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大军在绛郡经过一番休整，士气如虹，继续往东南方向前行，行至龙门，李渊命大军扎下营寨，与麾下诸位将领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下一阶段的战略。
龙门，这座黄河之上的重要渡口和关隘，坐落于山西省河津市西北与陕西韩城交界处的黄河峡谷出口。现今前去龙门，依然能感受到其地势的险峻与壮美。两面巍峨的大山如同天堑一般，将汹涌澎湃的黄河紧紧夹在中间。河水在狭窄的河道中奔腾咆哮，仿佛要破“门”而出，黄涛滚滚，势不可挡，一泻千里。
值得一提的是，龙门还是“鲤鱼跳龙门”这一典故的发源地，寓意着不屈不挠、逆流而上的奋斗精神。相传，在上古时期，大禹治水时便凿开了龙门，使其成为黄河的重要咽喉。自古以来，龙门便是晋、陕两地的交通要道，亦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回溯历史长河，龙门在无数次的军事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见证了太多的英勇与智慧，承载了太多的荣耀与沧桑。如今，我们深入探究龙门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背景以及深刻的文化意义，方能更加透彻地领略这一战争时期极具战略意义的地标。
就在此时，刘文静与突厥将领康鞘利率领着五百名突厥士兵和两千匹战马风尘仆仆地抵达了军营。
原来，在攻占霍邑之前，刘文静受到李渊的委托再次出使突厥。此次出使，他一方面是为了催促突厥可汗提供支援，另一方面是暗中探查刘武周与突厥结盟的相关事宜。
刘文静凭借出色的外交才能，再次巩固了与突厥盟友的关系，探得刘武周与突厥族的结盟实则是泛泛之交的利益关系，他们并不是十分靠谱的朋友，暂时不会对李渊义军后方造成威胁，便催促突厥可汗尽快发兵，于是成功带回了突厥的支援力量。
李渊看到刘文静回来，喜出望外，对他慰劳有加，并称赞道：“你所带回的突厥队伍，兵少马多，正合我意，你可真是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不辱使命啊！”
李渊所谓的“兵少马多，正合我意”，其考虑的是突厥骑兵战斗力虽强，但人数不必过多，这样融入己方军队后才能易于管控，不会对整体布局构成威胁。
而刘文静此刻带回的两千匹战马，对唐军而言却是价值连城。在古代战争中，马匹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尤其对于李渊麾下的义军骑兵部队而言，犹如久旱逢甘霖，正是发展壮大的关键，能够极大地增强唐军的机动能力和战斗力。
李渊现场奖赏了刘文静带回支援之功，刘文静拜谢后，退下交接安置突厥兵马去了。
刘文静退去后，李渊与众将官继续研究行军计划。此时兵卒来报，说是汾阳人薛大鼎在营外前来求见。
薛大鼎（出生不详—654年），字重臣，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唐初着名廉吏。薛大鼎出身官宦世家，其父薛粹为隋朝介州长史。隋文帝杨坚死后，汉王杨谅起兵反叛，薛粹因参与叛乱被杀，薛大鼎因年幼免死，流放辰州。唐朝建立后，薛大鼎历任山南东道副大使、鸿胪少卿、沧州刺史等职，政绩卓着，尤其在沧州任内，修渠治水，发展农业，深受百姓爱戴。
薛大鼎一生清廉，勤政为民，其政绩卓着，深受百姓爱戴。他与冀州刺史郑穗本、瀛洲刺史贾敦颐并称为唐代三大“铛脚刺史”，在河北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
李渊听过此人名号，速命人将薛大鼎领入帅帐。
简单寒暄过后，薛大鼎说明来意，一是想要投靠李渊义军，奉献微薄之力；二来是有一计献上，不知能否助义军一臂之力。
这位汾阳的谋士，目光中透着一种沉稳与睿智。他恭敬地向李渊进言道：“大将军，依在下愚见，莫要攻打河东。河东地势险要，城防坚固，若强攻必定会损耗诸多兵力。您且看那黄河，龙门之地虽险，却也是可乘之机。我军若直接从龙门直济黄河，此乃出其不意之举。”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蘸了蘸茶水，在桌上简单地画出地形，“到了对岸，便是永丰仓。那永丰仓乃是粮食储备的关键之地，囤积着大量的粮草。我军一旦占据，粮草无忧。此时再传檄远近，关中各地的隋朝守军知晓我军兵锋所指且粮草充足，必定人心惶惶。他们或为保命，或为顺应大势，纷纷归降于主公，那关中之地，不战而可坐取啊。”
薛大鼎的建议从战略意义上来说，是极为大胆且富有前瞻性的。他跳出了常规的军事部署思维，没有将眼光局限于一块一块地攻城略地。河东虽重要，但在他的计划里却成为了一个可以绕过的障碍。通过直取粮食储备地永丰仓，从根本上瓦解关中守军的抵抗意志，这等于在敌人的阵营内部制造了一场无形的“粮荒恐慌”，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成果。而直接发布檄文的做法更是基于对隋军人心向背的把握，在军事威慑的同时辅以政治宣传，欲速战速决地打开通往关中的大门。
李渊听后，微微眯起眼睛，沉思良久。他的心中权衡着利弊，觉得薛大鼎的话确有几分道理。攻打河东确实是啃硬骨头，自己虽有一定兵力，但也不想过多损耗在坚城之下。从龙门渡河虽说有风险，但以奇制胜或许可一举奠定胜局。他心中暗暗盘算，脸上露出犹豫之色。
然而，听闻薛大鼎的建议，诸位将领却不这么想。一位将领站出来说道：“大将军，河东乃是有用之棋。攻下河东，既能扩充我们的地盘，又能断了敌方可能从侧翼攻击我们的念想。若舍河东而直取关中，恐怕后患无穷。”
其他将领纷纷附和，七嘴八舌地表达着攻打河东的决心。
李渊看着众将，心中明白他们考虑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叹了口气，对薛大鼎说：“薛先生，你所言之事，本王亦知其中妙处。但诸位将领之意也是为全局考虑，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虽然未能采纳薛大鼎的建议，但李渊深知他有非凡的谋略。于是说道：“先生一片忠心，提出的策略亦是高瞻远瞩。本将虽不能当下从之，但也不能埋没先生之才。”
说完，便任命薛大鼎为大将军府察非掾，负责监察百官是否有过错、纠举不法行为、维护法纪、利用其对官员行为的了解，为大将军提供决策参考等工作。
这时，任瑰求见，李渊立即召他进来。任瑰拜过李渊后，提出了他的建议。
