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露头角
阿桂的早期职业生涯充满了起伏与挑战。出生于1717年的他，成长在一个显赫的家庭环境中，父亲阿克敦作为乾隆朝的重要官员，无疑为阿桂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学习和发展平台。自幼展现出的聪颖天资使得阿桂在学习上迅速脱颖而出，年纪轻轻便踏入了官学的大门，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1732年，年仅十六岁的阿桂进入官学接受教育，并在两年后成为廪生，这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由政府资助的学习机会，这是当时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位置。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阿桂凭借着家族背景和个人努力成为了副榜贡生，并很快得到了父亲的荫庇，被任命为大理寺丞，这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清朝的官僚体系之中。
接下来的几年里，阿桂的职业道路可谓是一帆风顺。乾隆三年（1738年），他一举中举，成为了举人，并在次年被授予兵部主事的职位。这个时期，阿桂在仕途上的发展十分顺利，得到了快速晋升的机会。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阿桂已经以户部郎中的身份成为了军机章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意味着他在中央政府的核心决策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十一年（1745年），阿桂因为户部银库被窃事件受到了牵连，虽然并非直接责任者，但由于监管不力，他还是被降职为吏部员外郎。这次打击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但它并没有击垮阿桂，反而激发了他更加努力的决心。
更大的考验发生在乾隆十三年（1747年），当时阿桂跟随兵部尚书班第赴四川处理金川事务。在这次行动中，由于前线将领讷亲和张广泗指挥失误，导致清军在大小金川之战中失利，最终两人都因此被追究责任并处死。阿桂也因为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而受到弹劾，被指与张广泗有关联，并被指控误导了讷亲。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阿桂的命运似乎变得岌岌可危。
幸运的是，乾隆帝考虑到阿克敦的年迈以及阿桂作为独子的重要性，最终决定从轻发落，未对他施以严惩。阿桂得以逃过一劫，但这无疑是他仕途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然而，正是这样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意志，并让他意识到政治生涯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尽管如此，阿桂依然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满洲贵族的身份，在被释放后的次年即得到了重新起用的机会，并逐步恢复了自己的地位，最终在五年后晋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开始了他更加辉煌的政治生涯。
二、随平新疆
阿桂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参与了清朝对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一时期正值清朝决定性地解决准噶尔问题的关键时刻。随着厄鲁特蒙古内部的动荡，乾隆帝抓住机会，派遣大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发动进攻。这一战役旨在完成康熙、雍正两朝未能实现的目标——彻底平定准噶尔。
阿桂最初的任务是在乌里雅苏台管理台站，负责传递公文和供应前方所需的物资。他以勤勉谨慎的态度赢得了乾隆帝的宠臣、靖边副将军成衮扎布的信任。在此期间，阿桂先后被授予参赞大臣、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和工部侍郎等要职，显示了其在军队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就在阿桂在前线积极工作之时，其父阿克敦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去世。阿桂被准许暂时离岗，回京料理丧事。但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了前线继续执行任务。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迅速瓦解，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底（1757年），大部分地区已被平定，但仍有部分残余势力在顽抗。
