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承前启后?密码新章：1980-1995 年中国密码学的军民融合与商用转型
摘要
1980-1995 年是中国密码学发展的 “转型关键期”，实现了从 “国防主导” 向 “军民融合”、从 “技术自主” 向 “标准规范”、从 “单一保障” 向 “多元服务” 的历史性跨越。本文基于国家密码管理局解密档案、商务部外贸通信史料及商用密码企业史资料，系统考察这一时期密码学 “承前启后” 的发展历程。研究发现：面对全球密码技术市场化浪潮与国内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安全需求，中国通过 “继承国防技术储备、构建商用密码体系、拓展多元应用场景” 三维实践，在商用密码标准制定、金融加密设备研发、网络安全密码应用等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同时深化 “军民协同” 机制，形成 “国防技术支撑商用发展、商用需求反哺国防创新” 的良性互动。这一 “新章” 不仅完成了密码学服务对象的拓展，更构建了 “技术 - 标准 - 管理 - 产业” 的完整商用密码生态，为 1995 年后网络时代密码学发展与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奠定了转型基础。
关键词：承前启后；密码学；商用转型；军民融合；商用密码标准
引言
1980 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密码学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革。国际上，密码技术从 “军事专属” 转向 “军民两用”，美国 1977 年颁布 dES 商用加密标准后，欧洲、日本相继推出自有商用密码体系，密码产业成为信息安全领域的核心赛道；但西方对中国的核心密码技术封锁仍未放松，1989 年 “巴黎统筹委员会” 进一步强化对 “加密芯片、算法设计软件” 的出口管制。国内层面，1984 年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推动市场经济发展，金融电子化、外贸信息化、工业自动化催生了规模化的商用密码需求，密码学从 “国防安全屏障” 转变为 “经济发展保障” 与 “社会服务支撑”。
学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多聚焦于 “商用密码的起步”（如《中国商用密码发展报告》）或 “网络安全的萌芽”（如《中国网络安全史》），但缺乏对 “承前启后” 逻辑的系统梳理 —— 如何继承 1970 年代的国防技术储备？如何突破 “军用转民用” 的体制障碍？如何构建适配市场经济的商用密码体系？这些问题的解答，是理解中国密码学从 “计划时代” 向 “市场时代” 转型的关键。
本文以国家密码管理局藏《商用密码发展规划（1985-1995）》（档案编号：mm-1985-08）、商务部《1980-1995 年外贸通信保密档案》（编号：wm-1988-12）、“卫士通” 等早期商用密码企业的创业史料为核心，结合科技政策史 “制度转型” 理论与密码学 “应用生态” 视角，还原 1980-1995 年中国密码学 “承前启后” 的转型历程，揭示这一时期在密码事业发展中的枢纽价值。
一、转型之基：1980-1995 年密码学发展的语境变迁
1980-1995 年的密码学转型，是国际技术浪潮、国内改革需求与自身发展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的 “承前”，是对 1970 年代 “体系化奠基” 成果的继承；“启后”，则是对市场化、信息化新需求的回应。
（一）国际密码技术的 “市场化转向” 与封锁延续
1980 年代后，全球密码技术发展呈现 “军事与商用并行” 的格局：
商用密码体系化：美国 1981 年成立 “密码标准委员会”，推动 dES 算法在金融、通信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欧洲 1985 年推出 “IdEA 分组密码”，1990 年建立 “欧洲密码产业联盟”；日本 1988 年制定 “JIS x 6305” 商用密码标准，培育出 NEc、富士通等密码企业。商用密码成为信息产业的 “基础支撑”，1995 年全球商用密码市场规模达 50 亿美元。
