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车抢枪接连失败，两人只能暂时干些偷窃的勾当。
但孙德林总觉得这样来钱太慢。
偷到钱的机会不多，他们只能偷东西。
偷来的东西要卖掉才能变现，卖又卖不上好价钱。
反正都有风险，还不如抢劫来的痛快。
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
只是一想到汪家礼的表现，他就很头疼。
这货干点小偷小摸的还行，抢劫，还欠点火候。
孙德林想来想去，决定再找个帮手。
毕竟作案有风险成本，不能每次都做“赔本买卖”。
可找谁加入呢？
他把自己认识的人都过了一遍，没一个合适的。
没办法，最后还是找来汪家礼商量。
当然，他不会直接说是因为他汪家礼老掉链子，才要再找个人。“小弟”也是有自尊心的。
“要干大买卖，咱两个人恐怕还不够，得再找个人，我这没合适的，你那有吗？”
汪家礼也没多想，大哥说找人就找人。
至于找谁，当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咯。
“我这还真有个合适的人选，我二哥。”
汪家礼的二哥叫汪家仁。
看这名起的：又是礼又是仁，再加个孙德林的德。
名字都是好名字，可惜人都不是好人。
汪家仁当时已经四十好几，就说这把年纪的人了，汪家礼还折腾他做啥？
因为他真的适合啊。
这人好逸恶劳，没挣钱的本事，花钱的本事却不小。
没钱还要过花天酒地的生活。
他对钱的渴望，绝不亚于“德礼”二人，天天幻想着天上掉下个金元宝。
所以当汪家礼邀请他入伙时，他丝毫没犹豫。
还别说，对于“抢劫”这一行，汪家仁比那两个更轻车熟路，因为这根本就是他的“老本行”。
文革的时候，他就是远近闻名的“造反派”，“打砸抢”那都是看家本事。
当然，他也因此获刑9年。
出狱后的他难改往日的习性，依然跟一帮狐朋狗友厮混，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
在答应加入小团伙之后，汪家仁又给孙德林引荐了一个人。
他的铁哥们--王文绪。
本着有酒一起喝，有肉一起吃的原则，干“大买卖”，肯定也得拉上自己的“好兄弟”。
这王文绪也不是个善茬。
他原是汪家仁的同事，两人在文革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后来因为盗窃被判了12年，出来没多久，又犯事进去蹲了5年。
足足17年的牢狱生涯，也没能让他洗心革面。
跟汪家仁一样，他也毫不犹豫的加入了团伙。
两员“猛将”的加入，让孙德林感觉如虎添翼。
那就不能再小打小闹了，得重新制定计划。
要说有钱，还得是做生意的人，随随便便搞一票就是好几万。
上世纪的80年代，这怎么不算一笔巨款呢？
于是他们把作案目标放在了做生意的业主身上。
几人经常去家具市场，香烟批发市场，鞋城等大型市场转悠，锁定目标之后，他们就进行跟踪踩点。
行动一般都选择在受害者家里，要么是骗开房门，要么是尾随入室。
汪家礼有一次给一个在鞋城做生意的女业主拉货，在得知了她家地址后，他就多次前去踩点。
一个早上，4人戴着帽子口罩，手持尖刀棍棒，趁着女业主早上出门之际，冲进屋子挟持了她和她的丈夫孩子。
这一票，他们抢了6万多现金和女业主脖子上的金项链一条。
几天后，四人又以同样的方式闯入鞋城附近一个居民家中，抢的现金3万多元。
他们频频作案，几乎每次都能成功。
虽然受害者事后报了警，但因为他们都蒙着面，警方一时之间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
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一开始入室抢劫，都没有弄出人命。
可凡事总有例外。
一旦作案过程中出现了意外，他们凶残的本性就完全暴露了出来。
有一回，他们准备抢劫一个公司的经理。
在探明经理某天要在公司值班，不回家，家中只有女主人和保姆时，他们就决定当晚动手。
四人骗保姆开门后，就把保姆和女主人捆了起来，随后开始满屋子翻找财物。
他们翻的正嗨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经理的弟弟和弟媳带着孩子来串门。
一开始听到敲门声，四个人都是一惊，汪家礼问孙德林：
“大哥，怎么办？”
孙德林眼珠一转：
“让他们进来，一块儿绑了。”
四个人就一起来到门边，由孙德林去开门，那三个躲在门背后。
门一打开，他们先把走进来的经理弟弟给摁了，然后又去收拾女人和孩子。
没想到经理弟弟却拼命反抗起来，同时大声呼救。
这可非常不妙。
孙德林一着急，挥起刀柄就往经理弟弟头上砸去。
弟弟的脑袋顿时鲜血如柱，人也倒在了地上。
汪家礼当时的反应也挺快，拿出一根电线就把弟弟给绑了。
这头刚解决完，那头电话又突然响了。
四个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尤其是孙德林，他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妈的，今儿真是不顺。”他边说边扯掉了电话线。
电话铃声消失了，但孙德林心里的担忧并没消失。
“算了，先撤吧。”
他担心电话是经理打来的，家里没人接，恐怕会引起经理的怀疑，万一他报警……
好歹也有些收获，还是先闪人吧。
四人于是慌忙逃离。
这一次，他们抢了三万多现金和一些贵重首饰，还有一台摄像机。
经理的弟弟事后被送往了医院，命保住了，但伤的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