为了彻底清除这些残余力量，阿桂先是率军策应他塔喇·唐喀禄部，追击意图逃往俄罗斯帝国的辉特部首领舍楞。随后，他又与副将军瓜尔佳·富德一同追捕其他抵抗力量。这一系列的行动展示了阿桂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
正当清军准备结束对准部的军事行动之际，天山南路的回部地区爆发了霍集占兄弟领导的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阿桂奉命前往霍斯库鲁克，与富德汇合，共同追击霍集占兄弟。同年八月，两军在阿勒楚尔（今帕米尔巴尔唐河北雅夫索尔西南）展开激战。此时，叛军凭借数千兵力，誓死抵抗，战斗一度陷入僵局。
在关键时刻，阿桂亲自率领数百名精锐士兵，采取迂回战术，从山脚绕至敌人右侧发起突袭。这一突如其来的攻击让叛军措手不及，阵线顿时大乱。清军随即展开猛烈攻势，叛军损失惨重，被迫逃窜。阿桂继续率军紧追不舍，直到伊西洱库河（即今帕米尔西之喷赤河）再次将敌军包围。
在清军的连续打击下，叛军彻底崩溃，大量敌兵选择投降。霍集占兄弟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少数亲信逃往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北部）。同年十月，巴达克山的首领素勒坦沙向清军献上了霍集占兄弟的首级，宣告了这场叛乱的彻底结束。
三、两驻伊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阿桂被委以重任，前往阿克苏处理战后的善后事宜。面对战乱后军粮短缺的问题，阿桂果断采取措施，将当地的牛羊作为伊犁驻防军的储备粮食，并安排专人进行牧放和照管。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眼前的食物供给难题，也为后续的屯田计划奠定了物质基础。
同年十月，阿桂与定边将军乌雅·兆惠会面，共同商讨伊犁驻军及迁徙阿克苏等地回部农民至伊犁屯田的具体办法。乾隆帝对此高度重视，特地下令阿桂率领军队护送回部农民前往伊犁，并负责屯田的具体管理工作。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伊犁屯田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该地区未来的稳定与发展。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初，阿桂率领满洲索伦兵、绿营兵以及回部农民前往伊犁，开始了屯田工作。伊犁地区在经历了多年战争后，满目疮痍，重建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乾隆帝虽然深知驻军和屯田的重要性，但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他心中并无十足把握。为此，乾隆帝下令各军营大臣讨论如何分兵驻守伊犁。
在这个关键时刻，阿桂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持屯田的观点。他认为，只有通过屯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也能增强清军在当地的存在感，阻止叛军复燃，并抵御外部势力如俄国的侵扰。阿桂的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和支持，并迅速实施。
在阿桂的领导下，屯田工作迅速开展起来。首先，他组织人力制造农具，指导农民和士兵进行农业生产。得益于他们的辛勤付出，当年秋天屯田就获得了丰收，粮食产量翻倍，解决了驻军的粮食需求问题。这极大地鼓舞了阿桂的信心，并促使他进一步推进屯田事业。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阿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屯田的发展。他禁止内地人到伊犁购买牲畜，以保障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他还鼓励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乌什等地的回部民众前来伊犁屯垦，扩大了屯田规模。此外，阿桂建议在伊犁与乌鲁木齐之间设立屯田兵，进一步强化了两地之间的联系。
得益于阿桂的精心筹划和组织，屯田取得了显着成果。据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伊犁的屯田面积达到了八千余亩，粮食产量达到了两万七千一百多石，回屯户均产粮四十石，总产约三万两千石左右。
