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一、义利观的哲学溯源：从天命到人性的探索
（一）商周时期的义利萌芽：天命与德政的交织
在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现场，考古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层层甲骨，那些镌刻其上的 “羛” 字，如同穿越三千年时光的文明密码。殷商时期，祭祀被视为沟通天人的神圣仪式，商王通过灼烧龟甲兽骨，根据裂纹走向占卜吉凶。甲骨卜辞中常见 “王其田，亡灾？”“帝降若（诺）？” 的记载，反映出当时人们坚信田猎收获、战争胜负等利益获取，皆取决于是否遵循天命。在这种观念下，违背天命的行为不仅会招致灾祸，更被视为严重的不义之举，会受到神灵的惩罚。
西周建立后，周人在继承殷商天命观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革新。1963 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其内壁铭文中 “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王礼，赐贝十五朋” 的记载，不仅是周成王营建成周的历史见证，更揭示出 “以德配天” 的治国理念。周公旦制礼作乐，将 “义” 从单纯的宗教仪式规范，转化为涵盖政治、伦理、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准则。《尚书?康诰》中 “惟命不于常，汝念哉！” 的告诫，强调天命并非永恒不变，统治者唯有以 “敬天保民” 的仁德治理国家，方能获得天命眷顾。这种将 “义” 与 “德政” 紧密结合的思想，使 “义” 成为衡量利益获取是否正当的首要标准，也为后世儒家义利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孔子的义利革命：从天道到人道的转向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社会陷入 “上下交征利” 的混乱局面。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人口和财富，频繁发动战争，传统的义利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孔子目睹 “八佾舞于庭” 的僭越乱象，深感恢复社会秩序的紧迫性。他在杏坛讲学，以 “有教无类” 的理念广收门徒，打破了 “学在官府” 的垄断，将 “义利之辨” 从天命神学引入人性领域。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提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论断并非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孔子认为，君子以 “义” 作为行为准则，追求符合道德规范的价值；小人则沉溺于物质利益，忽视行为的正当性。他进一步阐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承认人对利益的合理需求，但强调必须通过 “义” 的途径获取。
在周游列国时，孔子多次面临利益诱惑。卫灵公许以高官厚禄，前提是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毅然拒绝，践行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信念。在陈绝粮时，弟子们饥肠辘辘，甚至对人生信念产生动摇，但孔子依然坚持讲学，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 “义” 的坚守。这种身体力行的示范，赋予 “义利之辨” 强大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孟子的义利深化：人性本善的理论建构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将其与 “性善论” 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儒家义利思想的理论体系。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孟子直言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旗帜鲜明地强调 “义” 应优先于 “利”。他认为，人天生具有 “四端” 之心，其中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种道德本能使人们能够辨别行为的是非善恶。
当面临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的抉择时，孟子主张 “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将 “义” 提升到超越生命的崇高地位。在《孟子?滕文公上》中，他提出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承认物质利益对民生的基础性作用，但强调统治者应通过 “制民之产”“薄税敛” 等 “义政”，保障百姓的合理利益。孟子还以 “五十步笑百步” 的比喻，批评梁惠王只关注军事利益，而忽视百姓疾苦的做法，指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行仁义、施德政。这种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思想，使儒家义利观成为完整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
二、历史长河中的义利实践：治世与衰世的镜像
（一）汉唐治世：义利平衡的典范
汉文帝刘恒的治国实践，堪称义利平衡的楷模。他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废除苛政，减轻田赋，将 “义” 落实为 “忠” 于百姓的责任。公元前 167 年，齐太仓令淳于意获罪，其小女儿淳于缇萦上书愿为官婢替父赎罪，汉文帝被这份孝心与勇气打动，不仅赦免了淳于意，更借此契机推动刑法改革，废除肉刑。这种 “哀怜悲其意” 的宽恕之举，既彰显了仁德，又稳定了民心。
在经济上，汉文帝推行 “与民休息” 政策，开放山林川泽供百姓渔猎樵采，在保障国家税收的同时，促进了民间经济发展。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汉文帝还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在位 23 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等都没有增加，为天下百姓树立了节俭的榜样，实现了义与利的良性互动。
唐代贞观年间，魏征以 “忠” 谏闻名，他多次提醒唐太宗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唐太宗虚心采纳谏言，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保障农民利益；同时完善科举制度，打破门阀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晋升通道。在民族政策上，唐朝推行 “华夷一体”，文成公主入藏，带去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官员，如突厥人阿史那社尔为将领。这些举措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又促进了民族融合，展现出超越狭隘利益的大义。
魏征病逝后，唐太宗感慨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种君臣之间基于道义的良性互动，为 “贞观之治” 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贞观年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载 “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成为中国历史上义利平衡、国家治理的典范时期。
