景的、富农后代以及右派分子后代，富农后代可能会稍微放宽一些，有的地方没那么严。
这些人在七十年代后期，乃至于八十年代初期，一直都是受歧视的，直到改革开放，并且上面彻底否认那段时期的成分划分之后，他们才算彻底摆脱身上的成分枷锁。
其中一部分更是迅速翻身。
不得不说，家庭环境对个人的影响真的是极大的，甚至是超过了后天教育的，有些人即使被打压了很多年，当政策稍微放松些后，他们依旧能很快抓住机会，大胆走在时代前沿，重新翻身，掌握经济。
在八十年代初，最初发家的那一批人群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原先成分不好的人，真正原先成分不错的，大多数要么还在土里面刨食，要么抱着个所谓的铁饭碗就已经很满意了，甚至还会嘲笑那些做个体户的，觉得他们太过丢人了。
说多了……
上面可能因为考虑到即将过年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所以调动了一切资源加紧阅卷，并且赶在十一月中旬将成绩全面公布，同时开始填报志愿，这次考试的前期参与者总共有570万，而最终录取的只有27万，录取率仅仅达到了5%。
堪称历年最难高考。
当然，这个高考所谓的最难并不是指题目难，而是指录取率低。
这一年，是高考恢复以来录取率最低的一年，此后即便是七八年的录取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七点几。
当成绩公布后。
村里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知青所里总共有四个人的成绩勉强达标，但是估计也只能报个专科，最终有很大的概率被调剂到师范等学院，而村里这次参加考试的十三个人中，除了乔木家的那五个孩子，只有两个达到了专科成绩。
不过这也不错了。
这时候能上大学就不错了，也没有什么一本二本的区别，无论什么学校，但凡只要是大学，在大家眼里都算是蛮不错的，都算状元。
乔木家的那五个成绩自然更好一些，能够稍微报一些好学校，不过，乔木也不敢让他们报太好的学校，担心回头调剂麻烦，所以特地亲自操刀，给他们挑了一些还算可以，且十拿九稳的学校填了上去。
再之后，就是等录取通知书。
这也是一份煎熬。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录取通知书，在这样一个信息化发展十分不成熟的时代，填报志愿也是一份门槛，要是志愿填的不好，同时还弄了不服从调剂的话，那就有可能落空，就有可能明明成绩够了也没有学校念，刚开始恢复高考很多学生不知道这事，有不少人那是真的后悔终身，后悔志愿没有填好。
录取通知书并不会一次性到。
这是按照距离远近发放的。
近一点的，比如说本省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那自然能早点到，可能志愿填上去不到半个月就到了。
远一些的，隔了几千里的。
那速度慢很正常。
可是，等待最怕的不是等待的时间长，而是别人到了，自己的却还没到，当第一封录取通知书被邮差送到村子里的时候，不但村民们凑了一番热闹，那些填报志愿的人心也都不由颤了颤，开始成夜成夜的睡不着觉，开始翘首以盼的等着邮差过来，每一次邮差过来，他们都会围上去询问，当听到没有自己的信的时候，又会失落的离开。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了两个月。
填报的志愿距离这边最远，距离自己家乡最近的那个知青在过完年，不少人都已经收拾东西出发去学校报到，急的想死的时候，总算是收到了姗姗来迟的录取通知书。
他半分钟都不敢耽搁，赶紧将自己能带着的东西全带着，拿着录取通知书，在第二天早上就匆忙出发，因为开学时间就在半月后，他还需要坐火车慢慢的往那边赶，自然不能耽搁时间，万一错过了，谁知道那边能不能宽容一些时间。
到了来年龙抬头。
村里有关于高考的热潮和讨论才逐渐的平息下去，村民们开始逐渐恢复原来的作息，下田挣工分。
乔木则嫌农村里生活太过于无聊，连看个电影都没办法看，所以收拾了些东西，跟儿子王维熙说了一声，就去县城投靠重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