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太傅钟繇（yuo）的小儿子。他从小聪明伶俐，早慧早熟。钟会在给母亲张昌蒲作传时写道：“家母张氏，太原兹氏（今山西临汾）人，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家庭。张氏年少时父母双亡，成为钟繇家的侧室。她品行端正，举止合礼，深受上下称赞。但嫡妻孙氏嫉妒她的贤德，百般诋毁，却始终不能动摇她的地位。怀孕期间，孙氏更加嫉妒，在食物中下毒。张氏察觉后呕吐不止，昏迷数日。有人建议她向钟繇告发，张氏却担心引发家庭矛盾，反而称病隐忍。孙氏趁机诬陷张氏，钟繇调查后发现真相，将孙氏赶出家门。此后，钟繇更加宠爱张氏，纳她为正室。”据《魏氏春秋》记载，钟繇为了张氏休弃原配，引发卞太后不满，文帝下诏让钟繇复婚。钟繇愤懑难平，欲饮鸩（zhèn）自尽，因未得手改食椒致哑，文帝方罢。
中护军蒋济擅长观人，曾说：“观其眸子，足以知人。”钟会五岁时，钟繇带他见蒋济。蒋济见后惊叹：“非常人也！”成年后，钟会才学横溢，精通各种技艺，博学多才，昼夜苦读，声名渐起。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钟会出任秘书郎，后升任尚书中书侍郎。
据《世语》记载，司马景王（司马师）曾命钟会修改中书令虞松的奏章。虞松连改数次皆不满意，司马景王命其重修。虞松苦思冥想却无从下笔，面色忧愁。钟会察言观色，得知原委后，接过奏章仅改五字。虞松叹服，呈给司马景王。景王看后询问何人修改，得知是钟会，大为赞赏，叹道：“此真王佐材也！”虞松，字叔茂，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外公是九江太守边让。他二十岁时就才名远扬，跟随司马懿征辽东，回朝后被聘为掾（秘书），二十四岁升任中书郎，最终官至太守。虞松之子虞濬（dun），字显弘，曾任晋朝廷尉。
景王（司马师）对钟会颇为赏识，认为他才高八斗，学识渊博。钟会也不负厚望，闭门谢客，精心准备十日，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景王独自拍手叹息：“此真王佐材也！”
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后，钟会获封关内侯。毋丘俭（guǎn qiu jiǎn）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率军东征，钟会随行，负责军机密务。卫将军司马文王（司马昭）为后援。景王病逝许昌后，司马文王接管六军，钟会参与谋划军国大事。当时，朝廷下诏命尚书傅嘏（gu）留守许昌，以防东南有变。傅嘏欲率军还朝。钟会与傅嘏密谋，让傅嘏上表请求司马文王一同回朝。司马文王回朝后，被封为大将军、辅政，钟会升任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食邑三百户。
钟会少时才智过人，五岁便被蒋济赞为“非常人也”。他博学多才，昼夜苦读，声名远扬。正始年间，从秘书郎做起，一路升迁至中书侍郎。钟会不仅才学出众，还精通各种技艺，尤其擅长察言观色、揣摩人心。他闭门谢客，精心准备十日，只为给司马景王留下深刻印象。果然，景王赞他为“王佐之才”，自此青云直上。
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后，钟会获封关内侯。毋丘俭作乱，司马景王率军东征，钟会随行，负责军机密务。司马文王为后援。景王病逝许昌，司马文王接管六军，钟会参与谋划军国大事，成为司马文王的得力助手。
当时，朝廷下诏命尚书傅嘏留守许昌，以防东南有变。傅嘏欲率军还朝。钟会与傅嘏密谋，让傅嘏上表请求司马文王一同回朝。司马文王回朝后，被封为大将军、辅政，钟会升任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食邑三百户。
甘露二年（公元259年），朝廷征召诸葛诞为司空（三公之一）。当时钟会因母亲去世正在家中守丧。他对诸葛诞一定会拒绝任命早有预料，于是急忙去向司马文王（司马昭）报告。司马文王表示征召令已经发出，无法更改。
