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日的软磨硬泡，以及幕僚鹿文渊的不断劝说下，胡延宴最终还是拨给岳和声三千石的粮食。
与陕北延安府相比，渭北一带也就是盗匪多了些，旱灾、饥荒的程度倒没有延安、庆阳严重。
就在延绥巡抚前往西安府借粮的时候，陕西籍官员行人司行人马懋才从山西平阳府入延安府。
一踏入延安府，便能清楚的看到官道两旁的田地已经荒芜，土地因久旱少雨而龟裂，拖家带口逃亡者不在少数。
随意找了几个老乡打听一番，才知延安府自去年开始已经一年多没下过雨了。由于长期不下雨，不仅草木枯死，甚至连百姓的日常饮水都成了问题。
短短一日的行程，马懋才便与随行人员就像是经历了人间炼狱一般。什么卖妻鬻子、以草根树皮为食、用白石充饥的现象随处可见，这还仅仅只是踏入延安府的第一日。
若非一路上有随行人员护卫，恐怕马懋才没走数里就会被路过的百姓打劫了。
马懋才一行人并未直接前往延安府，而是先沿着延水抵达了延长县。询问当地百姓之后，才知道清涧、绥德、米脂等县的旱情尤为严重，马懋才随即决定北上。
接着，马懋才一路探查了延川、清涧、绥德州、米脂、府谷等县的灾情。
一个多月后，马懋才方才抵达了延安府城西北方六、七十里外的安塞城。
在安塞县城城西，马懋才见到了此生令自己永远都无法忘怀的一幕。只见一两个幼儿被人丢弃在了粪堆之间，孩子不停的哭嚎，却无人理会。
等到次日清晨，这些幼儿全部都没了生机，紧接着便是新的幼儿被扔在粪场。
从附近的百姓口中，马懋才还得到了令人极为惊悚的消息。有人对落单的行人、孩童下手，然后煮人肉吃。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马懋才还是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直到亲眼看到有人锅里煮着肉，灶下烧着人骨，马懋才信了。那一刻，马懋才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无间地狱一般，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没过几日，马懋才等人从延安府南下，开始探查西安府的灾情与匪患。
十月初，远在京师的崇祯皇帝终于收到了来自锦衣卫的密奏，渭北旱情、以及王二造反的消息传到了崇祯帝的口中。
崇祯皇帝大怒，准备下旨将胡延宴革职下狱。随后，与众臣商议陕西旱情、匪患的解决办法。
恰逢其时，左副都御史杨鹤向崇祯帝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谋求天下大治的要领在于培植元气。”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八杨鹤传》载：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搢绅构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
大致意思就是，天下大治的要领在于养元气。大规模的征伐、战争，不断的加派，会使得朝廷的财政紧张，百姓也会受到损伤。辽左、川贵兵败，使得朝廷的元气受到了损害。
朝廷内官员结党，相互倾轧，阉党也谋害好官，士人的元气受到了损害。如今，国家大病初愈，还没有调理好，应培植元气。
当时，许多人把杨鹤的这些话当成了名言。
弘治年间，为了应付蒙古右翼满官嗔部领主火筛的进攻，朝廷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但此后多次废除。直到嘉靖朝时期，三边总督才成为定制，开府固原，秋防移驻花马池。
如今，担任三边总督的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武之望。但，武之望在崇祯二年三月因国事忧郁成疾，自杀身亡。
接任武之望的便是那位提出“培植元气”的杨鹤。
身为朝廷的靖辽侯，刘卓对于朝中的一些事情自是能够通过朝廷的邸报得知。
崇祯元年的五六月份，当在邸报上看到陕西的旱灾与匪患，刘卓立马就想到了西安府的高胡二人。刘卓随即就给二人去了一封信，嘱咐二人没有自己的命令，切勿轻举妄动。
尽管刘卓的所为影响了历史走向，但是陕西境内的农民的旱灾、农民起义则是依旧在原有的轨道上发展。
没有了辽东建虏的祸乱，朝廷必然会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陕西的乱局上来，如此便会对现今的辽东、山东少了些关注，这才是刘卓所希望的。
陕西境内的第一波农民起义，如王二、王嘉胤、王大梁、王左桂、神一魁等农民起义首领，很快就被官军所杀。
高迎祥虽然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但也在崇祯九年被孙传庭伏击，兵败被俘后押送京师。
在清剿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有一人表现的极为亮眼，此人就是洪承畴。
不仅多次击败农民起义军，还杀了不少起义军首领。