军事密码高端化：美苏在 “量子密码、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加密” 等领域展开竞争，美国 1989 年研发 “军用级 AES 候选算法”，苏联（1991 年后俄罗斯）1992 年推出 “基于混沌理论的加密系统”，军事密码与商用密码的技术差距逐步拉大。
尽管国际商用密码市场活跃，但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仍未松动：1984 年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 “加密强度超过 40 位” 的商用密码设备；1990 年 “巴黎统筹委员会” 将 “密码算法设计工具” 列为 “禁运清单甲级项目”；1995 年美国甚至阻止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商用密码标准的制定。这种 “商用技术封锁、军事技术垄断” 的格局，迫使中国必须在继承自主化路径的基础上，探索 “军用技术转商用” 的独特发展模式。
（二）国内改革进程中的 “密码需求扩容”
改革开放的深化，使密码需求从 “国防与政务” 向 “经济与社会” 全面延伸，形成四大需求领域：
1. 金融电子化的 “结算安全需求”
1980 年代金融系统加速电子化：1985 年工商银行推出 “电子汇兑系统”，1990 年建设银行上线 “Atm 联网系统”，1993 年 “金卡工程” 启动。这些工程需要密码技术保障 “账户安全、资金结算、交易认证”—— 如 Atm 交易需加密 “卡号、密码、交易金额”，电子汇兑需防止 “指令篡改、身份伪造”。1990 年人民银行统计显示，未加密的金融电子业务诈骗率达 0.5%，直接推动商用密码的应用。
2. 外贸信息化的 “通信保密需求”
1980 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仅 381 亿美元，1995 年增至 2809 亿美元，外贸企业广泛使用 “传真、计算机网络” 开展业务。1988 年商务部调查显示，60% 的外贸企业曾遭遇 “商业信息被截获” 问题，急需密码技术保护 “报价单、合同、谈判策略” 等敏感信息。1992 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期间，外贸部专用加密通信系统曾多次抵御外部监听。
3. 工业自动化的 “控制安全需求”
1990 年代 “工业控制计算机” 普及，大型企业（如宝山钢铁、三峡工程）引入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需密码技术防止 “控制指令被篡改、生产数据被窃取”。1993 年宝山钢铁曾因 dcS 系统未加密，导致一次 “误操作指令” 注入，造成 200 万元损失，凸显工业密码需求的紧迫性。
4. 早期网络的 “信息安全需求”
1994 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1995 年上网用户达 10 万余人，早期互联网的 “开放性” 使信息安全风险凸显 —— 电子邮件被截获、网页被篡改等问题频发，需要密码技术构建 “身份认证、数据加密、访问控制” 的安全屏障。
需求的 “多元化、市场化”，推动密码学发展从 “计划体制下的国防任务” 转向 “市场体制下的产业服务”。1985 年，国家科委在《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密码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实现军用与商用的协调发展。”
（三）1970 年代技术储备的 “继承与突破”
1980-1995 年的密码转型，以 1970 年代的 “十年奠基” 为基础，实现 “技术、体系、机制” 的三重继承与突破：
技术继承：延续 “通用加密设备”“军民兼容标准” 等技术成果，1980 年代的 “851 型商用加密机” 即源自 1970 年代 “703 型” 的民用改进；
体系继承：保留 “理论 - 设备 - 标准” 的全链条发展逻辑，在此基础上新增 “产业 - 服务” 环节，构建更完整的生态；
机制继承：深化 “军民协同” 机制，1986 年成立 “军民密码技术转化中心”，推动国防技术向商用领域扩散。
同时，针对 1970 年代遗留的 “商用技术滞后、标准碎片化” 等问题，1985 年启动 “商用密码专项攻关”，重点突破 “低功耗芯片、市场化算法、便捷化设备” 等瓶颈，为转型奠定技术基础。
二、承前实践：国防技术储备的 “民用转化” 与体系升级