在推动屯田生产的同时，阿桂还致力于完善屯田管理制度。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他制定了包括兵员补充、钱粮征收、官员选拔、产量分配以及屯军家属养赡在内的具体规定。同年的八月，固勒札和乌哈尔里克两地的城堡建成，乾隆帝亲自命名“安远”城和“绥定”城。这些新城镇不仅是屯田管理的核心区域，也成为吸引四方商贾进行贸易的商业中心，为当地带来了繁荣与发展。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阿桂因其在伊犁屯田事务中的杰出表现，被授予一系列重要职务，包括内大臣、工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和镶蓝旗汉军都统等。随着职位的提升，阿桂的责任和影响力也随之增加。次年（1762年），他又被授予骑都尉世职，并被召回京师，以供职询问方略，显示了乾隆帝对其才干的高度认可。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阿桂抵达北京后，立即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并享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殊待遇。同年七月，乾隆帝对阿桂在军营中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并下令将其一族从正蓝旗抬入上三旗之一。这一决定不仅提高了阿桂家族的社会地位，也是对他个人贡献的一种肯定。随后，阿桂被任命为正红旗满洲都统，并晋升为太子太保，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在京担任军机大臣期间，阿桂深受乾隆帝信任，频繁被委派出京处理地方事务。他参与审理归化城都统法启案件，赴直隶霸州、文安等地督办疏浚工程，并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以署四川总督的身份巡查金川土司郎卡扰边情况。阿桂在处理这些事务时表现出的高效与妥善，赢得了广泛赞誉。
然而，更大的挑战出现在同年四月，天山南路乌什地区爆发了回部民众起义。起义军在首领赖和木图拉的带领下，反抗清朝官吏和当地上层贵族的压迫与剥削。鉴于阿桂对当地情况的熟悉，乾隆帝命令他前往乌什，与伊犁将军富察·明瑞合作，镇压起义。
阿桂与明瑞指挥清军围攻乌什，赖和木图拉在战斗中阵亡，但起义并未就此平息，其子额色木图拉继续领导反抗。从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至八月，清军历经五个月的激烈战斗仍未攻克乌什。阿桂和明瑞最终采取长期围困策略，切断乌什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迫使起义军投降。额色木图拉被捕并被处决，而普通民众则得到了赦免。
然而，乾隆帝对阿桂和明瑞在乌什起义中的表现并不满意，认为他们在处理过程中存在“剿办迟延”、“示怯损威”以及“办事草率错谬”等问题。因此，尽管最终平定了起义，两人仍被“交部严议”，后被从宽留任。阿桂也因此失去了尚书职务，留在伊犁协助明瑞治理事务。
在伊犁期间，阿桂提出了将雅尔城搬迁至楚呼楚的建议，以利用该地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地理位置，改善原先雅尔城距离牧场较远、耕地不足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阿桂被任命为伊犁将军，成为了一位重要的封疆大吏。
四、对缅战争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朝与缅甸贡榜王朝之间的冲突升级，云贵总督明瑞在征缅战争中兵败自尽，这使得清朝面临着严峻的外交和军事挑战。为了应对这一局势，乾隆帝决定派遣高级将领进行反击。大学士傅恒主动请缨，乾隆帝随即任命傅恒为经略，并指定阿桂与钮钴禄·阿里衮为副将军，组成第四次对缅作战的指挥团队。
在接到任命后，阿桂迅速响应，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三月奉召回京，四月被授予兵部尚书的职位，六月又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同年十一月，阿桂抵达云南永昌，随即与阿里衮率领军队进攻缅甸旧都木梳。在此期间，乾隆帝为了确保阿桂能够全力投入对缅作战，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任命明德接替阿桂担任云贵总督。
在备战过程中，阿桂一方面负责指挥军队攻打木梳，另一方面还需关注后勤保障问题。他在率军自铜壁关前往蛮暮督造战船时，向朝廷报告了军粮不足的情况，并请求等待傅恒抵达后再行进攻老官屯。然而，乾隆帝认为阿桂此举是畏战的表现，因此撤销了他的副将军之职，改授为参赞大臣。
同年九月，傅恒抵达前线，清军分三路出击，阿桂指挥蛮暮新造的战船沿大金沙江出兵，与傅恒等会师。在老官屯的战役中，阿桂部署伏兵于甘立寨，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最终与其他两路清军一起围攻老官屯。
