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双抢季节的一天晚上，队里召开社员大会。大家吃过晚饭后陆续来到会场。所谓会场，就是在我三舅家门口的地坪里。晚上九点，会议开始，队长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他身边坐着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其实队里好多人都认识他，早已纷纷向他打过招呼，他就是我们的区委刘书记。
那时，我们县下设区，区管理几个公社，公社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是生产队。生产队也有大小，小的几十人，多的一两百人。我们生产队不大也不小，全队有160多人，265亩水田。队长又是大队干部，负责治安保卫工作，大家叫他治保主任。刘书记解放前曾在我们这一带搞过地下工作，所以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或认识他。
队长安排了下一阶段的生产任务，强调各组按时完成抢收抢种，争取在立秋前把晚稻秧全部插完。说完，队长请刘书记作指示。
刘书记从长条板凳上站起来说：“各位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大家辛苦了。我这次来，是和古家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参加双抢的，不是作什么指示来的。从明天起，我就大家当中的一员，和大家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我讲完了。”
刘书记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一下子拉近了与社员们的距离，大家立即鼓起掌来。
第二天清晨，我的大舅牵了一头大水牛，背着犁走到一块田边准备犁田。这时，刘书记也过来了，他对大舅说：“让我来犁吧！”说完，就从大舅手里接过牛绳，把牛牵到犁前，上好牛颈架，随着他“嗤”的一声，牛拉着犁迈开了步子。刘书记左手拉着牛绳，右手扶着犁手，脚跟犁走，只见犁坯均匀地翻在他的身后。快到田头时，刘书记一声“啦”，牛听到喊声停下了，刘书记麻利地调转犁头，左手轻轻一拉，牛就调过头来了。
在田边观看的大舅佩服地说：“不愧是庄稼汉出身的干部，是个干活的里手！”
太阳出来了，热浪滚滚，干活的社员们虽然大汗淋漓，但大家手中的活儿一点也没放松，有人不时地打两声“喔嗬”，好像这样就能招来风一样。
队里的田有“简作”和“连作”之分，简作是指早稻快分蘖前在中间插上晚稻秧。早稻成熟后，社员们担着禾架子下田，每割好一把稻子就先放在禾架子上，割满一担，从田里担到事前准备好的堆放地。半夜或凌晨，男社员会去用扮桶扮禾（脱粒）。扮禾是按重量计分的，所以有的社员很早就去了。早稻收完后，田里的晚稻秧就露出来，只要进行中耕就可以了。中耕一般先打石灰，后用脚踩掉禾兜杂草搅动泥巴，禾苗就能茁壮生长了。“连作”是指收完早稻后，要把田重新犁过来平整后再插晚稻秧。简作的田大都在山冲泥脚深一些的地方，连作的田大部分在门口或靠近路边泥脚浅一些的地方。简作的产量相对低一点，为了增产增收，后来就基本上取消了简作。
我们队里的田大部分已经实行了连作，因此，干活就更显得累一些。每收割完一丘田的稻子，就要犁过来平整好，接着马上插秧。可以说，在双抢季节，那是全队男女老少齐动员，收割的、打谷的、晒谷的、犁田的、插秧的人都由队长或组长安排得妥妥当当，大家按时出工，忙而有序。
刘书记戴着一顶旧草帽，不是在这块田里割稻子，就是在那块田里插秧，或者扶犁耕田。他不是那种挽起裤子露出白白腿的干部，他的肤色与我们农民没有两样，都是那种黑黑的带点古铜色的皮肤，与他坐在一起，有一股泥腿子的味道。白天他与社员们同甘共苦，奋战在双抢一线。晚上他伏在一张旧书桌前，在煤油灯下看文件，或与前来找他的公社和区里的干部谈话，常常半夜过后，还看到他的身影。
一天，刘书记来到我们组插秧，他和我并肩插，只见他左手从稻田里捡起一把秧，右手拇指和食指迅速地分出来秧来，插到轮子的十字上，他插秧的手极快，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一把秧很快就插完了，他没有伸腰，顺手从旁边拾起一把秧，又快速地插了起来。我插秧的速度本来也比较快，但在刘书记面前，我却相差甚远，不久就落在他的身后了。他插到田边没有上岸，而是掉过头帮我插。