1980-1995 年的 “承前”，核心是将 1970 年代积累的国防密码技术、体系与机制，通过 “降维适配、迭代优化、协同共享”，转化为支撑商用需求的基础能力，实现 “国防遗产” 的市场化价值。
（一）通用加密设备的 “商用迭代”
1970 年代的 “703 型通用加密机” 为商用设备研发提供了直接技术蓝本，1980-1995 年完成三代商用迭代：
1. 第一代（1980-1985 年）：“军用改进型” 商用设备
以 1982 年研发的 “821 型金融加密机” 为代表，直接改进 “703c 型” 军用金融模块：简化密钥管理流程，适配银行柜员的操作习惯；降低设备成本（从军用的 10 万元 \/ 台降至商用的 3 万元 \/ 台）；支持 “磁条卡、纸带机” 等金融终端接口。1985 年该设备在工商银行 100 个分行部署，使电子汇兑诈骗率从 0.5% 降至 0.05%。
2. 第二代（1986-1990 年）：“专用商用型” 设备
1986 年研发的 “861 型外贸加密传真机”，针对外贸需求全新设计：支持 “传真信号实时加密”，加密延迟≤1 秒；集成 “汉字加密算法”，适配外贸合同的中文传输；采用 “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企业规模增减功能模块。1988 年该设备成为商务部推荐产品，覆盖 80% 的外贸重点企业。
3. 第三代（1991-1995 年）：“网络适配型” 设备
1993 年研发的 “931 型网络加密机”，适配早期互联网与局域网需求：支持 tcp\/Ip 协议，实现 “数据分组加密”；集成 “防火墙功能”，实现 “加密与访问控制” 一体化；采用 “pcI 插槽” 设计，可直接嵌入计算机主机。1995 年该设备在高校、科研院所广泛应用，成为中国早期网络安全的核心设备。
至 1995 年，商用加密设备已形成 “金融 - 通信 - 网络” 三大系列 12 个型号，累计生产 5 万台，产值达 15 亿元，实现了从 “军用改进” 到 “商用定制” 的跨越。
（二）军民融合机制的 “深化升级”
1970 年代的 “军民协同” 机制，在 1980-1995 年进一步深化为 “技术共享、人才互通、资源统筹” 的制度化体系：
1. 技术共享平台建设
1986 年由国防科工局与电子工业部联合组建 “军民密码技术共享中心”，开放 1970 年代积累的 “序列密码算法库、加密设备测试平台、电磁兼容实验室” 等资源，为商用密码企业提供技术支撑。1990-1995 年，该中心为 20 余家商用企业提供测试服务 500 余次，缩短了商用产品的研发周期。
2. 人才双向流动机制
建立 “国防科研人员兼职商用研发”“商用技术人员参与国防项目” 的双向流动制度：1985-1995 年，累计有 100 余名国防密码专家到商用企业担任技术顾问；30 余名商用企业技术骨干参与 “国防密码升级项目”，实现军民技术的交叉创新。如 1992 年，商用企业的 “低功耗芯片” 技术被应用于国防 “便携式加密终端”，使设备续航时间提升 2 倍。
3. 紧急资源统筹机制
1990 年颁布《紧急状态下密码资源统筹办法》，明确 “战时或重大突发事件时，商用密码设备与人员由国家统一调配”。1991 年抗洪救灾期间，200 台商用加密传真机被紧急征用于灾区通信，确保救灾指令的安全传输。
（三）标准体系的 “军民衔接优化”
1970 年代的 “基础统一、分类适配” 标准原则，在 1980-1995 年进一步优化为 “军用标准引领、商用标准细化” 的衔接体系：
基础标准统一：商用密码沿用 “Gb 7301” 字符编码、“Gb 7801” 接口标准等国防基础标准，确保军民设备的兼容性；
商用标准细化：针对金融、外贸等领域的特殊需求，制定专项标准，如 1988 年《金融电子汇兑加密标准（Gb -1988）》、1992 年《外贸传真加密标准（Gb -1992）》；
标准动态更新：建立 “军民标准协调会” 制度，每年更新标准内容，1995 年将 “网络加密协议” 纳入标准体系，适配互联网发展需求。
标准体系的优化，解决了 1970 年代 “商用标准缺失” 的问题，为商用密码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规范支撑。
三、启后突破：商用密码体系的 “从无到有” 与多元应用
1980-1995 年的 “启后”，核心是突破 “国防专属” 的体制束缚，构建适配市场经济的商用密码 “技术 - 标准 - 管理 - 产业” 生态，开启密码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章”。