短短数年的时间，洪承畴便从四品的陕西督粮参政升为三边总督。并且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成为明廷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军事统帅。
无论是在封建社会，亦或者是前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中，严重干旱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农作物减产、歉收。若是干旱长期持续，则会使得农作物颗粒无收。
此外，干旱还会导致湖泊、河流的水位下降，部分河流断流、干涸，严重影响百姓的生活。
解决明末干旱的办法只有两个，其一多垦田地，增加粮食产量，或从南方、南洋其它国家运送粮食到中原地区。如暹罗、安南、吕宋、蒲甘、吴哥等国。
第二种办法就比较残忍了，人为或者自然的降低人口数量。如天灾、战乱、人为屠戮等。
前世，一些历史学家与人口学家认为明末时期的人口大约在六、七千万左右。与明初洪武年间的人口（明初人口七千万左右）没有太大差别。
这是不客观的，明朝立国两百多年，虽然内部并不稳定，但整个王朝并没有大规模的征战与自然灾害。在此基础上，人口数量翻一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此，许多学者估计，明末的人口至少过亿，甚至达到了一亿五千万人。
要知道，即便是身处那个经济发达的社会，全球人口过亿的国家也仅仅不过十六个。
而在这十六个国家中，亚洲的国家就占了一半。
人口基数庞大，有利有弊。
在这个封建社会，人多意味着国家可征收的赋税就多了，朝廷能够调动人力就多，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但，船大难掉头，同时也意味着，朝廷抗击、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
与陕西相隔数千里之外的辽东。
早在努尔哈赤执政时期，辽东地区就经常遭受水旱灾害。作为一个落后的奴隶制政权，努尔哈赤为了获得粮食，不得不发动战争来解决物资匮乏的困境，甚至还多次向朝鲜借粮。
历史上的辽东闹饥荒，皇太极为了节省粮食甚至不让蒙古各部的王爷前来朝见。
努尔哈赤除了打仗、渔猎之外，也带人垦荒屯田，但是常常无法自足。许多战事进行到一半，便被努尔哈赤叫停。
刘卓之所以将目光瞄向东北，确实是因为东北的肥沃的黑土地与极好的自然环境，以及便捷的水运。
历史上，自清朝开始，沙俄始终对对中国东北的疆土虎视眈眈。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国力不断衰弱，对边疆的控制能力也大不如前。
从1858年至1878年，沙俄派出了多批军队非法入侵东北松花江等地。
咸丰十年（即1860年），清政府对黑龙江实施了局部开禁的政策，鼓励百姓移民边疆。
十多年后，清政府彻底取消了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所有禁令，“闯关东”由此开始。在清政府的鼓励下，大量的关内百姓不远万里来到了东北地区，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东北。
清政府通过增加东北地区的人口，不仅抵御外来入侵，还发展了东北的经济。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东北人口约为三百万，但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的人口总数超过了一千八百多万。
第二次大规模的开发东北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中国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以及嫩江流域进行大规模的开垦与农场经营，一度使得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美誉。
即便是崇祯年间全国大旱，黑龙井、松花江等地依然不受干旱的影响，算是一块宝地。
但仅凭辽东不足百万的人口、以及各地的野人女真部落，是无法完成对黑龙江的开发的，即便是从各地不断的迁移流民至辽东。
所以，刘卓在将目光瞄向辽东的时候，又与郑芝龙合作，不断的从南洋各地运粮食至山东。至此，刘卓在大明各处的布局算是彻底告一段落。
自从大败辽东建虏后，或许是因为自身实力大损而缺乏安全感的缘故，刘卓心中那股称霸天下的想法也淡了许多，反倒希望能过些安稳平静的日子。
如今的山东，既不会面临建虏的不断劫掠，更不会在登莱二府重现吴桥兵变，算是明朝境内不错的安居享乐之所。
即便是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历史上的吴桥兵变再次在山东上演，自己也可翻手镇压。
历史上，山东在经历了吴桥兵变后，局面变得极为混乱，盗匪四起。不仅对山东地区的社会与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日渐衰弱的大明朝也是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