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嗡嗡声中，门口的围观群众自发让出一条小路，裴瑜被众人簇拥着走进教室。
裴瑜一走上讲台，教室里逐渐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
她长得真好看！
这是在场大多数人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
“哇……”王明忍不住喃喃自语，“她怎么比以前更漂亮了？”
王明所站的位置虽然挺靠前的，但之前人挤人，大家又都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拥挤嘈杂的环境让他心烦意乱，注意力完全没办法集中。现在全场安静下来了，大家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裴瑜身上，他所站的这个位置的优势立马就凸显出来了。
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裴瑜估计是匆忙跑来的，头发有些凌乱，脸颊红扑扑的特别漂亮，还有几缕发丝黏在她微微出汗的脸上，衬得她整个人更有魅力了。这趟真没白来，不枉他刚才被人踩了数不清有多少脚。
“嘘——”旁边的人赶紧捅了捅王明，压低声音提醒他闭嘴，“要开始了，安静。”
大家都知道裴瑜在分班考试中近乎全科满分，现在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好奇裴瑜的进步速度为什么那么快，二是纯粹欣赏学霸美人的姿态。
甭管是来取经的，还是来看美女的，大家都是冲着裴瑜而来，起码在开场的前十分钟内，所有人的眼睛都会盯着裴瑜看，一般情况下，开场前十分钟也是观众注意力最集中的时间段。
在一片克制的安静氛围中，裴瑜从容地拢了拢长发，双手撑在讲台桌上，身子微微前倾，就这样说起了开场白，一副气势十足的样子。
现在教室里的这种场面，她不是没有见过，心里丝毫不怵。
上辈子她当考研网红老师那会儿，随便去哪个大学开讲座，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前来围观，学校没办法，不得不把讲座安排在校体育馆之类的地方，要不然根本坐不下那么多观众。
不过穿越之后，她只是个成绩进步速度快了一点的普通学生，没想到还能引来这么多人围观。
裴瑜还是低估了在八零年代“高三逆袭、全校第一”对高中师生的吸引力。
这时候的大学生有多吃香，是后世供应过剩、毕业即失业的苦逼大学生们难以想象的。
高考对八零年代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事，大家把高考看得跟古代科举考试一样重要，可以说，八零年代就是学霸的黄金时代。
往前看，1977年10月12日华国才刚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到了1980年，有333万人挤破头去参加高考，结果全国的大学才录取了28万人，录取率低得吓人，只有8%，真正意义上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就算到了1986年的现在，大学生还是稀罕得很，个个都是香饽饽。有些单位平时根本没什么晋升机会，但只要是个大学生进去，正常干上几年，轻轻松松就能当上干部。
京海一中的学生家长圈子里头，也是分有三六九等的。
最惨的就是农村家长，想往上爬连个门路都找不着，比他们稍微好点的是城里那些还没工作的家长，好歹人在城里，机会更多；再往上就是打零工的家长，虽然活儿不稳定，但总比在家闲着强；然后是正式职工家长，端着铁饭碗的那批人；比正式职工更强的是“以工代干”的家长，虽然名义上还是工人，但干的已经是干部的活儿了；最顶层的才是真正的干部家长。
比如麻子脸男的母亲是京海市金属材料公司的高管，算是国企领导，就属于干部家长；而裴瑜的爷爷是京海市第六机械厂的七级工、李招娣的父亲是镇海炼油厂的高级操作工，他们哪怕工作再稳定，也只能算是工人家长，地位差着一截。
比较特殊的是那个总喜欢去裴瑜家串门的居委会林主任。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还没出社会的人都搞不清楚居委会主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职位，还有人会把它跟街道办事处主任搞混，实际上这俩职位压根不是一回事。
街道办事处主任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干部，而居委会呢，官方性质是城市居民的自治组织，属于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官方定调的重点是“群众性”和“自治”这两个词，就跟裴瑜在曲校长同意下搞的学习小组差不多。所以，林夕的母亲不是干部。
家长是干部，不光是家里有人当官那么简单，干部家长和工人家长的差别可大了去了，从工资到福利，样样都差着档次。干部家长的工资更高，看病报销更多，连住院都能住更好的病房。等退休了更明显，干部家长的退休金比工人多出一大截。这些是从工作到退休贯穿一生的巨大差距，工人家长干一辈子，到头来还是比不上干部。
在华国的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在京海一中教学楼第二层的这个教室里，学生们对学习技巧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铆足了劲想弄明白裴瑜这个年级第一名的逆袭秘诀，好在高考中多拿下几分，排名多超过几个人。像王明那样直接躺平摆烂的学生是极个别人，反正在京海一中里很难找到第二个。
另一方面，裴瑜的颜值也是很占便宜的，她长得漂亮，说话又好听，随便往讲台上一站，哪怕说点废话也能让男女老少们都挪不开眼，毕竟大多数人还是视觉动物。
别说只有男同学喜欢看裴大美人，其实在座的各位女同学欣赏起裴瑜来比男的还来劲，因为女性梭状回面孔区对高吸引力面孔的激活更强。
此时，裴瑜在众人火热的目光下，轻松地说完了开场白，看到曲校长正对她颔首微笑，心中有数了，决定先从校长最在意的英语学习方法开始讲起。
“来京海市之前，我在边疆那里待了十几年，就在那儿学会了如何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在边疆学英语的时候发现，一个人英语说得好不好，能不能和外国人顺畅交流，其实跟他的英语水平高低没多大关系，关键得看他对英语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小时候我可讨厌父母逼我学英语了，每次开口说英语都提心吊胆，生怕我爸听出我发音不对，又是一顿打骂。那会儿我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别人的英语说得那么流利，就我怎么练都练不好呢？”
“没过多久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时候，兵团农场来了个苏维埃专家，他的中文真的挺一般的，才学了没几个月。可奇怪的是，不管他想说什么，都能非常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我那时候就非常纳闷啊，为什么这个苏维埃专家能把中文说得这么自然？有天，我在棉花田里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天苏维埃专家来棉花地里视察农具，看到工人们割苜蓿割得又慢又费劲，就让他们去装个钐镰。新来的翻译紧张得要命，说话直打磕巴，生怕翻译错了闹笑话。
而人家苏维埃专家虽然中文很一般，但一点儿不慌，直接跑去扛了个大钐镰回来，举着钐镰边说边比划，给工人们示范怎么安装大钐镰。他说的都是最简单的中文，但是工人们当场一下子就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