（一）商用密码体系的 “体系化构建”
1985 年起，中国逐步构建起 “四层架构” 的商用密码体系，实现从 “零散应用” 到 “系统服务” 的跨越：
1. 技术层：商用算法的自主创新
突破 1970 年代 “军用算法简化” 的路径，研发专用商用算法：
对称加密算法：1988 年研发 “Sm1 分组密码”，密钥长度 128 位，加密速度较 dES 提升 30%，适配金融、通信等高频交易场景；
非对称加密算法：1993 年研发 “Sm2 椭圆曲线密码”，密钥长度 256 位，安全性与 RSA 相当，但运算速度提升 2 倍，适配身份认证、数字签名等场景；
哈希算法：1995 年研发 “Sm3 哈希函数”，输出长度 256 位，抗碰撞能力优于 md5，用于数据完整性校验。
这些算法均通过国家密码管理局鉴定，成为后续商用密码的核心技术支撑。
2. 标准层：商用密码标准的全覆盖
1988-1995 年制定商用密码标准 23 项，覆盖 “算法 - 设备 - 应用 - 管理” 全链条：
算法标准：《Sm1 分组密码算法规范》《Sm2 椭圆曲线密码算法规范》；
设备标准：《商用加密机通用技术要求》《网络加密设备测试规范》；
应用标准：《银行卡加密标准》《电子邮件加密标准》；
管理标准：《商用密码设备生产管理办法》《商用密码产品检测规范》。
1994 年，这些标准被纳入 “国家信息安全标准体系”，成为中国信息安全的基础规范。
3. 管理层：商用密码的制度化监管
1990 年成立 “国家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建立 “生产许可 - 产品检测 - 销售备案 - 使用监管” 的全流程管理制度：
生产许可：企业需获得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许可证” 方可生产，1995 年前共发放 20 张许可证；
产品检测：所有商用密码产品需通过 “国家商用密码检测中心” 检测，合格后方可上市；
使用监管：金融、外贸等关键领域的商用密码使用需备案，确保安全可控。
管理制度的建立，规范了商用密码市场秩序，1995 年商用密码产品合格率从 1985 年的 60% 提升至 95%。
4. 产业层：商用密码企业的集群崛起
1985 年后，一批依托国防科研院所的商用密码企业应运而生，形成 “科研院所孵化、军民技术融合” 的产业发展模式：
卫士通（1994 年成立）：依托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密码技术，专注于金融、政府领域的商用密码产品，1995 年销售额达 5000 万元；
江南科友（1993 年成立）：源自航天科技集团的密码研发团队，主打网络加密设备，1995 年市场占有率达 30%；
信安世纪（1995 年成立）：聚焦外贸通信加密，其 “外贸加密网关” 成为商务部推荐产品。
至 1995 年，全国商用密码企业达 30 余家，形成 “研发 - 生产 - 销售 - 服务” 的完整产业链，产值突破 20 亿元，标志着商用密码产业的初步形成。
（二）多元场景的 “商用密码应用扩散”
1980-1995 年，商用密码从金融领域逐步扩散至外贸、工业、网络等多元场景，实现 “安全保障” 与 “效率提升” 的双重价值。
1. 金融领域：构建 “全流程加密防护”
商用密码全面覆盖金融电子化的关键环节：
支付结算：1990 年 “851 型” 加密机应用于 “电子汇兑系统”，实现 “汇出 - 中转 - 汇入” 全流程加密，1995 年全国金融电子汇兑加密覆盖率达 100%；
银行卡交易：1993 年 “金卡工程” 中，Sm1 算法用于银行卡磁条加密，Sm2 算法用于 poS 机身份认证，有效防范盗刷风险；
网上银行雏形：1995 年招商银行推出 “一网通” 雏形，采用 “SSL 加密 + Sm3 哈希校验”，保障早期网上查询、转账的安全。
金融领域的应用，使中国金融电子化进程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快速推进，1995 年金融电子业务占比从 1980 年的 5% 提升至 40%。
2. 外贸领域：保障 “全球化通信安全”
1988 年后，商用密码成为外贸通信的 “安全屏障”：
传真加密：“861 型” 加密传真机覆盖全国重点外贸企业，1992 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期间，该设备保障了谈判资料的安全传输；
电子邮件加密：1993 年推出 “外贸专用邮件加密系统”，采用 “Sm2 签名 + Sm1 加密”，1995 年覆盖 80% 的外贸电子邮件；
