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晏者，西汉宣帝朝大臣也，其籍里、家世及早年行迹皆湮没于史，唯《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其于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拜为大鸿胪，跻身九卿之列，方为后世所知。大鸿胪一职，始于秦之典客，汉景帝时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始称大鸿胪，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凡诸侯王入朝、封拜诸侯、少数民族朝贡、接待外国使者、主持诸侯王丧葬礼仪等事，皆属其辖，实为西汉中央政府处理外交与民族事务之核心官职，非亲信重臣不能任之。徐晏能居此位，足见其于宣帝一朝，德望、才学或行政能力必有过人之处，深得朝廷信任。
汉宣帝刘询，乃西汉中宗之君，其在位期间（公元前74年—公元前49年），承武帝、昭帝之余绪，励精图治，整饬吏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又降服匈奴，囊括西域，开创“孝宣中兴”之局。五凤元年，正是宣帝统治中期，国家政局稳定，社会经济渐趋繁荣，但边疆民族事务仍纷繁复杂——匈奴内乱已历数年，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分立，彼此攻伐，匈奴部落或降汉、或迁徙，汉朝需妥善处置降附匈奴贵族，协调各方关系；西域诸国虽已纳入西域都护府管辖，然小股势力叛乱、诸国间纷争仍时有发生，需中央遣使安抚、调解；此外，关东诸侯王国虽经武帝“推恩令”削弱，然诸侯入朝觐见、爵位承袭等礼仪事务仍需严格规范，以防诸侯势力再生事端。徐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任大鸿胪，肩负起为宣帝处理四方藩属与诸侯事务的重任。
观西汉大鸿胪之职责，首要者为接待诸侯与藩属使者，主持朝会礼仪。五凤元年前后，匈奴呼韩邪单于已显露降汉之意，其部落贵族或先遣使者入汉通好，徐晏身为大鸿胪，需依汉廷礼仪，引导使者觐见宣帝，安排其食宿，传递双方讯息。《汉书·匈奴传》载，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匈奴呼遬累单于率众降汉，宣帝“封呼遬累单于为列侯”，此类降附贵族的封爵仪式，必由大鸿胪主持——徐晏需先核验降者身份、降附诚意，再拟定封爵礼仪流程，引导降者拜受爵位，同时向其宣示汉廷威德与怀柔政策，既彰显汉朝天朝上国之地位，又安抚降者之心。此外，西域诸国如乌孙、龟兹等，常遣使者入汉贡献方物，徐晏需负责接收贡品，核验数量与质量，再引使者面见宣帝，奏报诸国近况；若使者有请求，如请求汉朝出兵助其平定内乱、请求联姻等，徐晏需先与相关部门商议，再将意见奏请宣帝裁决，充当汉廷与西域诸国沟通之桥梁。
其次，大鸿胪掌诸侯王朝聘、丧葬之事。西汉自“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权力虽被大幅削弱，但诸侯王仍为宗室贵胄，其入朝觐见之礼仪、频次，以及死后丧葬规格，皆由大鸿胪统筹。需明确的是，五凤元年前后，宗室中对皇权仍存潜在威胁者，非宣帝之弟（宣帝为汉武帝曾孙，无同父弟），而是汉武帝第四子、宣帝的叔祖父——广陵王刘胥。刘胥于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封王，封地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其人身材高大、力能扛鼎，却行事骄纵、不守礼法，自昭帝时便对皇位抱有觊觎之心，常暗中以巫蛊之术诅咒在位君主，至宣帝朝此行为仍未停歇。徐晏任大鸿胪期间，若刘胥依制入朝，其需严格规范刘胥的觐见礼仪——从入长安城门的导引，到朝见宣帝时的站位、跪拜、奏对，皆需依《汉仪》而行，既体现宗室亲族之谊，又凸显君臣尊卑之别，以防刘胥借礼仪疏漏试探皇权、滋生事端。此外，若有旁支诸侯王薨逝，徐晏需奉宣帝之命，前往诸侯王国主持丧葬仪式，核定仪仗、陪葬品数量，监督王国官吏处理丧事，确保不逾制、不违礼，维护宗室秩序。
