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姬午：春秋与战国转折的关键人物
一、周威烈王姬午的生平概述
1．出生与即位
姬午出生于东周王室，是周考王姬嵬之子。在等级森严的王室家族体系中，他凭借着嫡子的身份，成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东周时期，王室衰微的态势愈发明显，周天子的权威大不如前。曾经号令天下的周天子，此时对各诸侯国的掌控力不断减弱，各诸侯国之间纷争不断，相互攻伐，形成了一种动荡不安的局面。
周考王去世后，姬午顺利继承王位，成为东周第二十位君主，即周威烈王。然而，他所接手的周王室，早已失去了西周时期的辉煌，土地不断被蚕食，政治影响力也日益降低。尽管如此，姬午仍试图在这复杂的局势中，为周王室寻找一丝生机，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和地位。
2．在位时间与主要活动
周威烈王姬午在位24年（公元前425年 - 公元前402年），这期间他见证并参与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
公元前403年，是姬午在位期间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决策——封晋国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在此之前，晋国国内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形成了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格局，后经过晋阳之战，韩、赵、魏三家联手灭掉智氏，瓜分其土地，晋国实际上已被三家掌控。周威烈王的册封，使三家分晋的事实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来临。
在这一事件中，魏文侯斯任用着名政治家李悝进行改革，推行尽地力之教、平籴法等政策，使魏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军事力量也大幅提升，成为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赵烈侯则任用公孙连等贤能之士整顿吏治，提高统治机构效率，节省财政开支，使赵国逐渐强盛起来。
公元前402年，周威烈王姬午病逝，结束了他24年的统治生涯。他的这一决策不仅改变了晋国的命运，也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代的重要分水岭。
3．去世与谥号
公元前402年，周威烈王姬午因病去世，地点位于周王室的都城。他死后葬于今河南洛阳，这也象征着他在周朝的重要地位。其谥号“威烈王”，按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威”体现出他在位时虽周王室衰微，但仍有一定的威严和强硬态度；“烈”则可能是指他封三家为诸侯这一决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影响力，尽管这一决策也加速了周王朝的覆灭。
二、三家分晋事件
1．事件背景
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其背景需从晋国独特的政治格局以及当时各诸侯国的整体形势来分析。
晋国“晋无公族”的局面为三家分晋埋下了隐患。周代各诸侯国通常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以此作为公室的屏卫。然而，晋国在骊姬之乱时，晋献公逐杀诸公子，此后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虽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但这也导致晋公室的力量逐渐衰微，对异姓卿大夫的制约能力大大减弱。
“六卿”格局的形成则进一步加剧了晋国的内部斗争。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狐、赵、先、郤、胥等氏权势颇大，后来韩、魏、栾、范、荀氏等宗族也逐渐强大。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掌控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的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史称“六卿”。这六家卿大夫为了争夺晋国的控制权，相互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晋阳之战是三家分晋的关键转折点。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晋国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智氏势力最强。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各诸侯国的形势也较为复杂。齐国田氏逐渐崛起，掌握了齐国的大权；楚国虽地域广阔，但内部政治斗争不断；秦国则在西部逐渐发展壮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晋国的内部变革也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各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竞争，使得晋国的卿大夫们更加注重自身实力的提升，从而加剧了晋国的内部斗争，最终导致了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2．事件过程
三家分晋的过程漫长且复杂，从智氏专权开始，历经多场关键战役与政治变动，最终导致晋国的彻底灭亡。
智氏专权是这一过程的开端。智伯瑶成为智氏家族首领后，凭借强大的实力独揽晋国国政。他不仅在内政上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还在外交上多次兴兵伐齐、讨郑，战功赫赫，威震诸侯。然而，他“贪而愎”的性格弱点逐渐暴露，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向三家索地则是矛盾激化的导火索。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地，韩、魏两家因实力不敌，被迫献出土地。但当他向赵襄子索地时，遭到坚决拒绝。这一拒绝引发了智伯瑶的愤怒，他决定联合韩、魏两家共同攻打赵氏。
晋阳之战成为三家分晋的关键转折点。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智伯瑶率领智、韩、魏三家联军攻打赵氏，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之久，始终未能攻克。于是，他引晋水淹灌晋阳城，使城内百姓陷入绝境。在这危急时刻，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说服韩、魏两家倒戈。韩、魏两家本就对智伯的专横跋扈心怀不满，加之担心唇亡齿寒，于是决定与赵氏联手。他们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随后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土地。
瓜分智氏土地后，韩、赵、魏三家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壮大。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此时，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剩余土地，仅将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被称为三晋。
周威烈王的册封则是三家分晋的重要里程碑。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一举措标志着韩、赵、魏三家的地位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成为了合法的诸侯国。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也将这一事件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
