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那隋炀帝杨广，历经万险方才从雁门关之围中脱困而出。经此一役，他意识到始毕可汗此次翻脸，两国之间政治和外交关系已然陷入僵局，短时间内不会再有缓和的余地。另外，和突厥的恩怨，不能皆依赖那远嫁突厥的义成公主孤身犯险，以维护娘家的利益。
正因如此，考虑到巩固边防的问题，隋炀帝开始命人组织征招大批劳工修缮被突厥攻毁的城池，调拨大量精锐兵力前往北方边塞，充实守军力量，加强对北方突厥的防御。
杨广被围雁门关事件发生后，各地的农民起义和贵族叛乱此起彼伏，犹如燎原之火般迅速蔓延开来，使得本就风雨飘摇的隋朝政局愈发地动荡不安。
然而，就在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隋炀帝竟然犯下了一个作为君主最为低级且绝不应当出现的致命错误。身为一国之君，理应一言九鼎、金口玉言，但此刻的他却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将自己曾经亲口许下的诺言抛诸脑后。
想当初，当他身陷重围之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重重奖赏那些奋勇前来营救他脱离险境的有功将士们。可如今，他却像是患上了选择性失忆症一般，全然忘却了自己所做过的承诺，成为了画下的大饼，让那原本令人期待的丰厚赏赐变成了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不仅如此，杨广还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及国家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朝臣们的苦苦劝谏，执意要继续实施他的巡游计划。仿佛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抚慰他那颗因大难不死而躁动不已的小心脏。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南方江都（今江苏扬州）之路，打算在那里休养生息、纵情享乐。
公元616年七月，身在江都的隋炀帝面对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和权贵叛乱，选择了逃避现实，沉溺于酒色之中不再关心国家的安危，在那里度过了隋朝灭亡前的大部分时间。这一年，对于隋朝来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年份，隋炀帝的逃避现实和自我放逐，不仅加剧了隋朝的内部矛盾，也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而且，更过分的是，48岁的杨广在经历挫折后，性格表现得十分焦虑、烦躁、易怒，就像被提前逼出了更年期，对劝谏的大臣说杀就杀，毫不留情。
早在公元607年，杨广继位之初，隋朝的开国元勋，隋文帝杨坚的得力助手，曾任尚书左仆射的高颖（字昭玄），因劝谏隋炀帝不要沉迷声色、不理朝政，而被处死。
公元616年，以正直敢言着称的大理寺丞崔民象，多次向隋炀帝进谏，希望皇帝能够体察民情，勤政爱民，最后因劝谏隋炀帝不要南巡，被杨广割掉下巴后，当场打死，他的尸体还被隋炀帝下令肢解，以示威慑。
同年，建节尉任宗，深知国家正值动荡时期，南巡不仅会加剧国库的空虚，还可能引发更多的民变。因此，他毅然上书极力劝谏隋炀帝放弃南巡的计划。然而，隋炀帝并未采纳任宗的建议，反而因其直言而大怒，最终下令在朝堂上用杖将任宗打死。
不久后，在隋炀帝巡游江都途中，时任奉信郎王爱仁上表请求隋炀帝返回西京，以稳定国家政局，杨广未加理会。隋炀帝到达汜水（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时，王爱仁再次上表请求返回西京，隋炀帝大怒，命人将他就地处死，继续南行。
这些直言进谏的大臣们虽然未能改变隋炀帝的决定，并且因此丢掉了性命，但他们的忠诚和勇气却成为了后人敬仰的典范。
突厥从雁门关撤军后，李世民此时已经跟随云定兴来到洛阳，这位刚步入社会的小伙子正在承受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
他在一年前可是抱着鸿鹄之志，满怀希望的告别家父，想要一鸣惊人，闯出一番功业。这可好，自己的计策在雁门关解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本以为凭借此等功绩，必能得到朝廷加官晋爵和丰厚的赏赐。然而，漫长的一年时间过去，他非但没有等来梦寐以求的封赏却传来了昏君杨广要南巡的消息。
更令他义愤填膺的是，面对众多忠臣良将的苦苦劝谏，这位无道昏君不仅置若罔闻，甚至还肆意残杀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官员。
想到此处，李世民不禁咬牙切齿，心中暗暗思忖道：“如此昏聩残暴之君，我又何必再保他？这般倒行逆施，只会让天下苍生受苦受难！”
于是，他立即赶往云定兴府邸，讲明来意，辞别云定兴，归家拜见父母去了。
自从隋炀帝杨广率领着满朝的文武百官以及数量众多的宗室贵胄，浩浩荡荡地移驾到了江都之后，偌大的朝堂之上竟然没了主持大局之人。如此一来，全国各地的起义军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崛起，趁着这股混乱之势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太原是隋朝北方的重要军事重镇，也是农民义军多发之地，突厥士兵又在不断滋扰太原边境，此时杨广身边无人可用，在这焦头烂额之际，他突然又忆起了那位与自己有着血缘之亲的皇亲国戚——李渊。
于是，一道圣旨从江都传出，李渊被擢升为右骁卫将军，职位级别为正三品，同时杨广还任命李渊为太原道安抚大使，不仅负责太原地区的军事防御，还承担了安抚地方、与突厥外交谈判等重任。
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对于李渊而言究竟是难得一遇的机遇，还是令人焦头烂额、难以应对的巨大难题呢？他上任后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考验？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