钟会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严厉而贤明的女性。她在教育钟会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小就对他进行严格教导。钟会四岁开始学习《孝经》，七岁能背诵《论语》，八岁能背诵《诗经》，十岁能背诵《尚书》，十一岁能背诵《易经》，十二岁能背诵《春秋左氏传》和《国语》，十三岁能背诵《周礼》和《礼记》，十四岁能背诵《成侯易记》。之后，他被送到太学学习，涉猎四方奇文异训。钟会的母亲特别喜欢阅读《易经》和《老子》，经常让钟会反复研读其中的某些章节，如“鸣鹤在阴”“劳谦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户庭”等，教导他谦逊、谨慎、沉稳的重要性。
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钟会担任尚书郎。他的母亲握着他的手，告诫他：“你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人们往往容易因此而自满，这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损害。你要时刻保持警惕！”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生活奢侈，沉溺于酒色。钟会的哥哥毓在一次宴会上回来后，向母亲讲述了曹爽的种种行为。钟会的母亲说：“这样奢华的生活虽然快乐，但难以持久。作为领导者，如果不骄奢，严格自律，才能避免危险。曹爽如此奢侈，这不是长久保持富贵的办法。”
嘉平元年（公元250年），皇帝前往高平陵祭拜，钟会陪同前往。当时司马懿发动政变，众人惊恐不安，只有钟会的母亲镇定自若。中书令刘放、侍郎卫瓘、夏侯和等人询问她为何能如此冷静。她回答：“大将军曹爽奢侈无度，我早就怀疑他不能长久。太傅（司马懿）为了国家的安定，一定会采取行动。我的儿子在皇帝身边，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而且听说他们出兵时没有携带重要的武器，这场变故应该不会持续太久。”果然如她所料，曹爽很快被司马懿制服。
钟会在朝廷中历任机密职位十余年，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他的母亲时常提醒他：“我年轻时读过范氏少子为赵简子设伐邾之计的故事，虽然他取得了成功，但他的母亲认为这是靠诡计取胜，不是长久之计。我欣赏那种做事正直、心怀天下的品质。你要保持正直的心，我知道你不会有事的。但你要努力实现自己的志向，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不辱没先辈。”她还教导钟会，即使是日常琐事，也要做到诚信待人，取舍分明。
有人问钟会的母亲：“这些事情是不是太琐碎了？”她回答：“君子的品德都是从小事积累起来的。如果认为小善无益而不去实践，那是小人的做法。我并不喜欢那些只追求虚名而忽视实际的人。”钟会从小到大，生活简朴，亲自处理家务，以身作则，崇尚节俭。他见到财物时，总是想到是否符合道义，从不轻易接受。钟会多次被赏赐大量钱财，但他都主动上交公家，自己从不留下。他在五十九岁时，于甘露二年二月突然患病去世。在他下葬前，皇帝特地下令，让大将军高都侯为他提供丰厚的丧葬用品，并且丧葬所需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
当时有人讨论钟会的葬礼，认为公侯的配偶应有不同的称谓。根据《春秋》的礼制，应尊重典礼，不能将所有女性家属统称为“妾”。于是决定称钟会为“成侯命妇”。他的葬礼按照古代礼制进行，体现了对他的尊重。钟会的母亲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智慧和远见，对钟会的成长和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品德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为钟会日后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起初，东吴的大将全琮是孙权的姻亲重臣。全琮的儿子全怿、孙静，以及他的侄子全端、全翩、全缉等人都带着兵来救诸葛诞。全怿的侄子全辉、全仪留在建业，和家里人闹矛盾，还带着母亲以及几十户部曲一起渡过长江，投降了司马文王（司马昭）。钟会献计，秘密伪造全辉、全仪的书信，让他们的亲信带入城中交给全怿等人。