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人们不仅打砸抢掠，还强迫中国商家代售毒品——“福寿膏”。东安市场的李记杂货铺就遇到了这种事。
一天晚上，打烊时分，两个浪人推门而入，扔给李老板一包鸦片：“以后在你店里卖这个，利润三七分。”
李老板认得这是鸦片，他鼓起全部勇气拒绝：“小店只卖杂货，不碰这个…….”
第二天清晨，伙计来开门时发现李老板倒在店门口，浑身是伤，已经断气多时。验尸的日本医生轻描淡写地说：“突发急病身亡。”
街坊们都心知肚明，却敢怒不敢言。有人趁夜悄悄在李家门口放了一束白花，第二天那花就被踩得粉碎，混入泥泞中。
王守义暗中调查，发现李老板死前曾见过浪人小泉一郎。他搜集到几个目击证人，却没人敢作证。
“王警官，不是我们不帮忙，”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低声说，眼睛不时瞟向四周，“我一家老小都靠这个摊子过日子啊...”
就连巡警老马也劝他：“守义，算了吧。去年城南赵老板的案子还记得吗？也是这么没的。咱们穿这身皮，糊口饭吃就行，别真把命搭进去。”
王守义痛苦地闭上眼睛。他想起父亲曾经说过：“警察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现在……
有识之士在茶馆里低声议论，痛心疾首：“毒与暴，如双刀裂帛，正从内部撕裂华北。”
浪人的暴行远不止于此。
他们常常醉酒闹事，调戏妇女，殴打路人。中国警察稍加干涉，就会遭到围攻侮辱。
有一次，几个浪人在酒馆闹事，打伤伙计和客人。王守义带人前去制止，反被浪人用刀架着脖子逼到墙角。
“支那警察，不如狗！”浪人狂笑着，往王守义脸上吐口水。
围观的中国人都攥紧了拳头，却无人敢上前。最后还是日本领事馆来人，才把事情压下去。
“王巡长，您别往心里去。”回去的路上，年轻警员小陈低声安慰。
王守义擦掉脸上的污渍，声音沙哑：“我不是为自己难受，是为这个国家难受。”
最令人发指的是，浪人竟然公开在中国人坟场旁练习刀法。他们把墓碑当靶子，砍得碎石飞溅，还扬言要用中国人的头试刀。
“这些倭寇，欺人太甚！”连一向温和的老学究都忍不住摔书骂街。
但上面还是一再强调“忍让为主”、“避免冲突”。
1936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北平城里，日本浪人越发嚣张跋扈。他们甚至在街头设立关卡，以“检查反日分子”为名，随意搜身、抢夺财物。
一天下雪，王守义看见一个老乞丐被浪人踢倒在雪地里，只因为挡了他们的路。老人颤抖着爬起，连连鞠躬道歉，雪花落在他佝偻的背上。
那一刻，王守义觉得胸口像被什么堵住了，喘不过气来。他想起小时候听爷爷讲的故事：狼会先试探羊群的底线，如果羊群一味退缩，狼就会得寸进尺，直到把所有的羊都吃掉。
夜幕降临，前门大街上的瑞祥绸缎庄再也没有开门。而对街的松阪屋，灯火通明，生意兴隆。
偶尔有老顾客问起张老板的去向，邻居们都摇头不语。只有细心的人会发现，瑞祥的门板上，有几道深深的刀痕，像刻在每个人心上的伤疤。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北平城里的许多中国人都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那不是来自北风的寒冷，而是来自内心的绝望。
王守义站在警局门口，望着满天飘雪。他突然想起小时候背过的一句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那时的他不懂什么叫“胡天”，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雪花落在他肩头，冰凉刺骨，像是一声声无言的叹息，淹没了一个时代的屈辱与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