（二）宋明衰世：义利失衡的警示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围绕 “义利之辨” 展开了激烈争论。王安石主张 “理财为方今先急”，推行青苗法、市易法等改革措施，试图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以解决北宋 “积贫积弱” 的局面。然而，变法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官员为追求政绩，强行摊派贷款，导致百姓负担加重。一些地方官府在青黄不接时，不论百姓是否需要，都强制他们借贷，还款时还收取高额利息，使得许多农民陷入债务困境。
司马光等保守派激烈反对，认为 “义者，天下之公利”，指责王安石 “兴利之臣，专以聚敛为务”。这场争论本质上是如何平衡公利与私利、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王安石强调通过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来实现国家富强，但在实践中忽视了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司马光则更注重维护传统的义利秩序，担心变法会破坏社会稳定。最终，变法因义利失衡引发社会动荡而失败，北宋的统治危机也进一步加深。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但官场腐败盛行，义利观严重扭曲。张居正改革虽一度振兴国势，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 “争权夺利” 的风气。万历年间的 “国本之争”，持续长达 15 年之久，群臣围绕太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的储位问题争执不下。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等重臣卷入其中，为了迎合皇帝或维护自身利益，不惜违背道义。
在这场争斗中，甚至出现官员因直言进谏被 “廷杖致死” 的极端情况。例如，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立朱常洛为太子，触怒万历皇帝，被贬为广昌典史。这种 “以利代义” 的政治生态，严重消耗了明朝的统治根基，导致朝廷内部党争不断，社会矛盾激化，最终明朝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覆灭，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三、义利观的现代性转化：困境与突破
（一）市场经济中的义利冲突
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与传统义利观产生了激烈碰撞。某互联网企业为追求用户增长，利用算法推送低俗、虚假信息，导致青少年沉迷网络。该企业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习惯和兴趣偏好，精准推送吸引眼球的内容，尽管这些内容可能包含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但为了获取流量和广告收益，企业对其视而不见。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也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
部分金融机构为获取高额利润，设计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最终引发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一些投资银行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证券出售，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刻意隐瞒风险，误导投资者。当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大量次级贷款违约，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无数企业倒闭，大量人员失业。这些现象反映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的弊端，凸显了市场经济中义利冲突的严峻性。
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 过程中，也曾面临义利抉择。某中资企业在非洲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时，起初因忽视当地劳工权益保障，引发当地民众不满。企业为了赶工期、降低成本，安排当地工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且工资待遇较低，还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这一做法引起了当地工会和民众的强烈抗议，项目推进受阻。企业及时调整策略，增加当地员工培训，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并投资建设学校、医院等民生工程。通过这些举措，企业不仅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信任，也为企业树立了良好形象，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展现了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重要性。
（二）职场伦理的重构实践
日本稻盛和夫创立的 “阿米巴经营模式”，将 “敬天爱人” 的哲学理念融入企业管理。每个阿米巴小组都是独立核算的经营单元，但成员以 “忠” 于集体目标的责任感自主经营。当不同小组在资源分配上出现分歧时，通过协商与换位思考达成共识。例如，在京瓷公司，当两个阿米巴小组对某项原材料的分配产生争议时，他们不会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争夺资源，而是共同分析生产需求和整体利益，以寻求最优解决方案。
这种模式使京瓷在多次经济危机中保持稳健发展，其 “利他” 的经营哲学，与儒家 “君子成人之美” 的义利观不谋而合。稻盛和夫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不仅是追求利润，更要为员工、客户和社会创造价值，这种理念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海尔集团推行的 “人单合一” 模式，鼓励员工将个人目标与用户需求紧密结合。当用户反馈冰箱门封条密封性不佳时，研发团队迅速响应，不仅在 48 小时内推出改进方案，还主动回访用户，确保问题彻底解决。此外，海尔内部倡导 “容错文化”，对于创新过程中的失败给予宽容，以 “恕” 道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在海尔的 “人单合一” 模式下，员工不再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是主动的创业者，他们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导向，积极创新，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利益。这种将用户利益置于首位的做法，体现了新时代的义利平衡，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优势。
四、跨文化视角下的义利之辨
（一）西方伦理的义利探索
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强调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认为道德行为应基于纯粹的义务，而非功利考量。这种思想与儒家 “君子喻于义” 在强调行为的道德自主性上存在相通之处。康德认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它所产生的结果，而在于行为者的动机是否符合道德法则。例如，帮助他人不应是为了获得回报或赞誉，而应是出于对道德义务的尊重。