最终，晋国走向灭亡。公元前37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侯的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至此，三家分晋的过程宣告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
在这一过程中，韩、赵、魏三家的发展也各有特点。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即魏文侯。他任用李悝进行改革，推行尽地力之教、平籴法等政策，使魏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军事力量也大幅提升，成为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赵襄子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赵浣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赵烈侯。他任用公孙连等贤能之士整顿吏治，提高统治机构效率，节省财政开支，使赵国逐渐强盛起来。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即韩景侯。韩国在成为诸侯国后，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但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改变了晋国的命运，也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事件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来临，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事件影响
三家分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三家分晋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来临。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室衰微，但各诸侯国表面上仍尊奉周天子，维持着一定的礼乐秩序。而三家分晋后，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这一行为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等级秩序，宣告了旧时代的终结。从此，各诸侯国之间的纷争更加激烈，兼并战争不断升级，战国七雄的争霸局面基本形成。各诸侯国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纷纷进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如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这些改革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政治逐渐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
经济上，三家分晋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交流。韩、赵、魏三家在各自的领地内积极推行改革，发展农业生产。例如，魏国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商业和手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城市经济逐渐繁荣。新兴的商业城市如大梁、邯郸、新郑等不断崛起，成为经济交流的中心。此外，三家分晋还推动了水利工程的建设，如魏国的西门豹治邺，开凿水渠，灌溉农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文化领域，三家分晋引发了思想文化的大变革。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促使各种思想流派蓬勃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相互争鸣、相互影响。例如，法家思想强调以法治国，适应了当时各国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重视；儒家思想则倡导“仁政”“礼义”，试图恢复社会的秩序和道德规范。这些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也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军事方面，三家分晋后，战争的规模和形式发生了显着变化。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以车战为主，规模相对较小，且战争目的主要是为了争霸和维护礼乐秩序。而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实力的增强和战争的频繁，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步兵和骑兵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各国纷纷建立起庞大的军队，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也大大增加。同时，军事战略和战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军事着作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军事思想的高度发达。
社会结构上，三家分晋加速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在春秋时期，社会阶层相对固定，贵族垄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而三家分晋后，随着各国的改革和发展，一些出身低微的人有机会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功绩进入统治阶层。例如，商鞅、张仪等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才华，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为各国的重要大臣。这种社会阶层的流动，打破了原有的贵族世袭制度，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对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三、周威烈王册封三晋的原因
1．周王室自身状况
周威烈王时期，周王室的衰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土地和权威等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颓势。
土地方面，周王室的领地不断被蚕食。自东周以来，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崛起，对周王室的土地虎视眈眈。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王室直接掌控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小。到周威烈王时，周王室已无多少土地可供支配，甚至到了无土可封的境地。曾经广袤的王畿之地，如今只剩下狭小的一片区域，这使得周王室失去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和战略缓冲空间。
权威方面，周天子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在西周时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各诸侯国对其敬畏有加。然而，到了东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不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相互之间攻伐不断，无视周天子的号令。周威烈王虽贵为天子，但实际上已无法对各诸侯国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周天子的权威形同虚设。