信中说东吴对全怿等人未能解寿春之围十分愤怒，打算诛杀诸将的家属，所以他们才投降魏国。全怿等人十分恐惧，于是带着所部打开东城门投降，都得到了封赏。从此城中人心大乱。寿春被攻破，钟会的计策功不可没，他受到的宠信日益深厚，当时的人们把他比作张良（字子房）。班师回朝后，钟会被提拔为太仆，但他坚决推辞不就任。他以中郎的身份在大将军府掌管记室事务，成为司马昭的心腹。因参与平定诸葛诞之功，他被进爵为陈侯，但多次辞让不受。皇帝下诏说：“钟会主管军事，参与谋划，料敌制胜，有谋略之功。但他谦让辞让，态度诚恳，多次推辞，心意坚决。古人尚且重视不居功的品德，准许他的请求，成全他的美名。”之后，钟会被任命为司隶校尉。虽然他属于外朝官员，但朝廷的政事得失、世间的取舍，他都参与其中。嵇康等人的被杀，都有钟会的谋划。
司马文王认为蜀国大将姜维多次侵扰边境，料想蜀国地域狭小，百姓疲惫，财力物力都已耗尽，于是打算大举伐蜀。钟会也认为蜀国可取，提前与司马文王共同筹划地形，分析形势。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冬天，钟会被任命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司马文王命令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等州制作船只，并让唐咨建造能在海上航行的大船，表面上是为了伐吴做准备。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秋天，朝廷下诏让邓艾、诸葛绪各统领三万多人，邓艾赶赴甘松、沓中牵制姜维，诸葛绪赶赴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退路。钟会统领十万大军，分别从斜谷、骆谷进发。他先命令牙门将许仪在前面修路，自己在后面跟进。结果桥面有洞，马匹陷入，钟会下令将许仪斩首。许仪是许褚（曹操时期的猛将）的儿子，对王室有功，但钟会毫不宽恕。各军闻讯，无不震惊恐惧。蜀国命令各城不得出战，全部撤退到汉城、乐城防守。魏兴太守刘钦赶赴子午谷，各路大军齐头并进，抵达汉中。蜀国监军王含驻守乐城，护军蒋斌驻守汉城，各率五千兵力。钟会派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带一万人，荀恺围攻汉城，李辅围攻乐城。钟会径直前往，从阳安口出发，派人祭拜诸葛亮之墓，又派护军胡烈等人先行，攻破关城，夺取了库藏和积谷。姜维从沓中返回，到达阴平，集结士兵，准备赶赴关城。还未到达，听说关城已破，便撤退到白水，与蜀将张翼、廖化等人会合，共同据守剑阁抵御钟会。钟会发布檄文给蜀国的将吏士民，内容如下：
从前汉朝衰败，天下分崩离析，百姓的生命几乎灭绝。太祖武皇帝（曹操）神武圣明，平定混乱，拯救了将要坠亡的国家，创建了我大魏。高祖文皇帝（曹丕）顺应天命，继承帝位。烈祖明皇帝（曹叡）继承先辈的光辉，拓展宏伟的基业。然而，在江山之外，仍有不同的政治和风俗，许多百姓未能接受王化，这是三位先祖遗留的憾事。如今主上圣德广被，继承前业，宰辅忠诚肃敬，为王室辛勤操劳，施政仁爱，万邦和睦。向蛮夷施德，远方的肃慎也来进贡。可悲的是巴蜀之地，百姓独为叛民，仍劳役不止。因此，主上命令六军，执行天罚。征西、雍州、镇西等军，分五路并进。古时行军以仁为本，以义治理。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所以虞舜用歌舞感化有苗，周武王有散财、发粮、表彰贤人的美德。如今镇西将军我奉命统帅大军，希望能广施教化，拯救百姓，不是为了穷兵黩武，满足一时的政治需求。在此简要说明安危要点，望诸君敬听话言。
益州先主刘备，那可是世间少有的英才。他早先在北方起兵，却在冀州、徐州一带屡遭挫折，命运一度掌握在袁绍、吕布等人手中。后来，太祖曹操救了他，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刘备后来还是背弃了曹操，转而和诸葛亮谋划夺取秦川，姜维也多次出兵陇右，侵扰我们的边境，让氐、羌等族不得安宁。当时我们魏国也是多事之秋，无暇进行大规模征伐。
如今，边境早已安定，国内也风平浪静。我们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集中兵力对蜀。可蜀国呢？就那么一州之地，兵力分散，到处设防，哪能抵挡得了我们魏国的精锐之师？再说，过去在段谷、侯和的那些失败，让蜀军士气低落，他们哪还能对抗得了我们？这几年来，蜀国就没消停过，百姓疲惫不堪，哪能和我们魏国的子民相比？