然而，由于缅军顽强抵抗以及水土不服导致清军大量减员，加之阿里衮病逝、傅恒重病，形势对清军极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下令阿桂筹划撤军事宜，并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底与缅甸方面达成和议。同年十二月，阿桂被任命为礼部尚书，负责处理战后的善后事宜，但由于他当时仍在云南，因此先由索尔纳代理其职。
与此同时，木邦、蛮暮和孟连等地的土司头目为了避免缅甸的威胁，请求清廷将他们安置于内地。阿桂建议将云南大理、蒙化一带原有的马厂官庄田地划给这些土司头目居住，这一提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阿桂兼任镶红旗汉军都统。然而，由于缅甸方面未能履行议和协议，继续扣押清廷使者，乾隆帝对此感到不满，决定再次调整阿桂的职务，将其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和镶红旗汉军都统等职全部革除，仅保留内大臣的职位，并命令他继续参与军务以求自赎。
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命令阿桂出偏师骚扰缅甸，试图通过消耗对方实力后再行大规模进攻。然而，阿桂则建议应当大举攻缅，这一提议并未得到乾隆帝的认可。相反，乾隆帝认为阿桂的建议不合时宜，并通过手诏严厉批评了阿桂，剥夺了他的官职，但允许其留在军营效力。
五、金川元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正当阿桂因缅甸事务屡遭贬斥之际，四川金川地区的形势再度紧张，清朝的注意力从缅甸转向金川。这一变化为阿桂提供了洗刷旧耻、建立新功的机会。
金川地区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军平定后，虽然暂时恢复了平静，但由于该地区仍由土司管理，各土司之间时常发生争端。乾隆中期以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年老，其孙索诺木开始主持土司事务，并不听从清廷的劝诫，频繁侵犯邻近土司。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索诺木诱杀了革布什扎土司，而小金川的僧格桑也攻打鄂克什和明正土司，公开对抗清朝军队。面对这一局势，乾隆帝命令大学士、定边将军费莫·温福自云南赴四川，率军征讨。
温福鉴于阿桂熟悉四川的情况，决定带他一同前往金川战场。同年十二月，阿桂抵达金川后，由于四川提督董天弼在战场上表现不佳，阿桂被任命为代理提督。清军分两路进攻小金川，阿桂随温福从汶川出发，桂林则从打箭炉出发。在初期战斗中，阿桂率军接连攻克巴郎拉、达木和巴宗等要塞，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月，阿桂继续推进，占领了资哩山和阿喀木雅等地，并因此被授予参赞大臣的职位。然而，桂林在墨垄沟的战斗中失利，被免职。阿桂随即被任命为南路指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阿桂抵达军营后，迅速制定了进军策略。他发现小金川僧格桑盘踞于小金川河北的美诺，而要想攻取美诺，必须先控制其门户僧格宗。为此，阿桂决定首先争夺甲尔木山的战略要地。
在八月的一个夜晚，阿桂利用大雾天气，带领部队秘密集结于墨垄沟，并在拂晓前突然袭击，成功抢占了甲尔木山。乾隆帝得知后，特颁旨嘉奖，并授予阿桂内大臣之职。十一月，阿桂攻占僧格宗，并在十二月被任命为副将军，与温福和丰升额共同进攻美诺。阿桂攻克美都喇嘛寺后，僧格桑被迫逃入大金川与索诺木会合。
阿桂与温福、丰升额会师美诺后，要求索诺木交出僧格桑，但遭到拒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阿桂与温福、丰升额共同上奏，请求三路进攻大金川。此时，阿桂又被授予礼部尚书的职位。在进攻初期，阿桂等人连夺叛军多个要塞，进展顺利。然而，由于温福指挥失误并在战斗中阵亡，战局发生了逆转。索诺木趁机占据小金川，阿桂得知消息后，冷静应对，亲自断后，成功撤退至达河。
乾隆帝在热河行宫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决定加强兵力，授予阿桂定西将军之职，并调派健锐、火器营及吉林索伦兵共四千人支援。阿桂迅速收复了小金川全境，乾隆帝对此大喜过望，赐诗表彰阿桂，并命其迅速转战大金川。
然而，大金川的防御远比小金川坚固，阿桂深知攻克难度较大。他做了充分准备后，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兵分三路进攻大金川。经过两年的激烈战斗和围攻，在多拉尔·海兰察等将士的英勇冲锋下，终于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迫使索诺木投降。阿桂妥善安置了大小金川“归顺”的藏族头领和一般人员，并设置了副将、同知等官职分驻其地，不久设立了懋功厅，废除了原有的土司制度。