这种衰落的状况促使周威烈王做出了册封三晋的决策。一方面，周王室已无力阻止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事实。三家在晋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实力强大，已经实际掌控了晋国的大部分土地和人口。周王室若不承认这一现实，不仅无法改变局面，还可能引发与三家的冲突，进一步削弱自身的实力。另一方面，周威烈王希望通过册封三晋来换取诸侯的支持，维护自己天子的地位。他认为，对诸侯施以名义上的恩泽，即册封爵位，或许能让诸侯对周王室产生感激之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周王室的权威。然而，他没有料到，这一决策虽然在短期内让他享受了天子的感觉，但从长远来看，却加速了周王朝的覆灭，成为了“礼乐崩坏”时代的重要开端。
2．三晋势力的崛起
在晋国的历史进程中，魏、赵、韩三家逐渐崛起，成为左右晋国局势的重要力量。
魏国的崛起始于魏文侯时期。魏文侯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他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广纳贤才，任用李悝进行改革。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农民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行“平籴法”，稳定粮食价格，保障农民利益。这些改革措施使魏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为国家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军事方面，魏文侯任用吴起创建了“武卒制”，选拔和训练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战场上屡战屡胜，使魏国的军事实力大幅提升。魏国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成为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晋国，还扩展到了周边的诸侯国。
赵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壮大的过程。赵襄子在晋阳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带领赵氏家族坚守晋阳，最终联合韩、魏两家击败了智氏，为赵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赵烈侯继位后，任用公孙连等贤能之士整顿吏治，提高统治机构的效率。公孙连向赵烈侯推荐了牛畜、荀欣、徐越等人才，他们分别在教化、选官、节财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得到了赵烈侯的采纳。通过这些改革，赵国的政治更加清明，财政状况得到改善，国家实力逐渐增强。赵国在军事上也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韩国在成为诸侯国之前，也在不断积累实力。韩氏家族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逐渐崭露头角，通过参与晋国的政治斗争和对外战争，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韩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原地区，交通便利，商业发达。这使得韩国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在军事方面，韩国拥有先进的兵器制造技术，其制造的弩箭威力巨大，在战场上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魏、赵、韩三家在晋国逐渐壮大，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到了周威烈王时期，三家已经实际掌控了晋国的大部分土地和人口，成为了晋国的实际统治者。周威烈王面对这样的现实，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地位。如果不承认，不仅无法改变三家分晋的事实，还可能引发与三家的冲突，进一步削弱周王室的实力。因此，周威烈王在公元前403年正式册封魏、赵、韩为诸侯，这一决策标志着三家分晋的事实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也宣告了战国时代的来临。
3．政治策略考量
周威烈王册封三晋，背后有着诸多政治策略方面的考量。
换取诸侯支持是重要因素之一。周威烈王时期，周王室衰微，周天子的权威大不如前，各诸侯国对周王室的态度愈发冷淡。周威烈王意识到，若想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维持周王室的地位，就需要得到诸侯的支持。当时，韩、赵、魏三家在晋国已形成强大的势力，实际掌控着晋国的大部分土地和人口。周威烈王通过册封三晋，给予他们诸侯的名分，希望以此换取三家对周王室的感激和支持。他认为，这种名义上的恩泽或许能让三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周王室，在政治上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从而增强周王室在诸侯中的影响力。
维护自身天子地位也是关键考量。尽管周王室实力衰落，但周天子的名号在名义上仍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周威烈王深知，若不承认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事实，可能会引发与三家的冲突。而以他当时的实力，根本无法与三家抗衡。通过册封三晋，周威烈王将这一既成事实合法化，显示出周天子仍然拥有册封诸侯的权力，维护了自己作为天子的尊严和地位。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其他诸侯表明，周天子在政治秩序中仍具有重要的话语权，以此来稳定周王室的统治。
此外，周威烈王或许还希望通过册封三晋来平衡各诸侯国之间的势力。战国初期，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势力格局不断变化。册封三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的势力平衡，形成新的政治格局。周威烈王期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各诸侯国相互制衡，避免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从而为周王室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延续周王室的统治。
四、三晋封国后的发展
1．魏国的崛起
魏国的崛起是战国初期的重大事件，而这主要得益于魏文侯任用李悝所进行的全面改革。
李悝改革在经济领域成效显着。他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农民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要求农民深耕细作、及时除草、合理密植，并根据不同的土壤条件种植适宜的农作物。同时，还提倡在住宅周围种植桑树，充分利用田埂、地头种植瓜果蔬菜，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农作物的产量。此外，李悝实施“平籴法”，在丰年时，政府以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粮，储存起来；在灾年时，再以平价出售给百姓。这一举措有效地稳定了粮食价格，避免了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的情况发生，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为魏国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政治方面，李悝主张废除世袭贵族特权，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员，打破了以往贵族世袭官职的传统，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晋升的机会，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他还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法经》的制定，以法律的形式维护了社会秩序，加强了中央集权，使魏国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善。