想当年，蜀相张鲁被秦国擒获，公孙述被汉朝枭首。这天下九州的险要之地，哪能永远属于一个姓氏？这些往事，想必各位也都耳熟能详。
真正聪明的人，能在危险还没成形时就预见它；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在祸患还没萌芽时就规避它。这就好比微子离开商朝，成了周朝的座上宾；陈平背弃项羽，转而为汉朝立下大功。谁愿意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明知道有毒却还要喝下去，为了那点俸禄而不知变通？
如今我们大魏，施恩如天，宰辅宽宏大量，先施恩惠，后用惩罚；爱惜生命，厌恶杀戮。就说以前吴国的孙壹，带着人马投降我们，立马被封高官厚禄，待遇优厚。还有文钦、唐咨，本来是我们的大敌，背叛君主，仇视我们，后来不也投降了？唐咨被我们抓住后，儿子又投降了，照样做了将军，封了侯，还参与国家大事。孙壹他们走投无路时来投降，我们尚且如此优待，何况是巴蜀那些有见识、能见机行事的贤才呢？
要是真能好好反省成败得失，毅然决然地转变方向，效仿微子、陈平的榜样，那福分就能和古人一样流芳百世。百姓们也能安居乐业，种地的不用换田，做生意的不用换铺子，远离了那种如累卵般危险的日子，过上永远安稳幸福的生活，这不是很好吗？
但如果还想着得过且过，执迷不悟，那我们大军一到，玉石俱焚，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所以，还是好好权衡利弊，自己找条后路吧。这些话要广而告之，让大家都听听。
邓艾在追击姜维到阴平后，精心挑选了一批精锐部队。他计划从汉德阳出发，途经江由、左儋道，直奔绵竹，进而快速向成都进发，与诸葛绪一同行动。然而，诸葛绪原本接到的命令是截击姜维，他认为向西行进不在诏令范围内。于是，他决定进军白水与钟会会合。钟会随后派遣将军田章等人从剑阁西出发，直接前往江由。在距离目的地不到一百里的地方，田章的部队遭遇并击败了蜀军的三校伏兵。邓艾闻讯后，命令田章作为先锋，继续向前进发。钟会与诸葛绪的大军则一同向剑阁进发。钟会为了独掌军权，暗中奏报诸葛绪畏缩不前，导致诸葛绪被召回。这样一来，所有军队都归钟会指挥。
钟会随后进攻剑阁，但未能攻克，只能撤退。蜀军则据险坚守。与此同时，邓艾成功抵达绵竹，与诸葛瞻展开激战并将其斩杀。姜维等人听闻诸葛瞻战败后，率领部队向东撤退，进入巴地。钟会趁机进军至涪县，并派遣胡烈、田续、庞会等人追击姜维。邓艾则继续向成都进军，刘禅向邓艾投降，并派人命令姜维等人向钟会投降。姜维到达广汉郪县后，命令士兵放下武器，将符节交给胡烈，随后向东前往钟会处投降。
钟会在奏报中详细描述了战况，称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率四五万大军，兵甲鲜明，绵延数百里。他派遣众将分兵把守要道，断绝蜀军退路。他手书诏令，向姜维等人展示投降的生路。最终，蜀军走投无路，纷纷投降。钟会引用古代帝王的仁义之师，强调魏军的胜利是“有征无战”的体现。他提到自己宣扬魏国的恩德，恢复蜀地的社稷，安抚百姓，减免赋税徭役，以德礼教化百姓，改变了当地的风俗。百姓安居乐业，对魏国的统治感到满意。
钟会严禁士兵掳掠，虚心接纳蜀国官员，与姜维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世语》中记载，夏侯霸投奔蜀国后，蜀国朝臣询问他对司马懿的看法。夏侯霸认为，司马懿正致力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暂时无暇顾及对外征伐。但钟会虽年轻却极具才华，将来会成为吴、蜀的心腹大患，不过这样的人才并非普通人能够驾驭。十五年后，钟会果然灭蜀。
《汉晋春秋》也有类似记载，夏侯霸投降蜀国后，姜维曾询问他对司马懿的看法。夏侯霸表示，司马懿正忙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暂时不会对外用兵。但他提到钟会虽年轻，却是个难得的人才，将来会成为吴、蜀的大患。不过，只有非常之人方能驾驭他。十五年后，钟会果然灭蜀。
公元263年12月，朝廷下诏表彰钟会，称他所向披靡，谋略无遗，战功卓着。平定西夏，边境安宁。晋升他为司徒，进封县侯，食邑增加到一万户，两个儿子被封为亭侯，各食邑一千户。
