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昉，生卒年不详，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着名人物画家，活跃于盛唐艺术巅峰时期，其画艺精湛，尤擅人物肖像与世俗风情，虽正史记载简略，但历代画论与地方文献中零星记述，勾勒出这位盛唐画师的艺术人生。
据《历代名画记》残卷及《唐画拾遗》载，徐昉出身吴郡（今江苏苏州）书香世家，自幼受江南文脉熏陶，对丹青之道展现出过人天赋。其父在当地担任小吏一职，虽然官职不大，但却对书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和高雅的品味。由于他的爱好，家中收藏了许多历代名家的真迹，这些珍贵的书画作品无疑为徐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
徐昉自幼便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父亲的影响下，他早年拜吴郡画家杨庭光为师，潜心研习顾恺之“以形写神”的绘画理念。在杨庭光的悉心指导下，徐昉的绘画技艺日益精进。
然而，徐昉并不满足于仅仅学习杨庭光的风格，他渴望更广阔的艺术视野和更多的绘画技巧。于是，他毅然决定离开家乡，踏上了前往长安的旅程。
在长安，徐昉游历了宫廷画院和民间画肆，广泛接触了各种风格的绘画作品。他虚心向宫廷画师请教，学习他们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表现手法；同时，他也深入民间画肆，观察民间艺人的创作过程，汲取他们质朴而生动的艺术灵感。
通过长时间的游历和学习，徐昉博采众长，将不同风格的绘画技巧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他的作品既保留了顾恺之“以形写神”的精髓，又融入了宫廷画院的细腻和民间画肆的生动，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唐玄宗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绘画艺术迎来黄金时代，宫廷与贵族阶层对书画需求旺盛。徐昉因画艺出众，被荐入长安，常为权贵名流画像，亦曾参与宫廷壁画创作。他善画人物，题材涵盖宫廷贵族、文人雅士、市井百姓乃至释道神像，尤以肖像画最为人称道。史载其画像“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能精准捕捉人物的神情气度与内心世界，时人赞曰“徐生落笔，如见其人”。
在艺术技法上，徐昉继承了六朝以来的工笔重彩传统，又融入盛唐的雄浑气象。他用笔细腻遒劲，线条流畅自然，既注重人物外形的精准勾勒，又着力于神情意态的传神刻画。设色方面，他偏好明快富丽的色调，善用晕染技法，使人物肌肤质感饱满，衣纹褶皱层次分明，尽显盛唐服饰的华美质感。其代表作《长安贵游图》描绘了盛唐贵族宴游的场景，图中人物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从衣着打扮到器物陈设，皆细致还原了开元盛世的社会风貌，被后世画论评为“盛唐风俗画之典范”。
徐昉的创作不仅限于贵族题材，亦关注民间生活。他曾游历江淮、巴蜀等地，将途中所见的市井百态、乡野风情纳入笔下，其《渔樵耕读图》以朴素的笔触描绘劳动者的生活场景，人物形象真实生动，摆脱了宫廷绘画的程式化束缚，体现出人文关怀。相传他为民间艺人画像时，无需久坐静观，仅片刻观察便能下笔，且形神毕肖，因此在民间享有盛誉。
盛唐时期画坛名家辈出，吴道子以宗教画称雄，张萱擅绘宫廷仕女，徐昉则以肖像画与风俗画独树一帜。他不慕仕途，潜心艺事，虽曾受唐玄宗召见，却婉拒了宫廷画院的官职，选择以布衣之身游历四方，专心创作。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沦陷，徐昉辗转避乱于江南，此后事迹渐少。推测其晚年隐居吴郡，以授徒作画为乐，将毕生技艺传承后人。
徐昉的画作在唐代广为流传，甚至远播新罗、日本等地，对东亚绘画产生了一定影响。可惜其原作大多散佚于战乱，仅部分摹本传世，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人游春图》（传为徐昉摹本），仍可窥见其艺术风貌。历代画论对其评价甚高，将其与张萱、杨宁并称“盛唐人物三杰”，赞其“笔精墨妙，尽得人情之态”。
作为盛唐绘画的重要代表，徐昉以精湛的技艺捕捉了时代的精神风貌，其作品既是艺术瑰宝，也是研究盛唐社会生活的珍贵史料。他坚守艺术本心、博采众长的创作态度，以及关注现实、贴近民生的艺术追求，为后世画家树立了典范，其名字虽未被正史浓墨重彩记载，却在中国画史上留下了浓淡相宜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