军事上，魏文侯任用吴起创建了“武卒制”。吴起对士兵进行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挑选身体强壮、武艺高强的人作为士兵，并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武卒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具备了较高的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在战场上，武卒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冲锋陷阵，所向披靡。
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魏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商业和手工业也日益繁荣。政治上，政府的行政效率提高，社会秩序稳定。军事上，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战斗力远超其他诸侯国。
凭借着改革带来的巨大优势，魏国在战国初期迅速崛起，成为头号强国。魏国不仅在与周边诸侯国的战争中屡战屡胜，扩大了领土范围，还在文化、科技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就，吸引了众多人才前来投奔。魏国的崛起，改变了战国初期的政治格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赵国的发展
赵国在赵烈侯时期，通过任用公孙连等贤能之士，采取一系列整顿吏治、发展国家的举措，逐渐走向强盛。
赵烈侯继位时，赵国虽在晋阳之战后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公孙连的出现，为赵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公孙连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向赵烈侯推荐了牛畜、荀欣、徐越等人才，这些人在不同方面为赵国的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
牛畜以仁义和王道之术教导赵烈侯，使赵烈侯认识到治国应以德为先。在牛畜的影响下，赵烈侯开始注重道德教化，推行仁政，改善了赵国的社会风气，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荀欣则专注于选官制度的改革。他建议赵烈侯选拔贤能之士担任官职，根据才能和功绩来任用官员，打破了以往的世袭制度。这一举措使得赵国的官场注入了新鲜血液，提高了官员的素质和行政效率。许多有才能的人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为赵国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徐越主要负责财政方面的改革。他倡导节财俭用，反对奢侈浪费，对国家的财政支出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和监督。通过合理规划财政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赵国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显着改善，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了资金。
在这些贤能之士的辅佐下，赵烈侯对赵国的吏治进行了全面整顿。他加强了对官员的考核和监督，严惩贪污腐败和失职行为，使得赵国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官员们更加尽职尽责，积极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
在国家发展方面，赵国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上，政府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商业和手工业也日益繁荣，赵国的城市逐渐成为经济交流的中心。
军事上，赵国也不断加强自身的实力。赵烈侯注重军队的建设和训练，提高了士兵的战斗力。赵国的军队在与周边诸侯国的战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扩大了领土范围。
通过赵烈侯和公孙连等贤能之士的共同努力，赵国逐渐从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发展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之一。赵国的强盛不仅为其在战国乱世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韩国的状况
韩国在成为诸侯国后，其发展状况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政治上，韩国缺乏像魏文侯、赵烈侯那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和系统的改革。虽然也有一定的政治体系，但在制度建设和人才选拔方面相对滞后。韩国的政治权力分散，贵族势力较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统一决策和高效治理。而且，韩国处于列强环绕的地理位置，外交上常常陷入两难境地，难以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保持独立自主。
经济方面，韩国具有一定的优势。其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商业较为发达。韩国的冶铁业尤为突出，拥有先进的兵器制造技术，所制造的弩箭威力巨大，在当时的战场上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然而，韩国的农业发展相对薄弱，土地资源有限，粮食产量难以满足国家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军事上，韩国虽然拥有精良的兵器，但整体军事实力并不强大。由于国土面积较小，人口相对较少，韩国难以组建大规模的军队。在与周边强国的战争中，韩国往往处于劣势，经常受到秦国、魏国等国的侵扰。为了生存，韩国不得不频繁地在各国之间周旋，时而与他国结盟，时而又不得不屈服于强国的压力。
韩国在成为诸侯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局限性，使其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始终未能成为像魏、赵那样的强国，在激烈的战国纷争中艰难求生。
五、周威烈王决策的历史评价
1．司马光的观点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周威烈王册封三晋一事进行了长篇评论，他认为这一事件是周室衰落的关键。
司马光指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威烈王姬午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一承认使原本属于“打家劫舍”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行为。在他看来，周天子本应是天下秩序的维护者，凭借“天子”的名分让诸侯服从指挥。谁人冒犯天子权威，有势力的诸侯可联合其他诸侯国进行讨伐。春秋五霸“奉天子以令不臣”，正是维护这种秩序的体现。
然而，周威烈王却将立国的底线出卖。三晋本为晋国大夫，属于家臣，却鲸吞主家土地，到晋幽公时，晋只剩下绛城与曲沃两个地方，其他土地都被三晋瓜分，出现了奴大欺主的局面。而周威烈王的册封，使得三晋成为合法诸侯，即使再有齐桓公一流的人物，想出面收拾魏、赵、韩，也师出无名了。