然而，西方功利主义学派主张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这与儒家 “义以为上” 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功利主义者认为，只要某个行为能够带来总体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它可能违背某些个体的权利或道德原则，也是正当的。例如，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功利主义者可能会支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换取多数人的幸福，这与儒家强调的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追求义利和谐的思想有所不同。
在企业管理领域，西方 “利益相关者理论” 主张企业应兼顾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等多方利益，这与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 的思想不谋而合。例如，美国的巴塔哥尼亚公司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的核心使命，不仅推出可回收的户外服装，还将部分利润捐赠给环保组织。该公司认为，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还要对环境和社会负责，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体现了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价值追求。
（二）宗教文化中的义利表达
基督教 “爱邻如己” 的教义，与儒家 “仁者爱人” 在倡导关爱他人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基督教的爱源于上帝的启示，是一种神圣的命令；儒家的义利观则基于人性本善的哲学前提，认为推己及人的道德行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在基督教中，信徒被教导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这种爱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并且是对上帝诫命的遵循。
伊斯兰教强调 “合法经营”（halal），禁止高利贷和不正当交易，这种商业伦理与儒家 “以义制利” 的思想殊途同归。在伊斯兰商业活动中，任何形式的欺诈、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商人必须遵守公平、诚实的原则进行交易。例如，在中东地区的传统集市中，商人会自觉遵守这些规则，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
犹太教《塔木德》中 “不要论断你的邻居，直到你身处他的位置” 的训诫，也蕴含着换位思考、兼顾他人利益的智慧。犹太教教义教导信徒要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处境，避免因片面的判断而伤害他人。这种思想与儒家的恕道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强调在人际交往中要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人。
五、义利观的当代挑战与未来展望
（一）数字时代的伦理困境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暴力、信息泄露等问题频发，背后折射出义利观的扭曲。某明星因舆论误解遭遇大规模谩骂，部分网友在未核实真相的情况下，肆意发表攻击性言论，甚至进行人肉搜索，严重侵犯他人隐私。这些网友为了追求网络关注度和自我表达的快感，完全忽视了道德底线（义），将网络空间变成了发泄情绪和攻击他人的场所。
一些营销号为了获取流量和商业利益，故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例如，在某些热点事件中，营销号为了吸引眼球，编造不实细节，引发社会恐慌和混乱。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也破坏了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凸显了数字时代义利观失衡的严重问题。
在人工智能领域，算法偏见引发了广泛的伦理争议。亚马逊曾开发的招聘算法因系统性歧视女性被停用，该算法在训练过程中，由于历史数据中存在性别偏见，导致对女性求职者产生不公平的评价。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面部识别技术中，一些研究表明，某些面部识别系统对深色皮肤人群的识别准确率明显低于浅色皮肤人群。
这些现象提醒开发者，在设计技术时，应以 “忠” 于公平正义的态度，避免技术沦为追求商业利益的工具。如果算法设计只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其对社会公平和人权的影响，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背离了科技发展应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初衷。
（二）全球治理的义利抉择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中国秉持 “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的理念，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项目中，中方不仅完成港口建设，还投资建设医院、学校、住房等民生工程，以 “忠” 于合作共赢的态度，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面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中国倡导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恕道促进文明互鉴，这种超越狭隘利益的做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在气候治理领域，中国提出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既 “忠” 于全球减排目标，又以恕道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中国积极履行减排承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同时通过南南合作，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将责任担当与包容理解相结合的方案，展现了义利观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重要价值。
从殷墟甲骨上的神秘刻辞，到数字时代的算法伦理；从孔子杏坛的谆谆教诲，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的千年哲思始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嬗变。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碰撞的时代，儒家义利观为解决现代性困境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当我们以 “义” 为准则规范利益追求，以 “利” 为基础践行社会责任，就能在个人修身、商业经营、全球合作中，找到实现和谐共生的密码。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更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义利之辨必将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继续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六、教育场域中的义利启蒙与重塑