任瑰，字玮，是隋唐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任瑰自幼失去父亲，由伯父任忠抚养成人。他19岁时被朝廷征召，出任灵溪县（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县令，后迁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司马。
李渊起兵时，任瑰被任命为河东县户曹，并成为李建成的老师。他的战略规划能力为李渊提供了重要支持。
河东县（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位于黄河以东，是河东郡的一部分。河东郡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北依吕梁山与临汾市接壤，东耸峙中条山和晋城市毗邻，西、南与陕西省渭南市、河南省三门峡市隔黄河相望。这一地区地形以运城盆地、临汾盆地为核心，加上相邻的吕梁山脉（南段）、中条山脉和太岳山脉的山区地带构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河东郡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要事件，如秦朝平定河西后占领河东，巩固了政权，为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汉代邓禹平定河东，为东汉政权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东汉末年，汉献帝避难夏县禹王城。唐朝时期，河东设河东道，作为京都长安重要的屏障，特别是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河东的收复对于唐朝具有重要意义。
户曹是地方官府中负责户籍管理和人口统计的部门。其职责不仅包括户籍管理，还涉及祭祀、农桑等事务。
任瑰以其智谋着称，后来他在新安（今河南省洛阳市下辖的一个县）大破王世充，为李世民争取了宝贵时间，因此被封为管国公。他还参与了对抗徐元朗、辅公祏等叛乱势力的战斗。任瑰晚年受到李建成事件的牵连，被降为通州都督。李世民即位后，他重新获得重用，担任兵部尚书，但最终因纳妾过多，劳累过度而死。
任瑰从一位苦难孤儿成长为唐朝的开国功臣，他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他的智慧与勇气，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人世无常。
此时，李渊面临着是否攻打河东屈突通和直取关中的两个战略选择。正史《资治通鉴》中记载了河东户曹任瑰向李渊所提建议。任瑰建议李渊派遣自己前往冯翊（今陕西韩城一带）游说当地英雄豪杰，规劝他们望风投诚。
任瑰建议道：“关中豪杰皆翘首以盼义军的到来。我任某人在冯翊任职多年，结识了许多当地的英雄豪杰，若唐公派遣我去游说，他们必定会望风归顺，冯翊太守萧造是个胆小之人，必会主动投降。义军从梁山渡过黄河，直指韩城，逼近邰阳。至于当地贼盗好汉孙华等人，也会远迎义师。如此一来，义军便可长驱直入，占据永丰仓，进而占领长安，届时关中便唾手可得。”
冯翊是古代的地名，其地理位置和行政划分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变迁。冯翊治所主要指的是今天的大荔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黄河、洛河、渭河从境内流过，且渭、洛二水在大荔汇合后流入黄河。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出入秦晋的关隘和交通要道，素有“三秦通衢”“三辅重镇”之称，为兵家争夺的战略要地。韩城和合阳同属冯翊郡管辖。
韩城位于陕西省东部黄河西岸，是关中盆地东北隅的一座古城，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韩城不仅是“华夏”之根，河山圣地，还拥有“文史之乡”和“关中文物最韩城”的美誉，198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邰阳，是今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位于渭南市东北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坐拥濒临黄河沿岸，有着“一条黄河，十里荷塘，百种珍禽千眼瀵泉，万顷芦荡”的美誉洽川风景名胜区；以及地貌奇特，被誉为“蝎子山”，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文化特色的福山景区；还有因有“一峰如柱，上接云天”之象，由此而得名的天柱山，是黄河日出的最佳观赏地。
合阳县还是《诗经》开篇之作《关雎》的诞生地，被誉为“诗经合阳”。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而且合阳的美食种类多样，口味独特，尤其是合阳的农家菜，色香味俱全。推荐尝试合阳的辣子豆腐、踅面、羊肉糊饽等地道美食。
合阳县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县城，也是一个拥有丰富旅游资源和文化底蕴的地方。无论是自然风光、历史文化遗产还是美食文化，合阳县都值得读者朋友们去探索和体验。
任瑰认为，通过攻打韩城和逼近合阳，可以迅速占领永丰仓，进而占据长安，从而稳定关中局势。
永丰仓位于今日陕西省大荔县境，作为当时京师长安附近的重要粮仓，不仅是一个粮食储备基地，也是中国历史上粮食管理和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政府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粮食储备和调配的智慧。永丰仓旧址位于西安西仓南巷，现已成为“西仓市集文创公园”，成为西安城市记忆的一部分。永丰仓在隋末的杨玄感、李渊起兵事件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渊接受了任瑰的建议，计划分兵攻打河东，封任瑰为银青光禄大夫，让他写信招抚孙华等人，并负责游说关中豪杰。自己则督率大军转赴壶口。这一策略最终帮助李渊迅速占领了关中地区，为唐朝的建立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任瑰的建议不仅展示了他的战略眼光，也为李渊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支持，对李渊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渊大军到达壶口后，准备渡过黄河。