司马光认为，三晋强大后若不尊礼仪，不请求天子而自立为诸侯，那他们就是悖逆之臣，会有维护礼仪正义的诸侯征讨他们。但如今他们请求天子获得任命，便无人能征讨。所以，“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周威烈王此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秩序和等级制度，使得周天子的权威进一步丧失。原本周王室虽已衰落，但天子名分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天下的秩序。而册封三晋这一行为，让各诸侯看清了周天子的软弱和无原则，从此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完全褪为空壳，周室益发破落，加速了周王朝的覆灭。因此，司马光将这一事件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以警示后人天子不可自坏规矩，否则上梁不正下梁必歪。
2．后世学者的看法
后世学者对周威烈王册封三晋这一决策看法不一，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意见。
部分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周威烈王的决策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剧烈，旧有的政治秩序已难以维持。韩、赵、魏三家在晋国经过长期发展，实力强大，实际掌控了晋国大部分土地和人口，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周威烈王的册封只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是一种务实的政治举措。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三家分晋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为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图强奠定了基础。例如，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都是在这种政治变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这些变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中国历史逐渐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因此，周威烈王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更多学者对周威烈王的决策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周威烈王的这一决策严重破坏了周朝的礼乐制度和政治秩序。在西周时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诸侯的册封必须经过周天子的认可。而周威烈王册封三晋，使得原本的家臣成为合法诸侯，打破了原有的等级制度和名分观念。这一行为让各诸侯国看到了周天子的软弱和无原则，进一步削弱了周天子的权威。此后，各诸侯国纷纷无视周天子的存在，相互攻伐，兼并战争不断升级，导致天下大乱。正如司马光所说：“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周威烈王的决策成为了“礼乐崩坏”时代的重要开端，加速了周王朝的覆灭。
还有学者从战略角度分析，认为周威烈王的决策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他试图通过册封三晋来换取诸侯的支持和维护自身天子地位，但这种做法只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周王室衰落的问题。相反，这一决策使得周王室失去了最后一点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在诸侯中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而且，册封三晋后，各诸侯国之间的势力平衡被打破，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更加复杂和动荡，周王室在这种局势下更加难以生存。
后世学者对周威烈王册封三晋这一决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决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春秋与战国时代的重要分水岭。
3．决策对周王朝命运的影响
周威烈王册封三晋的决策，从多方面加速了周王朝的覆灭。
在政治秩序层面，周威烈王此举严重破坏了周朝原有的礼乐制度和等级秩序。西周时期，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诸侯的册封需天子认可，这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然而，周威烈王将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册封为诸侯，使原本的家臣成为合法诸侯，打破了严格的等级界限。这一行为让各诸侯国看到周天子的软弱和无原则，导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加剧，周天子完全失去了对诸侯的有效控制，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周王朝的统治根基受到严重动摇。
从诸侯关系来看，周威烈王的决策打破了原有的诸侯势力平衡。三家分晋后，韩、赵、魏成为新的诸侯国，战国七雄的格局基本形成，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和兼并战争更加激烈。周王室本就衰微，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难以再发挥平衡诸侯的作用。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不断发动战争，不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周王室不仅无法从诸侯那里获得支持和尊重，反而成为了诸侯争夺的对象，其地位岌岌可危。
周威烈王的决策还削弱了周王室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册封三晋使周天子失去了最后一点可以用来维护权威的手段，即对诸侯册封的控制权。此后，各诸侯国更加轻视周天子，周王室在诸侯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荡然无存。原本周王室还能凭借天子的名分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天下秩序，但这一决策让周王室彻底沦为一个空壳，失去了复兴的可能。
周威烈王册封三晋的决策，从政治秩序的破坏、诸侯关系的失衡以及自身影响力的削弱等方面，加速了周王朝的覆灭，使其在战国的乱世中逐渐走向灭亡。
六、周威烈王所处时代的社会变革
1．政治格局的变化
三家分晋以及周威烈王的册封决策，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战国时期激起了层层波澜，深刻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
诸侯纷争加剧成为这一时期的显着特征。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虽也时有战争，但大多以争霸为目的，规模和激烈程度相对有限。然而，三家分晋后，战国七雄的格局基本形成，各国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资源，展开了更为频繁和残酷的兼并战争。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参战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例如，着名的长平之战，秦赵两国投入的兵力总数超过百万，战争持续数年，最终赵国惨败，四十万降卒被坑杀。各国为了在战争中取胜，纷纷加强军事建设，发展军事技术，培养军事人才。同时，合纵连横等外交策略也应运而生，各国之间时而结盟，时而反目，政治局势变幻莫测。