阿桂在金川战役中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乾隆帝封其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晋升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处行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月，清军凯旋回朝，乾隆帝亲自到北京城南良乡迎接，并在紫光阁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赐予阿桂紫缰和四开褉袍，以表彰其卓越的贡献。
六、赞襄枢要
乾隆四十二年至乾隆五十四年间，阿桂在处理京城政务的同时，也频繁被乾隆帝派遣到各地处理紧急和棘手的难题，其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治理河工和水利事务。从乾隆四十四年起，阿桂在数年间逐渐成为清廷“综理部务，赞襄枢要”的第一重臣，其地位不断提升，直至成为领班军机大臣。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正月，黄河在河南仪封、兰阳等地决口，阿桂被派往治理。面对复杂的河工问题，阿桂决定在郭家庄开引河，并修建拦黄坝。然而，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加之气候多变，拦黄坝多次被冲毁。阿桂转而在下游王家庄修筑顺黄坝，以积蓄水势，迫使水流进入引河。这一方法最终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奏效，决口被成功堵住。同年十二月，阿桂又被派往浙江勘察海塘工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阿桂抵达浙江后，认真考察了海塘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了相应的修复工作。同年秋季，黄河再次在河南青龙冈决口，阿桂自甘肃赶赴河南，与河道总督李奉翰共同督导堵塞决口的工作。然而，在合龙时，副将李荣吉曾建议暂缓，但阿桂没有采纳。结果，合龙不久后大坝坍塌，黄河再次决口。阿桂自责并上疏自劾，乾隆帝则表示对阿桂的信任，并鼓励他继续努力。经过改进方案，最终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决口被堵住。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阿桂继续被委以重任，多次前往河南、江苏等地治理河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荆州万城堤溃决，阿桂被派去勘察并提出解决方案。他主张先筑坝再挖引河的方法，以治理长江水患。尽管阿桂在治理河工方面的努力并未能彻底解决黄河泛滥的问题，但他确实减轻了水患带来的损失，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除治理河工外，阿桂还被委派处理甘肃地区的撒拉族、回族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马明心的支持下，苏四十三和韩二个领导的起义爆发。清廷紧急调派阿桂和和珅前往督师。阿桂抵达后，凭借精良的武器和兵力优势，成功镇压了起义，并采取措施压制新教徒。然而，这些措施激起了更大的反抗，导致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第二次起义。阿桂再次被派往甘肃，最终攻陷了石峰堡，结束了起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发生林爽文起义，阿桂在外地治水期间，被乾隆帝咨询关于用兵的方略。阿桂建议福康安应当扼守要害，分道并进，这一策略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
七、查办钦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发生了一场被称为“冒赈案”的贪污大案，这起案件是由阿桂揭露和查办的。当时，阿桂与和珅一同被派往甘肃镇压撒拉族和回族起义。在起义期间，甘肃地区时常下雨，这让乾隆帝对近年来甘肃官吏频繁上报旱灾并请求赈济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于是，乾隆帝下令阿桂和陕甘总督李侍尧调查此事。
阿桂和李侍尧经过调查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这起贪污案始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当时的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到任后，与陕甘总督勒尔谨合谋，将收捐监生的米粮改为折色银两，并年年虚报旱灾，以监粮赈济为名，将这些银两私分。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乾隆帝得知此事后，极为震怒，并特别派遣侍郎杨魁到浙江，会同巡抚陈辉祖，将已经调回浙江的王亶望拘留审讯，并抄没了他的家产，查获了赃银一百多万两。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亶望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如何私自改变监粮制度，指示兰州知府蒋全迪暗示各州县官员伪报旱灾，以及如何私分银两的罪状。