再者，大鸿胪需参与制定边疆民族政策，处理民族纠纷。五凤元年，匈奴内乱加剧，“五单于争立”之局初现，汉朝朝堂之上，关于如何处置匈奴降者、是否出兵干预匈奴内乱，大臣们意见不一。徐晏身为掌管民族事务的九卿，必参与此类廷议——他可基于日常接待匈奴使者、掌握匈奴内部动向的经验，向宣帝进言，如建议对降附匈奴贵族采取“封侯赐爵、就地安置”之策，以吸引更多匈奴部落归汉；对仍在观望的匈奴单于，则采取“遣使安抚、示以威德”之法，避免其与汉朝为敌。此外，西域诸国间若因领土、财物发生纷争，如莎车与于阗争地，西域都护府奏报中央后，宣帝可能命徐晏与西域都护府官员商议解决方案，或遣使前往西域调解，徐晏需拟定调解文书，明确汉朝立场，确保西域诸国遵守汉廷裁决，维护西域稳定。
除上述核心职责外，大鸿胪还下辖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等属官，徐晏任内，需整顿属官队伍，规范属官职责。行人令掌迎送宾客，译官令掌翻译外国语言文字，别火令掌宫廷炊事防火，郡邸长丞掌各郡国在长安的官邸。徐晏需确保译官准确翻译外国使者言语，避免因翻译失误导致外交误会；监督行人严格依礼仪迎送宾客，不使汉廷颜面受损；督促别火令与郡邸长丞做好宫廷防火与郡邸管理，保障朝廷日常事务与诸侯、使者住宿安全。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后期大鸿胪属官多有增减，徐晏任内虽未见属官调整记载，然其必对属官进行日常考核与管理，以保证大鸿胪府衙高效运转。
值得注意的是，五凤元年至二年，宗室与边疆事务多有交织：一边是徐晏主持匈奴降者封爵、规范诸侯礼仪，另一边是广陵王刘胥的谋逆迹象逐渐暴露——五凤二年，刘胥诅咒宣帝之事被揭发，宣帝派廷尉审讯，刘胥最终自杀，封国废除。此事件中，徐晏虽未直接参与审讯，但作为掌管诸侯事务的大鸿胪，其此前对刘胥入朝礼仪的严格把控、对诸侯动向的关注，实则为皇权稳定提供了间接保障，避免刘胥借礼仪场合传递谋逆讯息或煽动宗室。
徐晏任大鸿胪的具体时长，《汉书》未明确记载，仅知五凤元年其始任此职，至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百官公卿表》载“弘农太守韦贤为大鸿胪”，由此推断，徐晏任大鸿胪约四年。在这四年间，西汉边疆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匈奴呼韩邪单于于甘露元年遣子入汉为质，正式降汉；西域都护府所辖诸国愈发臣服，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关东诸侯王国因刘胥事件后，宗室监管更严，无重大叛乱。这些成就的取得，虽得益于宣帝的英明决策与汉朝长期的军事威慑，然徐晏作为大鸿胪，在接待匈奴降者、调解民族纠纷、规范诸侯礼仪等方面，必付出诸多努力，为“孝宣中兴”局面的巩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遗憾的是，《汉书》除记载徐晏任大鸿胪一事外，未提及其一言一行、具体功绩，更未载其卸任后的去向与结局。或因西汉后期史料散佚，或因徐晏行事低调，无惊天动地之举，故不为史家详载。然观西汉历史，九卿皆为朝廷重臣，其任内所为，虽未必皆能载入史册，然必与国家治乱兴衰息息相关。徐晏以大鸿胪之职，于宣帝中兴之世，默默处理四方藩属与诸侯事务，维护汉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规范宗室礼仪秩序，其功虽不彰显，然亦不可磨灭。
史家司马迁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西汉诸臣中，如卫青、霍去病之流，以军功彪炳史册；如董仲舒、公孙弘之辈，以思想、政治成就名垂后世；而徐晏之属，虽无显赫功绩，然身居九卿，恪尽职守，实为汉朝官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正是无数如徐晏这般的官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方撑起西汉王朝的统治大厦，成就“孝宣中兴”的盛世。徐晏之名，虽仅见于《汉书》寥寥数字，然其大鸿胪之职，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已足以让我们想见其当年在朝堂之上、外交场合中，为汉朝四方安定奔波忙碌的身影，亦足以让我们将其视为西汉中期官僚群体的一个缩影，载入西汉历史的长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