钟会内心怀有异志，趁邓艾奉命专断行事之际，秘密上奏邓艾有反叛迹象。据《世语》记载，钟会擅长模仿他人笔迹，他在剑阁截获邓艾上报朝廷的奏章，篡改内容，使其言辞傲慢不逊。同时，他还伪造司马昭的回信，以加深邓艾的疑虑。
随后，朝廷下达诏令，用囚车召回邓艾。司马昭担心邓艾可能不服从命令，便命令钟会和监军卫瓘一同进军成都。卫瓘先行，手持司马昭的令符，向邓艾的军队传达命令。邓艾的士兵纷纷放下武器，邓艾本人也被逮捕并关入囚车。
钟会最忌惮的就是邓艾，邓艾被捕后，钟会迅速接管了军队，威震西土。他自认为功名盖世，不再甘居人下，加之麾下猛将精兵在握，便密谋反叛。他计划让姜维等蜀将率军出斜谷，自己亲率大军随后跟进。抵达长安后，命骑兵走陆路，步兵沿渭水入黄河，预计五日可达孟津，与骑兵会师洛阳，企图一举平定天下。
钟会收到司马昭的信函，信中称：“担心邓艾不服从征召，已派遣中护军贾充率一万步骑进驻斜谷，屯于乐城。我亲率十万大军驻扎长安，与你会面在即。”钟会看后，惊呼着对亲信说：“司马昭只让我抓捕邓艾，却没想到我竟能独自掌控大局。如今他大动干戈，必是察觉了我的异心。我必须迅速行动。若成功，可得天下；若不成，退保蜀汉，至少也能做刘备那样的人。自从淮南之战以来，我的谋划无一失手，这天下人尽皆知。难道我还能乖乖回去吗？”
正元五年（公元264年）正月十五日，钟会抵达成都。次日，他邀请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官员及蜀国旧官，在蜀朝堂为太后发丧。他伪造太后遗诏，宣称要起兵废黜司马昭，并将遗诏展示给在场众人。随后，他让亲信代替原将领统领军队，将受邀的群官全部软禁在益州诸曹屋中，严密看守。
钟会帐下都督丘建原本隶属于胡烈，因胡烈推荐而被司马昭赏识，后被钟会请来随身侍奉，深受钟会信任。丘建怜悯胡烈独自被囚，便向钟会请求允许胡烈放出一名亲兵取饮食。胡烈欺骗亲兵及写信给儿子说：“丘建密报消息，钟会已挖好大坑，准备了数千根白棒，打算召集外兵入城，赐予白帢，封为散将，然后依次用棒打死，投入坑中。”牙门亲兵纷纷传言，一夜之间传遍全城。
有人建议钟会：“可将牙门骑督以上尽数杀掉。”钟会犹豫不决。十八日正午，胡烈的士兵与胡烈之子擂鼓冲出门外，各路军队不约而同地鼓噪而出，无人指挥却争相奔赴城下。当时，钟会正在给姜维发放铠甲兵器，闻讯大惊，问姜维：“兵来似欲作恶，当如何应对？”姜维答：“唯有迎战。”钟会派遣士兵将所有被囚的牙门郡守全部杀死。城内的人共同举起重物顶住城门，门外士兵砍门不得入。片刻之后，士兵们架梯登城，或焚烧城屋，蚁附而上，箭如雨下。牙门、郡守纷纷沿屋逃出，与士兵会合。姜维率钟会左右拼死抵抗，亲手斩杀五六人。士兵们杀死姜维后，一拥而上，将钟会乱刀砍死。钟会时年四十岁，将士死者数百人。
晋诸公赞记载，胡烈之子名胡渊，字世元，是胡遵之孙。胡遵，安定人，因文武双全，历任藩镇要职，官至车骑将军。其子胡奋，字玄威，也曾担任过地方长官。胡遵之女是晋武帝的贵人，备受宠爱。太康年间，胡奋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加封镇军大将军、开府。胡遵之弟胡广，字宣祖，官至少府；胡烈，字玄武，曾任秦州刺史；胡岐，字玄嶷，官至并州刺史。胡广之子胡喜，曾任凉州刺史。胡渊年少时，字鹞鸱，时年十八岁。因杀死钟会救父，声名远扬。后来赵王司马伦篡位，三王举义，司马伦派胡渊与张泓率兵抵御齐王，多次击退齐军。成都之战胜利后，胡渊归降，后因故被处决。
起初，邓艾被任命为太尉，钟会被任命为司徒，两人均持节、都督诸军，但都未能正式接受任命便已身死。钟会的兄长钟毓于四年前冬季去世，但钟会竟毫不知情。钟会的侄子钟邕随他一同死去，而钟会所抚养的兄长的另一个儿子钟毅以及钟峻、钟随等人被关入狱中，本应被处决。司马昭上表天子，请求下诏宽恕钟峻等人，理由是钟峻的祖父钟繇在三朝之中位极人臣，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理应享受庙堂祭祀。其父钟毓，历任内外要职，政绩卓越。司马昭以楚国思虑子文之治、晋国存续赵氏之后为由，表示对钟峻等人的宽恕，特此赦免钟峻、钟随兄弟，保留其原有官爵，仅钟毅及钟邕之子伏法。有人称钟毓曾秘密上书司马昭，言钟会行事难测，不可委以重任，故司马昭宽宥钟峻等人。