双抢即将完成时，队长突然发现育的秧不够，因为种子在播下去的时候，被麻雀之类的鸟类吃掉了一些，生得不是很齐整，整个生产队至少要差六七亩田的秧。队长从其他几个生产队了解到，他们同样也出现了缺秧的情况。
一天收工吃完晚饭后，妈妈让我拿了一包鸡蛋去牛石公社赵家冲看望在三伯父家中居住的婆婆，因为听说她生病了。到三伯父家已是9点钟了，婆婆的病已经好了，看到我去很是高兴，三伯母连忙去厨房里煎了两个荷包蛋给我吃。三伯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一开口就问我们队的稻子收完没有，我说收完了，就是少了一点秧，还有六七亩的田没有秧插。三伯父说：“秧，我们队上还有半块田的秧多，你们来拔就是了。”
我起身就走，赶回队里向队长汇报。队长听说后，立即组织社员随我去拔秧。那时已近半夜，刘书记听到外面有响动，跑出来一打听，知道是去拔秧，就和我们一起去了。
从我们队上到我三伯父队上有五六里地，我带着大家来到三伯父告诉我的秧田里后，大家立即下田拔了起来，刘书记在我的旁边拔秧，路上他已听说是我得到的这个信息，很是高兴。他对我说：“小鬼，你可帮了队上的大忙了。”
等我们拔完这块田的秧，回到生产队时，已是凌晨4点多了，刘书记和我们一样，倒在床上打了一个盹，就下田插秧去了。
刘书记吃饭是由队里派饭的，派饭就是轮流到社员家里吃饭，接到派饭通知的社员家里为刘书记做一天的饭菜，当然不是专门做给他吃，只不过在桌子上多添一双筷子罢了。但是，他每天吃完饭时，会给这家付粮票和伙食费，如果不收他的钱和粮票，他会生气，说：“你让我犯错误呀！”
那天，刘书记轮到来我家吃饭，大妹和二妹上学去了，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弟弟小妹吃饭。刘书记来了后，立即跟妈妈打招呼：“大嫂，给你添麻烦了。”
妈妈说：“麻烦什么？你又不是没吃过我做的饭。”
“大嫂是，呀，你看我，你不是潘家湾的赵嫂子吗，怎么来这里了。”刘书记这才认出妈妈来。
“这是我的娘家呀，大兵团作战时转到这里来后就在这里安家了，没有再回潘家湾。”妈妈说。
“喔，都10年了，我记得人民公社成立时，跟老赵来过你家几次，那时候跟在婆婆后面在地下打滚的孩子多大了？”
妈妈指着我说：“就是他呀！”
刘书记惊讶地说：“都长这么高了，难怪我见到他似曾相识的样子，原来你就是当年在地下打滚的小屁孩呀！”刘书记摸了一下我的头，笑了起来。
妈妈端了4个荷包蛋给刘书记吃，他从碗里夹了一个给小妹，又夹了一个给弟弟，最后还夹了一个放进我的碗里，妈妈说：“给你吃的，都夹给他们了。”
刘书记夹了剩下的一个鸡蛋往嘴里送时说：“我这不是吃了吗。”
吃过早饭，刘书记对我说：“小明，今天我们两个去扮禾怎么样？”
我说：“好呀！我们到汤家嘴去扮吧。”
刘书记和我各挑了一担箩筐来到烫家嘴堆放稻谷的地方，在扮桶上插好摭挡后，立即扮了起来。
我扮了一会儿，就问刘书记说：“刘伯伯，听说你解放前在我们这一带做地下工作，你给我讲一讲那时候的故事吧。”
刘书记说：“好吧，我就讲一段在你们这一带遇险的事吧。我的家是浏阳西乡，靠近长沙县，说话有长沙口音，与你们这一带说话相差很远。我长大后又在长沙码头上干活，说的是地地道道的长沙活。后来组织上派我到浏阳做地下工作，为了方便与当地群众交流，我学会了讲浏阳话，也学会了当地干的农活。那天，我在县城被敌人发现了，只好赶快从南门口冲出来，一口气跑到了南流桥，这时，追击我的敌人离我不远了。当时正是寒露季节摘油茶子的时候，我见山上有人在摘茶子，就跑进茶山，跟他们说明来意。一个青年把我的草帽往箩筐里一丢，把他身上背篓里的茶子倒进箩筐里盖住我的草帽，又把他头上的草帽摘下给我戴上，让我爬到树上摘茶子。当敌人追来不见了我的踪影，便问摘茶子的人：‘你们看到一个讲长沙话的人跑过来没有？’那个青年手往七鸦尖山上一指，刚才好像有一个人往那边跑去了。敌人转身走后，我才从树上跳下来。后来，我发展这个青年加入了共产党，也成为了一个地下工作者。”
“刘伯伯，你说的这个青年不会是古正吾吧？”我问。
“是呀，就是他。”刘书记说。
“他是我干爷哩（干爹），难怪前几天我看见他来看你了。”我说。
“是吗？你干爷哩是个好人，可惜没有文化，不像你爸爸那样在旧社会里上过高小，识文断字的。”刘书记说。
双抢结束了，刘书记也要回区里去了，临走前，他握着队长的手说：“明年我会再来和大家一起搞双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