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轰轰烈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保卢斯的投降而宣告结束，德意志第六集团军这只曾经在欧洲大陆上耀武扬威的“铁拳”，硬生生被苏联红军给掰断在了伏尔加河的冰面上。消息传来，全世界都为之一振，丘吉尔的雪茄大概能多抽半寸，罗斯福的轮椅估计都滑得快了些。似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已经清晰地出现在了地平线上。
可您别以为这就完了，就在南线的斯大林格勒城下，双方还在为一栋楼、一堵墙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在更北边，那片被冰雪覆盖的、名为勒热夫—维亚济马的突出部，另一场同样规模宏大、也同样充满了血与火的较量，早已悄然拉开了它沉重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历史刻意遗忘的帷幕。
这就是苏军最高统帅部精心策划的“火星-天王星”联动计划。“天王星”是主攻，是那柄旨在刺穿德军南翼心脏的致命长矛；而“火星”，则是佯攻，是一记旨在猛击德军中部面门、吸引其全部注意力的沉重铁拳。苏联总参谋部的算盘打得很清楚：通过在勒热夫方向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牵制性打击，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预备队死死地钉在原地，使其无法南下增援斯大林格勒，从而确保“天王星行动”的顺利实施。
苏军高层，特别是负责此次行动总协调的朱可夫，对此充满了信心。他相信，凭借着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他不仅能完成牵制任务，更能一举击溃顽抗的德军第九集团军，拔掉勒热夫这颗钉子，在中央战线实现一次决定性的战略突破。
在整个火星行动中，苏联红军由朱可夫担任总协调，调集西方面军与加里宁方面军的主力部队，试图通过正面与两翼的协同突击，突破勒热夫突出部德军第9集团军的防线，达成合围歼灭之目的。
首先，西方面军的第20集团军作为主攻部队，自东南方向对德军西切夫卡一线发起正面突击，任务是正面撕开防线、牵制德军主力，同时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其配属有大量步兵与装甲兵团，坦克数量高达500余辆，是战役中最重要的突击力量之一。
与之协同的还有第31集团军，负责从第20集团军左翼方向进攻，支援西切夫卡主攻集团，策应其突破德军阵地，封锁德军侧翼。
在北翼方向，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0集团军从别雷方向向南发动突击，目标是撕开德军北翼，实施钳形夹击。该集团军配备有近卫部队与精锐步兵，是火星行动中承担“侧翼穿插”的关键部队。
同时，苏军还部署了第6坦克军作为快速突击力量，其任务是在第20集团军与第31集团军完成正面突破后，从缺口处高速冲入德军纵深，直插西切夫卡后方，截断德军交通线与补给线，完成战役级包围圈的闭合。
此外，为保障合围成功，苏军调动了第2近卫骑兵军作为战役级机动部队，一旦德军出现溃退或缺口被撕开，将立刻实施追击与拦截，防止敌军突围。
总的来看，苏军试图通过正面强突+两翼包抄+快速装甲楔入的战术手段，一举歼灭德军第9集团军，从而清除勒热夫突出部，为后续“木星行动”扫清障碍。
而在整个“火星行动”当中，苏军投入的兵力高达近70万人，坦克约2000辆。
另外还有近40万人的预备役准备后续的“木星行动”。
火星升起——战役打响
1942年11月25日，凌晨。勒热夫突出部西侧的苏军阵地上，万籁俱寂，只有刺骨的寒风在白桦林间发出阵阵呜咽。气温已经降至零下十几度，浓重的大雾和纷纷扬扬的雪花，将整个战场笼罩在一片灰白色的、能见度极低的混沌之中。
就在这片看似沉寂的冰原之下，朱可夫元帅的“火星”，即将发出它第一声、也是最猛烈的一声怒吼。
初期推进（11月25日–30日）
25日凌晨，随着一排排红色信号弹划破天际，部署在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阵地上的数千门大炮，同时向着德军第九集团军的防线，倾泻下钢铁的风暴。炮火准备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整个大地都在剧烈地颤抖。紧接着，苏军第20集团军和第31集团军的步兵，在坦克的引导下，冒着德军零星的反击炮火，强渡了已经部分结冰、但冰层尚不坚固的瓦祖扎河等支流，向着德军的阵地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
然而，恶劣的天候，这个本应是苏军突袭的“盟友”，此刻却也成了他们进攻的“绊脚石”。
天候恶劣：持续的大雾和积雪，使得苏军的炮兵观察员根本无法准确地为炮群指示目标，大量的炮弹都落在了空地上，对德军坚固工事的破坏效果，远低于预期。苏军的坦克和步兵，在没过膝盖的积雪和泥泞的冻土中推进缓慢，协同也极其混乱。
德军防御稳固：对面的莫德尔将军，早就料到苏军会从这里下手。他指挥的第九集团军，依托着沿途的每一个村庄、每一片散林、每一个高地，都构筑了由地堡、交通壕和伪装火力点组成的、相互支撑的坚固防御强点。这些“刺猬”阵地，虽然兵力不多，但火力配置得当，有效地阻击和消耗着苏军的前进势头。
反复试攻（12月初）
在最初的几天里，苏军虽然也付出巨大代价，在某些地段艰难地撕开了一些口子，但并未能达成战役的预期目标。朱可夫对此极为不满，他严令部队继续投入预备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突破德军的防线。
