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姐的变化不仅仅在舞台上。在幼儿园的天台花园，小朋友玩的时候，原本她是大家的中心，也是其中玩得最活泼的。然而，就是突然之间，小朋友们在开心的玩耍的时候，洋洋姐就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她总是用小小的双臂环抱自己，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洋洋姐原本明亮的眼睛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愈发困惑与迷离，她的眼神里开始盛满那时尚且年幼的我还看不懂的忧愁。
高燕霞一家住在她爸当年被招待所分到的房子里，也在崔东，距离我家很近。晚上有时候我妈和燕霞姨都下班早的话，她们会去市政府幼儿园，接上我和洋洋姐，然后一起回家。要是换做以前，洋洋姐能一路上蹦蹦跳跳地直到到家；可是忽然有一天，她回家的路上再也不蹦蹦跳跳了，而是低着头含着胸默默地走路。
洋洋姐到底是怎么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连我妈妈都看出来小洋洋的变化。在有一次从市政府幼儿园接了我，全家人一起去奶奶家吃晚饭的路上，我妈方真真跟我爸王彬聊起来这件事。方真真叹了口气说道：“吴建东再这么跟燕霞打下去，小洋洋都该留下心理阴影了。我该怎么劝劝燕霞？他们可别打了！”
王彬问：“还是因为吴建东要辞职下海的事情？吴建东铁了心要下海？”
方真真回答道：“嗯，我问过我爸了。其实按照政策吴建东是可以停薪留职的，假如在外面如果闯荡得不够成功，他到时还能回到机关。可吴建东递交的是辞职申请，挺决绝的，完全没有再回来的意思。吴建东说既然要做一件事，就别给自己留退路，省得之后婆婆妈妈瞻前顾后。”
王彬不无遗憾地说道：“那你现在再劝高燕霞，估计也没啥用。他们俩，一个把编制看得像命一样；另一个呢，已经铁了心了，几头牛也拉不回来。这俩人，没法往下走下去了。”
方真真感叹：“你说这深圳有啥好？！让吴建东这么着迷，撇家舍业的，连老婆和孩子都不要了！”
王彬叹了口气，没有回答方真真，自己却边走边陷入沉思。深圳，那个光怪陆离的都市。
我爸王彬第一次去深圳出差是在八十年代。在当时，整个深圳都仿佛是一个大工地，城中村与高楼大厦交错而立，满城都是年轻而充满野心的面孔。又过了几年，王彬再去深圳，高楼像雨后的春笋般越冒越多，越长越高，人站在这些高楼大厦的下面，渺小得就像蚂蚁。深圳那些灯红酒绿的歌舞厅王彬虽然没有去过，但听也听过里面有多活色生香，据说，那里跟燕东的白天鹅歌舞厅很不一样，跟招待所的歌舞厅就更不一样了。
他们就这么带着我又走了好一会儿，王彬才自言自语般地说道：“我看啊，这往后下海的人会越来越多。人呐，都是拿脚投票的。”
这下，轮到方真真叹气了，她惋惜地说道：“那以后，可就要苦了小洋洋了！”紧接着，她又认真地跟被她抱在怀里的我说道：“美璟宝蛋儿，你要多跟你洋洋姐玩，要多逗她开心，知道么？”
***
我妈可真高看我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都还稀里糊涂没玩明白呢，又哪里懂得如何逗别人开心呢？很多年后，我才对自己当时没能好好安慰洋洋姐而感到愧疚：在刚到小托儿所的时候，是洋洋姐的陪伴让我走出了进入新环境的恐惧；可当洋洋姐不再快乐的时候，我竟然什么都没有做！
1992年，正是我开心得最没心没肺的时候。我认为进了幼儿园从此就是大孩子了，嘴里叽里呱啦背出的唐诗总能得到招待所各个阿姨舅舅的夸赞。而且每天下了幼儿园，晚上还有《小龙人》可以看。
“我头上有犄角，我身上有尾巴，谁都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小龙人的主题曲我到现在都还能哼唱出来。不开心的坐在角落里的洋洋姐，不再引起阿姨们的注意，能唱歌还会背唐诗的我成了阿姨们的宠儿。
市政府幼儿园与小托儿所截然不同，是个小小的名利场。在这里，负责照看我们这些小孩的人，不叫阿姨叫老师。老师对我们每个小朋友不同的态度往往取决于我们各自父母官职的高低；但她们不会对任何一个小朋友特别坏，因为谁都不知道你爸或你妈明天会不会一下子青云直上。理论上，每一位小朋友父母的未来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不过，这里的家长们鸡娃的心情是一致的。我那时所加入的小班，小朋友们大多周末被家长领去上各种艺术班——书法、绘画、芭蕾、钢琴，全部都是精准打击家长工资的昂贵兴趣爱好，可家长们依然给孩子报这个班报那个班，忙得不亦乐乎。
我爸爸妈妈不知道该怎么给我选，除了我已经开始学习的电子琴，他们更是干脆一下子把书法、芭蕾也都给我报上了，而绘画班也正在排队挤进日程的路上。我妈认为，当我通过书法学会了拿笔之后，就可以再追加一门绘画课了。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一个小孩儿干嘛要学那么多东西，干嘛要那么累？
高燕霞阿姨没有给洋洋姐报那么多学习班，那个时候，一边闹离婚一边忙着招待所餐厅部事务的她，早已经焦头烂额，如何还有心花朵般培养自己的小女儿？只有餐厅部里心细的副厨师长老管，在洋洋姐下了幼儿园回到市政府招待所的时候，变着花样地给她做番茄锅包肉、雪面豆沙、冰糖葫芦等各种那时小孩子最爱吃的食物，连带着让天天与洋洋姐一起下幼儿园的我也沾了不少光。
这些美食却对洋洋姐的心情起不到任何影响。吴洋洋小小的美丽的脸庞上，已经呈现出散不开与她幼小的年龄所不匹配的的忧愁与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