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沈轴五中和抚顺胜利矿一中正式建立“一对红”学校关系。在那个以革命理想联结情感的年代,两校的师生们通过书信传递信念,缔结起跨越地域的战友情谊 。
我是沈轴五中八连四排的杨庆柏,在给抚顺的信里这样写道:“在革命的征途中,多么希望有一名志同道合的战友,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一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信封上清晰写着“抚顺胜利矿一中 一对红战友 收”,投进邮筒时,心里满是对革命友谊的期盼。
信寄出去没几天,杨翠花捧着厚厚一摞信件冲进教室,嗓门亮得整个连都听得见:“抚顺来信了!”信件刚搁上讲台,同学们就呼啦啦围上去,转眼间便被抢空。只剩最后一封静静躺着,封面“杨庆柏”三个字赫然入目。我几乎是扑过去拆开信封,熟悉的革命话语跃然纸上:“一对红战友杨庆柏 你好!我是何红伟,收到你的来信后,我决定和你建立一对红战友关系,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愿意与你并肩前行!”那一刻,胸腔里的热血仿佛都沸腾起来。
从此,每周一封书信成了我和何红伟雷打不动的约定。我们在信里谈工作、聊学习,分享各自的革命实践,字里行间全是纯粹的理想与热忱。不久后,我们还互寄了照片——我穿的是妈妈改小的爸爸的旧军装,这在当时的校园里格外惹眼,同学们都羡慕不已。我特意去生生照相馆拍了半身像,我臂戴红袖章,手捧红宝书,背景是庄严的天安门,这是那时最郑重的纪念方式。何红伟寄来的照片里,她身穿矿井工作服,头戴带电灯的铝盔帽,同样臂佩红袖章、手捧红宝书,眼神里满是坚定,我一点也没有认出是个女同学。
年底,我有幸当选“一对红”的代表,随团前往胜利矿一中参观学习。深秋的抚顺已有凉意,我们一行十几人刚抵达,就听见锣鼓喧天。全校师生夹道欢迎,彩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热烈欢迎,革命战友,光临我校,传经送宝”“向革命战友学习!向革命战友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得人心头发热。
胜利矿一中的教学楼建在山坡上,我们代表团被安排在山下日本平房中休息。午饭后我刚走出食堂,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望去,一个姑娘快步走来,大大方方伸出手:“你好,一对红战友,我是何红伟。”我惊讶地慌忙伸手与她相握:“我是杨庆柏,你好,一对红战友。”何红伟的手温热有力,可刚触到没多久,她突然脸红了,握力也减轻了些,我却舍不得松开。“庆柏,这是谁呀?”同行的魏姐恰巧经过,我赶紧松开手介绍。魏姐惊叹道:“别人都是男男或女女结对,你们俩男女结成一对红,真是特别有缘分啊!”何红伟的脸更红了,像熟透的苹果,低头小声说:“我家离这不远,到我家坐坐吧。”
何红伟家在一幢红色二层家属楼里,阳台连着走廊,和常见的筒子楼很像。她家守着房山,二室一厅的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那时没有电视,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个大镜框,里面嵌着张百余人的合影。“这是爸爸和毛主席在延安时的照片。”何红伟指着后排左数第三人说,“这就是我爸,是他奔赴前线前照的。”“你父亲是老红军?”我脱口问道,在得到肯定答复的瞬间,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何红伟的闺房不大,却格外雅致,尤其是那顶圆顶蚊帐,从房顶一直垂落到床上,感觉就是小说中的公主房中的样子。后来我女儿大了,我也给她买了一顶淡蓝色的圆顶落地蚊帐,圆了我一个小小的心愿。那顶蚊帐即便后来没用了,我也没舍得扔,因为看到它,我就想起了何红伟……。
那几天,何红伟陪着我参观学习,交流革命心得。我们俩不仅是个人的“一对红”,更是成了排与排、连与连之间“一对红”的纽带,我们又建立了排对红和连对红。何红伟的职务几乎和我一样,都是学生连长和红卫兵团委员。离别时,何红伟送给我一本硬壳红色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共勉共进,为共产主义奋斗”。
一九七四年,我分配到抚顺发电厂工作,第一时间就赶往胜利矿一中附近的家属楼。可邻居们告诉我,何红伟家早已搬走了。站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我摩挲着那本红色笔记本,想起那些书信里的革命理想与纯粹友谊——在那个年代,我们的交流里没有半分所谓“资产阶级情调”,唯有对理想的坚守与对战友的赤诚,而这份记忆,早已随着那些书信与照片,刻进了岁月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