起初，司马昭欲派遣钟会伐蜀。西曹属邵悌求见，谏言：“今遣钟会率十万之众伐蜀，愚以为钟会无重任在身，不如遣他人前往。”司马昭笑曰：“我岂能不知此？蜀为天下大患，致百姓不得安宁。今伐蜀易如反掌，然众人皆以为不可。今遣钟会伐蜀，必能灭蜀。灭蜀之后，若如你所虑，当如何？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亦不可图存，因心胆已丧。蜀既破，则遗民震恐，不足图谋；我军将士思归，不愿同流。若钟会作恶，只自灭族耳。你不必忧此，亦勿使他人闻之。”待钟会上书弹劾邓艾谋反，司马昭欲西行，邵悌复言：“钟会所统之兵，五倍于邓艾，可令钟会擒邓艾，不必陛下亲临。”司马昭曰：“你忘却前言？今遣钟会伐蜀，若其有异心，我当何为？但我以信义待人，人不可负我。我既遣钟会，便当信之。贾护军曾问我：‘疑钟会否？’我答：‘今遣卿行，岂可复疑卿？’贾亦无言以对。我至长安，自可明了。”大军抵达长安，钟会果然已死，尽如司马昭所料。
据《咸熙元年百官名》记载：邵悌，字元伯，阳平人。《汉晋春秋》记载，司马昭闻钟会功曹向雄私葬钟会，召其责备：“往者王经之死，你在东市哭之，我未加罪。今钟会谋反，你又私葬，若再宽容，王法何在？”向雄曰：“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何必先论功罪而后收葬？今钟会既伏诛，法已备。我感其义而葬之，教亦不缺。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训物，足矣！何必使我背死违生，以立于时？殿下雠对枯骨，弃之荒野，百岁之后，为仆役所笑，岂仁贤所为？”司马昭悦，与之宴谈而后遣之。习凿齿评价向雄：“向雄堪称勇赴义举之人，哭王经而感动市人，葬钟会而义动明主。其忠烈奋发，知死而往，非为求生。若王经、钟会尚存于世，遇此急难，岂有不赴之理？故观其奉死之心，可知其事生之情。其忠贞之节，足以令背义之士惭愧。司马昭加礼而遣，可谓明达。”
钟会与邓艾的故事，充满了权谋与智斗。两人皆为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却因各自的野心和决策失误，最终落得悲剧下场。钟会的谋反，源于其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对自身功绩的过度自信。他试图通过控制姜维和蜀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然而，他的计划过于仓促，部下人心不稳，最终导致兵变，自己也死于乱军之中。而邓艾，虽在军事上有卓越成就，却因性格刚愎自用，不懂得处理人际关系，最终被钟会陷害，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
司马昭在处理钟会和邓艾的问题上，展现了其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他深知钟会的野心，却仍给予信任，以观其变。对于邓艾，他则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防止其可能的反叛。同时，司马昭对钟峻等人的宽恕，体现了其仁义之治，既维护了钟繇、钟毓等忠臣的家族声誉，也稳定了局势，避免了因株连过多而引发的动荡。
这段历史，不仅是三国时期权力斗争的缩影，也是对个人野心与国家大义之间冲突的深刻反映。钟会和邓艾的命运，警示后人，权谋之下，个人的私欲往往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而司马昭的处理方式，则体现了政治家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的冷静与果断。
钟会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易经》中没有互体（一种解释经文的方法），也没有才性同异（才能和本性相同或不同）。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家中发现了二十篇名为《道论》的书籍，实际上这些书属于刑名家（以刑名之术为理论核心的学派）的着作，文风很像钟会的作品。当年，钟会在二十岁时就与山阳人王弼齐名。王弼喜欢讨论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辞才出众，辩论能力极强。他曾经为《易经》和《老子》作注解，后来成为尚书郎（一种官职），却在二十多岁时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