数据备份加密：外贸企业的 “报价单、合同” 等核心数据采用 Sm3 哈希校验 + Sm1 加密存储，防止数据泄露或篡改。
商用密码的应用，使外贸企业的信息安全事件发生率从 1988 年的 20% 降至 1995 年的 2%。
3. 工业领域：筑牢 “自动化控制安全”
1990 年代工业自动化中，商用密码用于 “控制指令加密” 与 “数据安全传输”：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1993 年 “931 型” 加密模块应用于宝山钢铁的 dcS 系统，对 “轧钢参数、设备指令” 进行加密，防止恶意篡改；
远程监控系统：三峡工程的远程监控系统采用 “Sm2 身份认证 + Sm1 数据加密”，确保异地监控的安全可靠；
工业数据存储：大庆油田的生产数据采用 “加密备份 + 哈希校验”，防止商业数据泄露。
4. 网络领域：构建 “早期安全屏障”
1994 年互联网接入后，商用密码快速应用于网络安全：
电子邮件安全：1994 年推出 “邮件加密插件”，支持 Sm1 加密与 Sm2 签名，1995 年用户达 5 万人；
局域网安全：企业局域网采用 “网络加密机 + 身份认证系统”，1995 年全国重点企业局域网加密覆盖率达 60%；
网页安全：政府、金融等机构的早期网页采用 “SSL 加密（集成 Sm1 算法）”，防止网页被篡改。
（三）技术创新的 “前瞻布局”
在满足当前商用需求的同时，1980-1995 年同步布局 “下一代密码技术”，为 1995 年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量子密码研究：1990 年中科院启动 “量子密钥分发” 实验，在 10 公里光纤中实现密钥分发速率 1kbps，与国际同步；
混沌加密探索：1993 年国防科技大学开展 “基于混沌序列的加密” 研究，提出 “混沌分组密码” 方案，在工业控制领域试点应用；
专用芯片研发：1995 年启动 “商用密码专用芯片” 项目，研发 “Sm1\/Sm2 集成芯片”，降低设备体积与功耗，为后续移动互联网密码应用铺路。
四、转型挑战与应对：体制、技术与市场的协同破局
1980-1995 年的密码转型，面临 “体制壁垒、技术瓶颈、市场培育” 三重挑战。中国通过 “体制改革、自主攻关、政策引导” 的协同策略，推动转型平稳落地。
（一）体制壁垒：从 “部门分割” 到 “协同治理”
1980 年代初期，密码管理存在 “国防、邮电、金融等部门分割” 的问题：各部门自行制定商用密码标准，设备互不兼容；国防科研院所的技术向商用转化存在 “审批繁琐、利益协调困难” 等障碍。
应对策略包括：
建立统一管理机构：1990 年成立 “国家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统筹商用密码的标准制定、生产监管与应用推广，打破部门分割；
简化技术转化流程：1986 年颁布《国防技术转民用管理办法》，设立 “军民技术转化绿色通道”，将审批时间从 3 个月缩短至 1 个月；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明确国防科研院所的技术转化收益分成（院所占 60%、研发团队占 40%），激发技术转化积极性。
1995 年评估显示，体制改革使商用密码的研发周期从 1985 年的 2 年缩短至 1 年，标准统一率从 30% 提升至 90%。
（二）技术瓶颈：从 “跟跑模仿” 到 “自主创新”
1980 年代商用密码技术面临 “芯片依赖进口、高端算法滞后” 的瓶颈：商用加密设备的核心芯片（如 cpU、加密芯片）80% 依赖进口；国际主流的 RSA、dES 算法因专利问题无法直接使用，自主算法的安全性需验证。
应对策略包括：芯片自主攻关：1988 年启动 “商用密码芯片专项”，1993 年研发出 “国产加密芯片（Sm1 集成）”，1995 年实现规模化生产，使芯片进口率从 80% 降至 30%；
算法自主验证：1990 年成立 “商用密码算法评估中心”，通过 “国际公开评估 + 国内实战测试” 的双重验证，证明 Sm1、Sm2 算法的安全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技术引进消化：通过 “技术合作” 引进非核心商用技术（如设备制造工艺），1992 年与德国西门子合作，消化吸收 “模块化加密设备” 制造技术，提升产品质量。
（三）市场培育：从 “政府推动” 到 “市场拉动”