隋朝的壶口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壶口镇，是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东濒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壶口镇，西临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壶口乡。闻名中外壶口瀑布便在这里，位于今日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和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之间，是中国第二大瀑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
壶口是连接山西和陕西的重要通道，唐高祖李渊在占领绛郡（今山西省运城市绛县）后，选择绕过隋朝名将屈突通重兵把守的河东，向壶口前进，准备从壶口下游的禹门口西渡黄河。
沿岸百姓早已听闻，积极主动献上船只百余艘，李渊深为感动，当即分配置于水师。这时，收到招抚信件的孙华赶忙过河来见李渊，李渊看到孙华来了，非常高兴，说道：“孙华来了，我的事情就能成功了。”
李渊与孙华手拉手交谈了很久，并未因孙华是贼寇小瞧于他，而是鼓励并夸赞他的才能，然后任命孙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待取得冯翊后，继任冯翊太守，并让他统领自己的部下加入义军，其部下立下军功的，委托孙华自行封官赏赐。
孙华很是感激，当场表态愿意做先锋，引军渡河。李渊于是派偏师（指在主力军翼侧协助作战的部队）先渡河，又封任瑰为招慰大使，让他去劝抚河西未归降的郡县和守城官员，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尽快归降。
自此，李渊在公元617年七月十五日于晋阳城乾阳门吹响反隋的号角起义兵，至617年八月十五日义军兵至龙门（今山西河津），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位未来的唐高祖已经带领他的义军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
李渊的义军，自出乾阳门，便如同燎原之火，沿途不断有民众响应参军，还有一些地方势力和小股武装归附，使得兵力得到了显着的扩充，迅速壮大，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民心所向的生动体现。
李渊起兵之初，便发布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这篇檄文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指隋炀帝的昏庸和暴政。我们前几章描绘的隋朝末年的惨状，正是当时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饥荒、瘟疫、无休止的征战，这些沉重的负担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李渊的檄文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希望，许多有志之士和强壮的民众纷纷投奔他的麾下，希望能够推翻暴政，迎来一个新的黎明。
与此同时，李渊的军队在行进的过程中，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富商大贾和豪强大族看到李渊的军队纪律严明，对待百姓秋毫无犯，纷纷献出粮食、钱财和兵器。百姓们面对旱灾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甚至自发献粮，支援义军。这种全民支持的局面，为李渊的军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也让他的起义之路更加宽广。
这一个月的时间，也是隋朝统治秩序彻底崩溃的过程。地方官员在隋炀帝的长期压迫下，早已失去了对隋朝的忠诚，看到李渊的势力迅速壮大，纷纷选择投诚。这种从上至下的瓦解，不仅反映了隋朝内部统治的腐败和无力，也预示着隋朝即将走到尽头。
隋朝将官的投诚，更是加速了隋朝的灭亡。这些将领在隋炀帝的无道统治下，早已心生不满，而李渊的起兵给了他们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李渊不仅对投降的将领给予宽容的待遇，还重用他们的才能，这让许多隋将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未来。这种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是隋朝无法挽回败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八月十五日，当李渊的军队到达龙门，站在黄河岸边，望着滚滚东流的河水，他的心中既有对未来征程的无限憧憬，也有着一丝忧虑。前方的道路充满了未知和挑战，更强大的敌人还在等待着他和他的义军。但此刻的李渊，已经不再是一个月前那个晋阳城中被隋炀帝随意拿捏的小吏，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势力的领袖，一个有望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
李渊知道，这场革命才刚刚开始，他必须带领他的军队，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走向胜利。面对多方势力的崛起和混乱时局，而这刚刚开始的征程，到底会将他的命运引向何方？历史的发展将会告诉我们答案，我们下章将继续接着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