各国称王现象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秩序。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诸侯只能称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实力的增强，各国逐渐不再满足于原有的爵位。三家分晋后，魏国率先称王，随后其他诸侯国也纷纷效仿。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率十二诸侯朝见周天子，自称为王。公元前334年，魏、齐两国在徐州会盟，相互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此后，秦、韩、赵、燕、中山等国也相继称王。各国称王标志着周天子权威的彻底丧失，战国时期进入了一个更加混乱和动荡的时代。
政治格局的变化还体现在各国的政治改革上。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各国纷纷进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都是这一时期政治改革的典型代表。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推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军功等，使各国的政治制度更加适应战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改革，各国的实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也进一步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三家分晋和周威烈王的决策，使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诸侯纷争加剧、各国称王以及政治改革的兴起，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画卷，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2．经济发展的特点
战国时期，经济发展呈现出诸多新特点，与政治变革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农业生产技术取得显着进步。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铁犁、铁锄、铁镰等农具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铁制农具质地坚硬，能够深耕土地，使农作物的根系更好地吸收养分，从而提高产量。同时，牛耕技术也得到了推广。牛耕的使用节省了人力，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扩大了耕地面积。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各国纷纷修建水利设施，如魏国的西门豹治邺，开凿水渠，引漳水灌溉农田，不仅改善了土壤条件，还提高了农作物的抗旱能力。秦国的都江堰和郑国渠更是闻名于世，都江堰的修建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郑国渠的建成则使关中地区成为重要的产粮区。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促进了农业的稳定发展，为国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商业的发展也十分突出。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商业城市不断兴起。大梁、邯郸、新郑等城市成为经济交流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货物。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的商业区，如“市”，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交易十分活跃。商业的发展还催生了一批富商大贾，如范蠡、吕不韦等。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和雄厚的资金，在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金属货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各国纷纷铸造自己的货币，如齐国的刀币、赵国的布币、秦国的半两钱等。货币的统一和流通，方便了商品交换，加速了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相互关联。政治变革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国为了增强自身实力，纷纷进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建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例如，秦国的商鞅变法，废除了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鼓励耕织，这一举措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政治变革也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各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商业的政策，如降低关税、保护商人等。经济发展也对政治变革产生了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商人阶层逐渐壮大，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力。这促使各国进行政治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魏国的李悝变法和楚国的吴起变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为新兴阶层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战国时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政治变革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文化思潮的涌动
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变革促使各种文化思潮蓬勃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的发展对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思想在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学说，主张“仁政”，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对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荀子则主张“性恶论”，强调通过后天的教育和礼仪来规范人的行为。他的思想为封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后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道家思想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不应过多干预百姓的生活，让社会自然发展。庄子则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强调个体的逍遥自在。道家思想在战乱频繁的战国时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寄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念和人生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法家思想在战国时期备受重视。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的富强。法家思想适应了当时各国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为各国的变法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秦国正是通过商鞅变法，推行法家思想，逐渐强大起来，最终统一了六国。