1980 年代初期，企业对商用密码的认知不足，市场需求主要依赖政府行政推动，市场化程度低。
应对策略包括：
政策强制推广：1988 年要求 “金融、外贸等关键领域必须使用合格商用密码产品”，1990 年将商用密码应用纳入 “企业信息安全考核指标”；
示范工程引领：1993 年启动 “商用密码应用示范工程”，在上海、深圳等 10 个城市的金融、外贸系统试点，形成可复制的应用模式；
市场教育普及：1990-1995 年举办 “商用密码安全论坛” 20 余次，培训企业安全管理人员 1 万人次，提升市场认知。
至 1995 年，商用密码市场从 “政府主导” 转向 “政府引导 + 市场拉动”，企业主动采购占比从 1985 年的 10% 提升至 60%。
五、承前启后的历史价值：密码学转型的长远影响
1980-1995 年的密码转型，不仅完成了 “国防到商用” 的服务对象拓展，更构建了适配市场经济与信息化发展的密码生态，其历史价值体现在技术、制度、战略三个层面，深刻影响了 1995 年后的密码事业发展。
（一）技术层面：构建商用密码的 “自主技术体系”
这一时期研发的 Sm1、Sm2、Sm3 等自主算法，成为后续中国商用密码的核心技术支撑：1999 年《商用密码管理条例》将其列为 “国家推荐算法”；2010 年后纳入 “国密算法体系”，广泛应用于金融、政务、网络等领域。自主芯片的突破，打破了国外垄断，1995 年后国产商用密码芯片的性能持续提升，2000 年实现 100% 国产化。
同时，“军用技术转商用” 的模式，为后续 “高端技术民用化” 提供了范本 —— 如 1990 年代末的 “北斗导航加密技术”“量子通信商用”，均借鉴了这一时期的技术转化经验。
（二）制度层面：建立 “军民融合” 的长效机制
1980-1995 年形成的 “技术共享、人才互通、资源统筹” 军民融合机制，在 1995 年后进一步完善：2000 年成立 “军民两用密码技术联盟”；2016 年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将密码学列为 “重点领域”；2020 年《密码法》明确 “鼓励军民密码技术交流与转化”。这种机制既保障了国防密码的技术领先，又推动了商用密码的快速发展，实现 “双赢”。
商用密码管理制度的建立，为后续信息安全监管提供了经验 ——1997 年《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2017 年《网络安全法》中的 “密码管理条款”，均延续了这一时期的 “全流程监管” 思路。
（三）战略层面：奠定国家信息安全的 “密码根基”
1995 年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风险日益凸显。1980-1995 年构建的商用密码体系，成为应对风险的 “核心屏障”：
金融安全：商用密码保障了 “网上银行、移动支付” 的安全，2020 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达 347 万亿元，未发生大规模安全事件；
网络安全：国密算法广泛应用于 “防火墙、VpN、身份认证” 等网络安全产品，2020 年中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达 532 亿元，商用密码占比 30%；
政务安全：商用密码支撑 “电子政务、数字签名” 的推广，2020 年全国电子政务加密覆盖率达 95%。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确立的 “自主可控” 战略原则，在 1995 年后的 “芯片危机”“算法霸权” 等挑战中，始终指导着中国密码学的发展方向，避免了信息安全 “卡脖子” 风险。
正如 2000 年《中国商用密码发展二十年总结》所指出：“1980-1995 年的转型，是中国密码学从‘计划时代’走向‘市场时代’的关键一跃 —— 它承继了国防自主的根基，开启了商用服务的新篇，为国家信息安全构建了‘不可替代的密码屏障’。”
六、结语：转型中的密码学发展逻辑与时代启示
1980-1995 年的中国密码学，以 “承前” 继承 1970 年代的国防技术与体系遗产，以 “启后” 回应市场化、信息化的新需求，走出了一条 “自主创新、军民融合、市场导向” 的转型道路。这一时期的发展逻辑，本质是 “安全与发展” 的动态平衡 —— 既通过国防技术储备保障国家安全底线，又通过商用转型支撑经济发展；是 “计划与市场” 的协同过渡 —— 既发挥政府在标准制定、监管引导中的作用，又培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 “自主与开放” 的辩证统一 —— 既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又适度引进消化非核心技术，避免闭门造车。
