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的是你不敢干，不是你没结果。”
张浩听完，低头点点头。
那顿饭吃到很晚。饭后，张浩他们回宿舍时，路过厂门口，看见“蜜果牌”三个字在灯光下清晰明亮。
他停了一下，说了一句：“这个牌子，是他们扛出来的。”
第二天清晨，蜜果学院第四期课程正式开课。
这次不再是经验介绍，而是实训主题：“标准化操作与团队协同”。
陈鹏飞站在讲台上，身后投影的是一张大图：
左侧是分工图，右侧是工序交接图，中间是一张特别大的文字——“把村当厂，把人当股东。”
他望着全场，说的第一句话是：
“咱今天讲规矩。”
“品牌是啥？是你愿不愿意为你贴的标签负责，为你灌的糖浆担责，为你说的每句话买单。”
“做品牌，等于做信用——你这村，值不值五块钱的罐头，就看你敢不敢回头收这五块钱的信。”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和芳兰一起带着学员走完整个灌装流程，每个环节都设“责任登记卡”：
谁操作、操作时长、产出数量、是否合格、后续评价。
学员惊讶：“你们每瓶罐头都能查到是谁做的？”
陈鹏飞笑了：“不能查的就不叫品牌，能回头的才是‘能走远’的东西。”
“很多人说我们封建、慢、村气，其实不是，我们是在为‘透明’付成本。让每个人都敢写上自己的名字——这是自信，不是乡下味。”
午饭时，有人私下跟芳兰说：“我回去就照着你们的标贴方式做，但我爸说那样成本高、速度慢，不划算。”
芳兰答：“划不划算，不看你省下多少时间，而看你能不能省得起良心。”
“你想快可以，但你得扛得住‘快’带来的责任。”
那一天下午，讲堂没有座位空着，连站着的人都不走，生怕错过一句。
课后，一位外县来的人留下便条：“我原以为你们是乡土温情营销，现在我知道了，这是现代管理能力的一种乡村表达。”
那一夜，陈家村没有灯火通明的庆典，也没有媒体采访的热闹。
但在村里的白板上，芳兰写下了一行字：
“第四期课程结束，学员评分满意度98.6%，其中留言点赞最多的一句话是——‘愿我们村，也有这样的讲堂。’”
这句话贴在祠堂门口，被很多村民路过时看见。
有人站了一会，什么也没说，默默点了点头。
陈鹏飞站在不远处，看着灯下那个不大的院子，轻轻对自己说：
“只要愿意听，愿意学，就有路走。”
他知道，这所学院还很小，陈家村也没有变成什么“全国第一”的典范。
可他们已经看见了——只要把真实的经验教出去，把实用的方式传出去，把一种“我们也能”的信念送出去，哪怕只送到了一个村、一户人、一双手，也已经足够。
因为“蜜果学院”，从来不打算为自己立碑。
它只想为别人的土里，埋下一颗能开花的种子。
又过了几天，陈家村迎来了一个特别的访客。
这天清晨，一辆挂着“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所”标志的中巴车缓缓驶入村口。车上走下几位戴着眼镜、身着简洁西装的中年人，还有几个年轻助理模样的学生模特，手里拿着录音笔和笔记本。
陈鹏飞早已在村口等候，笑着伸出手：“欢迎欢迎，路远了吧？”
为首的一位教授模样的人握住他手：“陈先生，您好。我是刘卫国，华农乡村振兴课题组负责人，我们是看了贵村和‘蜜果学院’的资料后，特地赶来，希望能现场调研，看看这种‘从下往上生长’的乡村品牌模式。”
陈鹏飞没客套，领着他们先参观厂区，再去学院讲堂，最后在祠堂会议室安排了一场面对面座谈。
“我们不怕看，只怕您们觉得咱太土。”他半开玩笑地说。
刘教授点头，带着一丝认真：“解决了那么多村解决不了的根本问题——人心怎么聚？制度怎么立？合作怎么持续？你们这一套，是我们课题组最想搞清楚的。”
陈鹏飞笑了笑，没多说，领着他们一行人从新建成的车间一路走到封装区。女工们正在流水线上娴熟地操作，果子洗净、分装、封罐、贴标，一气呵成。每一个环节前都有小黑板，标明本班组负责人、当日出品数量和质量反馈。
“你们这套责任制，是怎么推行下去的？”一位年轻研究员问道。
陈鹏飞不慌不忙：“我们起步时没有这些表，是大家凭良心干活。后来货量上来了，必须靠制度才能稳，于是我们就请愿设‘谁干谁签名’制度——贴的标签下面就有工人的名字，出了问题客户能找回人。”
“那工人不怕担责？”
“怕啊，一开始谁都怕。但我们不是让人背锅，是鼓励大家正视每一件自己经手的产品。你只要敢签名，我就敢信你做得认真。”
刘教授点头：“你们这个是从信任出发，倒逼制度落实。”
“是。”陈鹏飞认真地说，“我们没资源、没外援，只能靠‘真’和‘稳’撑起来。你要真做，制度就自然长出来了；你一浮，制度也就成了样子货。”
走访结束后，一行人来到祠堂会议室。
陈支书早已泡好了茶，一边添水一边笑着说：“咱这地方，穷出名的。但穷人也讲理，也讲规矩。我们是从‘小合作’起步，慢慢拉一户算一户，才有了今天的‘蜜果牌’。”
