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前边讲到凌家族人一行人从休宁出发的第十一天夜宿浮梁古城。
一夜无梦，又到天明。
第二天清晨醒来后，我们就收拾行装，把行李装车，继续出发。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疑问：
既然浮梁近昌江，为什么我们不坐船？
问得好！
昌江发源自安徽祁门大洪山，自东北向西南流，经过祁门、浮梁和鄱阳后，注入鄱阳湖；船入了鄱阳湖后，北上可进入东西交通大动脉长江，南下可入南北交通要道赣江，水陆交通极为便利。
在古代交通运输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水上运输确是相对高效率的运输方式。
隋朝时期，就已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宋代在汴梁附近，也建了许多运河。
唐宋时期的内河的漕运十分风行，商旅出门，近则步行加上坐驴骡牛车，远则优选坐船。
唐宋时期的诗人到处旅行，也因此留下了许多关于乘船出行的诗词，例如千古名篇——唐朝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到了元朝时，海运、漕运都已形成一定规模。
坐船确实比坐驴车、骡车和牛车舒服。
那为什么我们一行人放任昌江独自流，偏不选择坐船呢？
简单一句，是与明初朝廷的相关政策规定有关系。
坐船怎么会扯上政策规定了呢？
看官有所不知，明朝自1368年立国以来，一直备受“北虏”、“南倭”的侵扰。
明朝与蒙古族敌对，故称蒙古族为“北虏”；而“南倭”则指明朝时活跃在东南沿海区域的日本倭寇。
倭寇之患，开始于明朝，最猖狂也是在明朝。
倭寇的产生与日本南北朝时期有关系。
日本在1336年至1392年，内部分裂成南朝、北朝，然后南北各有一个天皇，南朝和北朝之间，经常进行斗争；这段时期，日本处于分裂割据的战国状态，不但民不聊生，连有些大封建领主手下的武士，都觉得生活困难。
这些武士无法生存，就联群出海抢劫。
他们先是侵扰高丽，即朝鲜；后来，眼看元朝忙于内乱时，就来到中国沿海侵扰渔民和往来的商船。
当元朝与朱元璋在内战，争夺天下时，倭寇趁机发展壮大；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再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到处侵犯。
倭寇胆子很大，不便抢渔民、商人、旅人，连明朝廷运载官粮的船都够胆抢掠。
到了明朝立国后，东南沿海的倭寇已发展成明朝一大患。
明朝因为“南倭”，直接把海运禁了，想以此来限制倭寇活动。
朱元璋禁海远，还有一个原因是明初的盐业还是官方统售，而有些人挺而走险，利用海上偷运私盐，而且因为我国海岸线很长，朝廷很难把控。
当海运禁了后，反正运货不能走海运，否则就是违反规定！这样的一刀切，在短时间里的确有儆吓力。
海运禁了，内河就承担起官方运载物资的任务。
明初时，内河的大船都是官方、军方运载物资或是有背景的人才能坐。
平民百姓，只能坐小船出行。
像我们一行人有一百多人，如果坐船的话要分开十几只小船，这样反而比不上连群结队出行安全。
如果可以，我们何尝不想来一次“枫桥夜泊”呢？
我们一路前行，倾情演绎什么叫“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我们更想在江南深秋的霜天寒夜里，就着江枫渔火，看尽月落，听见乌啼，思家想国。
势易时移，倭寇为患，实在是情非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