从历史维度看，这一时期的转型，使中国密码学在全球密码技术市场化浪潮中，既没有因技术封锁而停滞，也没有因盲目开放而失去自主；从现实维度看，当前面对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挑战，以及全球信息安全格局的深刻变革，这一时期形成的 “自主创新、军民融合、市场驱动” 经验，仍具有强烈的时代启示。
传承 1980-1995 年的 “转型智慧”，坚持以自主技术为核心、以军民融合为路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中国密码学必将在网络空间安全的新时代，继续书写 “保障安全、赋能发展” 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一、官方档案
国家密码管理局藏：《商用密码发展规划（1985-1995）》，档案编号：mm-1985-08，1985 年。
商务部档案馆藏：《1980-1995 年外贸通信保密档案》，编号：wm-1988-12，1988 年。
中国人民银行档案馆藏：《金融电子化加密安全档案（1985-1995）》，编号：Yh-1990-06，1990 年。
国家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编：《中国商用密码史料汇编（1980-1995）》，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 年。
电子工业部档案馆藏：《商用密码设备研发档案（1982-1995）》，编号：dZ-1986-15，1986 年。
二、学术专着
《中国商用密码发展报告》编委会：《中国商用密码发展报告（2000）》，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年。
赵战生：《中国密码学转型之路（1980-2000）》，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
张华：《商用密码企业发展史（1985-2000）》，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年。
刘木兰：《Sm 系列算法的早期发展（1988-199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
[美] 布鲁斯?施奈尔：《应用密码学》（中译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年。
三、期刊论文
王明远：《1980-1995 年中国商用密码的军民融合机制》，《军事历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78-85 页。
李幼平：《Sm2 椭圆曲线密码的研发与应用》，《密码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 1-8 页。
张华：《商用密码产业的早期崛起（1985-1995）》，《中国科技产业》，2018 年第 7 期，第 56-60 页。
刘军：《金融电子化中的商用密码应用》，《金融研究》，1995 年第 10 期，第 45-48 页。
[英] 西蒙?辛格：《密码故事：从古代到量子时代》（中译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
四、口述史料与企业史料
王越访谈录（2005 年）：《商用密码标准的制定历程》，国家密码管理局 “密码口述史” 项目，编号：mm-2005-023。
卫士通创业团队访谈录（2010 年）：《从科研院所到企业：卫士通的早期发展》，《中国高新科技企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江南科友企业志（1993-2000）》，内部资料，2000 年。
国家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原主任访谈录（2015 年）：《商用密码管理的早期实践》，《中国信息安全》，2016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