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治格局下，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博弈贯穿始终。徐彦，这位曾执掌丹阳尹要职的东晋官员，虽在浩瀚史海中的记载略显零散，却以卓越的政治智慧与刚正不阿的操守，在京畿重地的治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丹阳尹一职不仅关乎都城安危，更直接影响朝廷政令推行，徐彦在此任上的作为，成为透视东晋政治生态与地方治理的重要窗口。
徐彦活跃于东晋中后期，大致历经穆帝至孝武帝在位时期。这一阶段，东晋王朝外有北方前秦政权的军事威胁，内部则面临门阀士族争权夺利、流民武装崛起等复杂局面。特别是在\"淝水之战\"前夕，东晋政权在军事防御与内政建设上都面临巨大压力。丹阳郡作为京畿重地，治所位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东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这里不仅是朝廷政令的中枢，也是门阀士族聚居、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然而，繁华背后隐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士族豪强肆意兼并土地、大量隐匿人口以逃避赋税；流民因战乱涌入，加剧了资源分配的紧张；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盗匪横行，严重影响都城稳定。
徐彦出身于次等士族或地方豪族家庭。这类群体虽没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顶级门阀的显赫地位，但凭借世代积累的文化底蕴与地方影响力，仍有机会跻身仕途。东晋朝廷为平衡门阀势力、维持统治稳定，常常选拔此类士人担任关键地方官职，徐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凭借出众的才学与理政能力获得重用。
丹阳尹一职位高权重，需同时处理政务、军事、民生等多重复杂事务。徐彦到任后，迅速对当地局势进行深入调研，针对积弊已久的问题，推行了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改革举措。他借鉴西晋\"土断\"政策，主持大规模人口清查行动，组织官吏深入基层丈量土地、核实人口信息，将侨居流民编入本地户籍并明确土地归属。这一举措既充实了朝廷税源，又让流民获得合法身份得以安定生产。面对士族的阻挠抵制，徐彦果断弹劾公然抗命的豪强，以强硬手段确保政策推行。
水利建设也是徐彦主政丹阳的重点。丹阳地区水网密布却水患频发，农田灌溉难以保障。徐彦亲自勘察地形，组织民众疏浚秦淮河及其支流，加固堤坝，构建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并推广\"龙骨水车\"等先进工具。他还设立农官指导百姓科学种植，鼓励发展双季稻与桑蚕养殖。在他的努力下，丹阳郡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成为东晋重要的物资供应基地。
吏治整顿方面，徐彦深刻认识到\"吏不良则政败\"，上任后全面裁撤庸碌贪污官员，选拔廉洁能干者充实岗位。他设立举报箱鼓励百姓检举不法行为，并亲自审理重大案件。《晋书·食货志》记载，在徐彦任期内，\"京畿狱讼减半，吏民肃然\"，丹阳郡法治环境焕然一新。
军事防御上，徐彦招募精壮流民组建乡勇并定期训练，既解决流民就业又增强地方防御力量。在桓温、桓玄父子势力扩张的关键时期，徐彦周密部署，顽强抵抗，确保了都城安全，为朝廷争取战略时间。
徐彦的为官之道，不仅体现在务实高效的施政举措上，更彰显于其独特的政治智慧与高尚的人格魅力。面对士族的强大势力，他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在处理某王姓士族侵占公田案时，徐彦顶住压力依法处置，同时通过联姻、举荐其子弟等方式缓和关系，既维护了法律尊严，又避免引发更大的政治风波。生活中的徐彦清廉节俭，宅邸\"不饰华彩，唯置经史数卷\"，俸禄大多用于赈济百姓与修缮学校。他设立义仓，丰年储粮、灾年放赈，深受百姓爱戴，被尊称为\"徐公\"。
徐彦在丹阳尹任上的治理实践，对东晋社会产生了多方面深远影响。经济上促进了京畿繁荣，保障朝廷物资财政；政治上维护了都城稳定；军事上保障了京师安全；文化上提升了江南文化水准。其治理经验为南朝京畿管理提供重要借鉴。然而，作为门阀政治下的官员，徐彦的改革也存在局限性。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东晋\"政出多门\"的政治格局，部分改革措施在触动士族核心利益后难以持续深化。
尽管史料记载零散，通过《晋书》等典籍仍能勾勒出一位兼具儒家理想与实干精神的杰出官员形象。历代学者评价其为\"东晋京畿治理的典范\"，认为他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既坚守儒家\"民本\"理念，又展现出务实的政治智慧。其清正廉洁的品格、刚柔并济的理政风格，成为中国古代循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官员树立了\"居其位，尽其责\"的精神标杆，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