这些文化思潮的兴起，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动力。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战国时期的社会进步和发展。
七、周威烈王姬午的历史地位
1．在东周历史中的地位
在东周众多君主中，周威烈王姬午占据着极为特殊且关键的地位，他的决策成为了东周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微的趋势愈发明显，周天子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周威烈王面临着复杂而艰难的政治局面。他所做出的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的决策，看似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实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地位上看，周威烈王虽身为天子，但此时的周王室已无力掌控各诸侯国。然而，他的这一决策却使他成为了春秋与战国时代交替的标志性人物。在此之前，尽管周王室实力衰落，但名义上的礼乐秩序仍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而周威烈王的册封行为，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等级制度，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在作用方面，周威烈王的决策加速了周王朝的覆灭。他将晋国大夫册封为诸侯，使得原本的家臣成为合法诸侯，这一行为严重破坏了周朝的礼乐制度和政治秩序。各诸侯国看到周天子的软弱和无原则，纷纷无视周天子的存在，相互攻伐，兼并战争不断升级。从此，周天子完全失去了对诸侯的有效控制，周王室的权威彻底丧失。
从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意义来看，三家分晋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开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各国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纷纷进行变法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周威烈王的决策为这些变革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中国历史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周威烈王在东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角色。他的决策虽然在当时可能是出于无奈，但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东周历史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2．对战国时代的开启作用
周威烈王的行为为战国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战国时代开端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周威烈王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是战国时代开启的重要标志。在这之前，晋国虽被三家实际掌控，但名分上仍未得到周天子认可。周威烈王的册封使三家分晋的事实合法化，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等级秩序。这一行为宣告了春秋时期以尊王攘夷、维持礼乐秩序为主的政治模式的结束，为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兼并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伏笔。
从政治层面看，周威烈王的决策加速了周王室权威的丧失。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其册封诸侯的权力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然而，周威烈王将晋国大夫册封为诸侯，让各诸侯国看清了周天子的软弱和无原则。此后，周天子完全失去了对诸侯的有效控制，各诸侯国不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纷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互攻伐、兼并，战国七雄的争霸局面逐渐形成。
在经济方面，三家分晋和周威烈王的册封决策促进了各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壮大，各国纷纷推行变法改革，如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奖励耕织和军功等，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增强了各国的实力，为战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
文化上，战国时代的到来促使各种思想流派蓬勃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招揽人才，鼓励学术交流。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代表人物纷纷着书立说，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相互争鸣、相互影响。这种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为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思想动力。
周威烈王的行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为战国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他在战国时代开端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物。
3．历史教训与启示
周威烈王册封三晋的决策带来了诸多历史教训，也为后世政治、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 维护制度权威：周威烈王自坏规矩，破坏了周朝的礼乐制度和等级秩序，导致天子权威丧失，天下大乱。这警示后世，制度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必须严格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任何违反制度的行为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 具备战略眼光：周威烈王的决策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只图一时之利，未从根本上解决周王室衰落问题，反而加速其覆灭。后世统治者应立足长远，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避免因短视而陷入困境。
· 顺应历史潮流：虽然周威烈王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韩、赵、魏三家崛起的趋势，但他未能有效引导和利用这一趋势来重振周王室。这表明，政治决策者应敏锐洞察历史发展趋势，积极主动地适应和引领变革，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掌握主动权。
· 平衡各方利益：周威烈王的决策打破了诸侯势力平衡，引发更激烈的纷争。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中，要注重平衡各方利益关系，避免因利益失衡导致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