刘教授翻着资料本：“我特别想知道，你们这个‘蜜果学院’的逻辑，从办第一期的时候就这么成熟吗？”
“哪有。”芳兰在一旁插话，“第一期就是陈鹏飞拉着我们几个，把村里工人召来讲流程，讲完了大家提意见，第二期才算像样点。我们是一边干一边学，不会写论文，但知道这事要一口气干到底。”
研究员们听得入神。
刘教授感慨：“很多地方是‘项目一到，人就散’，你们这儿是‘人没散，才敢申项目’。这反着来，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例外。”
祠堂外，风吹动了那面“百村百品示范点”的旗帜。阳光洒在庭院砖地上，几个年轻人坐在走廊台阶上，对着笔记本电脑敲敲打打，准备整理这次调研成果。
刘教授看了看天色，说：“陈先生，我们研究组这次来，不止是为了做一次田野调研。我们有一个初步设想——想邀请您和几位学院讲师，参与我们即将成立的‘乡村振兴教学联盟’，担任特别顾问。”
“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想把你们这些‘真经验’，变成一套可推广、可复制、能讲得通的课程系统。不是专家编出来的，而是你们自己带着亲历讲出来的。我们来辅助你们做成系统教材，进入更多高校、更多培训班、更多乡村。”
陈鹏飞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点头：“我愿意试试。但我说话不讲套话，也不包装，我只会讲我们怎么干，干错过什么，怎么扛过来。”
刘教授哈哈一笑：“我们就怕你讲得太虚。就喜欢你这种——脚底下有泥，心头还有火。”
芳兰望着陈鹏飞，轻声说：“这一次，是咱村把经验教出去，而不是别人来教我们。”
陈鹏飞微微一笑：“谁说农村人不能当老师？”
当晚，陈家村举办了一场简朴而隆重的座谈晚宴。村里厨娘做了一大桌热腾腾的家常菜，豆腐白菜、炖鸡粉条、腊肉小炒，还有那道必不可少的蜜枣蒸山芋。
刘教授举起茶杯：“我敬大家一杯，这一杯，是敬你们教了我们一课。”
陈鹏飞也举杯：“我们能教你们，是因为我们先教会了自己——怎么自信，怎么团结，怎么不怕失败。”
这一晚，没有官话，没有镜头，只有院子里昏黄灯光下的笑声和唠嗑。
刘教授离开前，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陈家村不大，夜色中只是一串灯火蜿蜒的小山村，但在他眼里，却像一座新型乡村的灯塔。
那天之后，华农课题组便在官网挂出公告：
“本研究所正式确立陈家村‘蜜果牌项目’为核心教学与推广研究点，并启动《地方经验进高校》计划，首次将农民自主建设的产业品牌和教学体系纳入正统教学内容……”
公告一出，许多高校的农村发展专业、农业经济专业、乡村规划方向的教授纷纷留言支持。
一时间，陈家村成为了舆论焦点。但村里并未因此而浮躁。
“热闹是别人的，我们的账还要一笔一笔地过。”芳兰在晨会上这样说。
陈鹏飞也在小黑板上写了八个字：
“热闹一阵，不如踏实一生。”
村庄的节奏依旧稳稳推进。
蜜果学院继续授课，厂区按时发货，合作社按季度分账。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外地学员来了，越来越多的村庄打电话来咨询，甚至有创业公司主动要求洽谈合作授权。
有人问陈鹏飞：“你们怕不怕别人模仿你们，把你们的系统抢走了？”
陈鹏飞笑答：“我们不是怕别人抄，我们是怕没人愿意学。”
“能被抄，是光荣；能被用，是功德。”
“咱们做这套，不是要守住一亩三分地，是希望更多人能抄走这三分经验，种出一片天地。”
于是，蜜果学院设立了“对外复制服务小组”，由张浩、林璐璐、陈东等人带头，正式启动“1+10村复制推广计划”——一年内，帮助10个村完成蜜果模式转化，输出制度、流程、培训和品牌初步形象。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程。
每一个推广村都要派三人来陈家村实训三周，再由陈家村派人下乡驻点七天，完成第一批样品出品和制度植入。
“我们不收咨询费，也不抽成，但有一个条件——你得信规矩，信你自己，信咱农村人靠自己能把事干好。”
这一句话，成了“蜜果输出计划”的口号，印在每一份手册封面上：
“带得走的，不是牌子，是信任。”
又是一个风清日朗的早晨。
陈鹏飞站在新刷白的“蜜果培训教室”门前，看着一群刚来报到的年轻学员拎着行李走进村子。
他们或许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但他们眼里那一点点光，是陈家村这一年多来最想守住的东西。
那是信的光，是心不死的光，是一村人蹚出的泥泞路口——终于照亮了别人前行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