（一）传统蒙学的浸润式教化
在徽州古村落的蒙学馆内，《三字经》“融四岁，能让梨” 的朗朗诵读声中，先生常以北宋范仲淹 “划粥断齑” 的故事，诠释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大义。苏州文庙保存的明代《义利辨》碑文，记载着当地书院将义利观融入日常考核：学子需每月撰写 “义利日记”，记录生活中面临的利益抉择。岳麓书院的 “会讲” 传统中，朱熹与陆九渊围绕 “义利之辨” 展开的鹅湖之会，其争辩内容被整理成《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后世学子明辨是非的圭臬。这种将经典诵读、榜样示范、思辨讨论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使义利观如春雨般渗透进学子的精神世界。
（二）现代教育的创新实践
芬兰的 “现象式教学” 将义利观融入现实课题。在 “城市贫困问题” 的探究中，学生需分组设计帮扶方案，教师引导其思考：“若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弱势群体权益，是否背离社会正义？” 新加坡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设置 “商业伦理沙盘推演”，模拟企业面临成本压缩与质量保障的两难抉择，培养学生权衡义利的能力。北京某中学开发的 “模拟联合国” 课程，学生在讨论国际气候协议时，不仅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还需从全球生态大义出发制定方案，这种沉浸式学习让抽象的义利观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智慧。
七、科技浪潮下的义利新困境与突破
（一）人工智能的伦理迷局
当 deepmind 研发的 AlphaFold 破解蛋白质折叠难题时，其选择公开数据库的决定引发热议。团队成员在《自然》杂志撰文称：“若将成果私有化，虽能获取巨额利润，但违背科学探索的公义精神。” 反观人脸识别技术在部分社区的滥用 —— 未经居民同意采集数据用于商业推送，这种 “见利忘义” 的行为，导致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以法律强制企业在技术应用中遵循 “数据最小化”“用户知情同意” 等义利平衡原则。
（二）元宇宙的规则重构
在 decentraland 的虚拟世界里，玩家自发成立 “数字伦理委员会”，制定《虚拟土地公约》：禁止通过算法操纵土地价格，要求建筑设计必须保留 30% 公共空间。韩国首尔打造的 “元宇宙市政厅” 设置 “数字听证会”，当虚拟商铺税收政策引发争议时，系统自动生成利益相关方的模拟画像，帮助决策者从多元视角权衡税收政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这种技术手段使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恕道获得数字化表达。
八、文明对话中的义利观交融
（一）宗教伦理的跨文化共鸣
印度教《薄伽梵歌》中 “履行职责而不执着于结果” 的教诲，与儒家 “君子素其位而行” 的义利观形成呼应。在世界宗教和平大会上，佛教 “不杀生、不偷盗” 的五戒与伊斯兰教 “合法经营”（halal）原则、犹太教《塔木德》“借贷不得取利” 的规定，共同被归纳为 “全球商业伦理十大准则”。梵蒂冈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天主实义》手稿，记载着利玛窦将基督教 “爱邻如己” 与儒家 “仁者爱人” 相融合的传教实践，展现出义利观在文明对话中的创造性转化。
（二）哲学体系的碰撞与创新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 “交往行为理论” 强调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被中国学者与儒家 “絜矩之道” 进行对比研究。在中欧跨文化论坛上，双方学者共同提出 “数字时代的义利共识”：既需保障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也要建立 “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 确保技术向善。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将阳明心学与康德伦理学结合，在《善的研究》中提出 “义利辩证统一” 的新命题，为东亚现代性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义利实践
（一）国际援助的责任担当
中国在非洲实施的 “万村通” 工程，不仅为 2.5 万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还同步建设太阳能发电站、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埃塞俄比亚的项目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企业没有像西方公司那样漫天要价，而是手把手教我们掌握技术，这才是真正的义利兼顾。”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 153 个国家和 15 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同时公开疫苗研发数据，这种 “达则兼济天下” 的行动，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为 “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树立新标杆”。
（二）生态治理的全球协作
“国际红树林联盟” 推动的跨国生态修复项目中，各国科学家共享监测数据，企业主动调整沿海开发计划。印度尼西亚的红树林保护项目引入 “生态补偿机制”：伐木企业需按砍伐面积向保护区域支付费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这种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与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相结合的实践，使全球红树林面积在 2020 - 2023 年间实现首次净增长。
十、义利观的未来图景
（一）星际探索中的伦理前瞻
NASA 的 “火星社会模拟实验” 制定的《星际殖民宪章》明确规定：任何资源开发必须保留 30% 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禁止私人企业垄断关键资源。当 Spacex 提出 “火星房地产计划” 时，科学界发出警告：“若在火星重复地球的资本掠夺模式，将违背人类探索宇宙的根本大义。” 这种前瞻性讨论，预示着义利之辨将在星际文明中继续指引人类的价值选择。
（二）生物科技与人性本质的坚守
面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突破，“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 通过《香港宣言》，禁止用于增强人类性状的生殖细胞编辑，强调技术应用必须遵循 “不伤害”“尊重人类尊严” 的义利底线。脑机接口技术的开发者主动成立 “神经伦理联盟”，要求产品必须具备 “用户意识自主权”，防止技术沦为操控工具。这些举措表明，在科技狂飙的时代，义利之辨依然是守护人性本质的最后防线。
从商周青铜器上的祭祀铭文，到量子计算机中的算法代码；从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辙印，到火星探测器的探索足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的千年哲思始终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在物质极大丰富却又面临精神困惑的今天，重思义利之辨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关乎人类文明走向的关键抉择。当每个个体、企业、国家都能在利益追求中坚守道义底线，在价值创造中践行社会责任，我们终将构建起一个既充满活力又不失温度的美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