根据王亶望的供述，乾隆帝下达命令，判处王亶望死刑，并赐勒尔谨自尽。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被判绞刑，并在兰州将蒋全迪斩首。同时，乾隆帝还命令阿桂彻查甘肃各级官员在此案中的不法行为，并规定凡冒赈私分银两在两万两以上的官员都将被处死。阿桂经过详细的调查和审讯，掌握了参与“冒赈案”的官员人数和冒赈银两的具体数目。最终，共有六十多名道府州县官员牵涉此案，其中二十二名官员被处决，其余的也根据情节轻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阿桂在查办完此案后，还上疏建议增设仓库，储存粮食，以便在需要时救济百姓。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并被采纳实施。
然而，这起案件并未完全结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人举报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存在舞弊行为。乾隆帝再次命令阿桂前往浙江调查此事。阿桂抵达浙江后，严格审讯陈辉祖，并查明了陈辉祖在抄家过程中以银换金、隐藏玉器、抽换朝珠并将王亶望的赃物据为己有的罪行。陈辉祖因此被革职并被逮捕审问。
第二年（1783年）二月，阿桂又揭露出陈辉祖在任职期间，浙江省存在严重的钱粮亏空问题。乾隆帝对此极为不满，最终下令赐陈辉祖自尽。
八、力保晚节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在视察荆州堤工后返回京城，开始了他在京处理政务的最后九年。这期间，他一直致力于处理朝中事务，直至嘉庆二年（1797年）病逝。此时的朝廷政局已逐渐被和珅及其党羽所掌控。和珅凭借其对乾隆帝心意的精准揣摩，深得皇帝宠信，并逐渐在朝中积累了极大的权力。
阿桂虽然身为领班军机大臣，地位高于和珅，但由于多年来频繁被派往各地处理紧急事务，实际上在京城处理政务的时间较少，这也给了和珅机会逐步掌控朝政。阿桂对和珅专权乱政的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但由于乾隆帝年事已高，加上自己也已是古稀之年，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与和珅正面抗衡。因此，阿桂选择了保持距离，不与和珅同流合污。平时除了参加乾隆帝召见的议政会议外，他尽量避免与和珅接触。每当站在御阶旁时，阿桂总是有意与和珅保持十几步的距离，显示出一种“愕然独立”的态度。即使和珅主动与他商谈政事，阿桂也仅是敷衍应对，不与之深入交流。
乾隆帝对阿桂依旧保持着高度的信任与尊重。例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当阿桂的儿子、工部右侍郎阿必达去世时，乾隆帝特意赏赐阿桂一匣饼，并安慰他要“善自宽慰”。
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举办了千叟宴，阿桂被任命为宴会的领班。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其子颙琰，自己成为太上皇。嘉庆元年（1796年），颙琰正式即位为嘉庆帝。在禅位仪式中，阿桂负责“奉册宝”。同年，清廷再次举办千叟宴，阿桂依旧担任领班。同年八月，阿桂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辰，太上皇乾隆帝赐予他“介眉三锡”的匾额，并赠送了“纯嘏懋勋延带砺，耆龄硕望重丝纶”的对联。九月，阿桂以耳聋为由，请求辞去兵部尚书的职务。十一月，因健康原因，阿桂正式退休，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仕宦生涯。
嘉庆二年八月二十三日（1797年10月10日），阿桂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嘉庆帝闻讯后，立即派遣使者前往祭奠，并追赠阿桂为太保。到了九月，嘉庆帝亲自前往阿桂家中致祭，并赐予葬礼，追赠谥号为“文成”，允许其入祀贤良祠。
乾隆时期，四次在紫光阁图画功臣像（定伊犁回部、定金川、定台湾、定廓尔喀），只有阿桂与海兰察“四次皆前列”。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平定西域之役中，阿桂位列前五十功臣的第十七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在平定大小金川之役中，阿桂成为首位功臣；在平定台湾之役中，阿桂仍是首位功臣；在廓尔喀之役中，阿桂本应因爵位高而列首位，但他谦让给主帅福康安，自己位列第二。到了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宣宗爱新觉罗·旻宁下令将阿桂配享太庙西庑，位置高于福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