苏军第20集团军和新锐的第6坦克军，奉命向着勒热夫突出部的核心骨干——瑟乔夫卡至别雷的防线，发动了重点攻击，试图从这里将德军的防线拦腰斩断。
然而，莫德尔再次展现了他“防御大师”的本色。他并没有将他手中那支宝贵的装甲预备队（主要是第1和第5装甲师的一部分）顶在第一线去硬拼，而是将其巧妙地部署在二线，等待苏军的突击部队因为孤军深入而侧翼暴露时，再像毒蝎一样，从侧后方发动致命的反击！
于是，在12月初的十几天里，战场上反复上演着同样的、血腥的剧本：苏军的坦克和步兵，在付出巨大伤亡后，艰难地攻占了某个村庄或高地；但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德军的装甲预备队，就会在炮火的掩护下，从侧翼杀出，将这股立足未稳的苏军部队重新包围、压缩、歼灭。苏军的替补部队，就这样一波接一波地被投入到这个血肉磨坊之中，但整个战线的突破幅度，依然局限于几公里之内。大量的坦克和人员，都在这种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反复争夺中，被白白地消耗掉了。
胜利希望破灭（12月中旬）
到了12月中旬，战场的局势，对苏军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利。
德军开始利用苏军进攻部队之间的空隙，进行小规模的反向穿插和包围，将那些过于突出的苏军营、团级单位，一个个地分割、吃掉。
苏军的后勤补给，在冰雪和泥泞中，几乎完全陷入了瘫痪。前线的部队，不仅缺乏弹药，连最基本的粮食和御寒衣物都供应不上。士兵们在饥饿和严寒中，战斗力急剧下降。犹豫和悲观的情绪，开始在部队中蔓延。
德军的炮兵和反坦克手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之后，也逐渐适应了苏军的进攻节奏。他们利用有利地形，进行精准的伏击。大量的苏军坦克，不是因为陷入泥潭动弹不得，就是被德军精准的炮火一辆接一辆地击毁或被迫抛弃。勒热夫突出部西侧的原野，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由冰冷的钢铁残骸组成的坦克坟场。
命运的岔口——木星行动流产
在朱可夫最初的战略构想中，“火星行动”只是一个前奏。他原计划，在“火星行动”成功突破德军防线、合围了第九集团军之后，立刻发动一个规模更大、也更具野心的后续计划——“木星行动”。
“木星行动”的核心，是调集强大的装甲兵团，从“火星行动”打开的突破口，向西、向西南方向的斯摩棱斯克和奥廖尔后方，实施一次更大规模的深远突击，意图将整个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南翼全部合围，并迅速压缩其在中线的整体防御。
然而，“火星行动”在勒热夫突出部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的残酷现实，迫使苏军总参谋部最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以当时苏军的实力，根本无法支撑“木星行动”这样宏大的战略构想。“木星行动”最终从未被付诸实施，它成为了苏联战争史中，一次重要的、也是充满了遗憾的“战略撤案”，一个停留在图纸上的、过于乐观的梦想。
进入1943年初，随着南线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败局已定，“火星行动”的牵制意义也大大降低。在经历了数月的血腥消耗之后，苏军最高统帅部最终在3月份下令，终止了在勒热夫方向的所有进攻行动。苏军部队，在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之后，基本退回到了战役开始前的起始阵地，除了付出巨大伤亡代价，一无所获。
此次战役也称第二次勒热夫—塞切夫卡战役，据战后较为保守的统计，在整个“火星行动”期间（1942年11月至1943年3月），苏军的总伤亡人数估计高达33.6万人，其中包括了约15万人阵亡或失踪。此外，还有超过1500辆坦克和装甲车辆在战斗中被击毁或报废。
德军损失：德军第九集团军也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伤亡总数保守估计约为4万至5万人。
“火星行动”从战术和战役层面上看，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但从战略全局来看，它也确实成功地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最精锐的部队（包括莫德尔的第九集团军和大量的装甲预备队）死死地拖在了勒热夫这个“泥潭”之中，使其无法抽调任何兵力南下增援斯大林格勒，为“天王星行动”的成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战略保障。
莫德尔将军在勒热夫的指挥，被后世军事学家视为“防御之艺术”的典范。他所运用的纵深分层布防、预设火力陷阱、以及在关键时刻投入装甲预备队进行快速机动的战术，将德军的防御效能发挥到了极致。此役之后，他获得了希特勒的极大嘉奖，被誉为“东线之盾”和“防御大师”。
而对于朱可夫元帅来说，“火星行动”无疑是他辉煌军事生涯中，一次不愿被提及的惨痛失败。在战后，他极少公开提及“火星行动”，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只是对其进行了简略而又含糊的描述。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他对这次战役的失败，始终耿耿于怀，也反映了其在战术层面上，有时过于依赖“兵力冲击”而忽视后勤与地形的盲点。
朱可夫的战后争议：胜利者，还是“血腥元帅”？
勒热夫战役（包括“火星行动”在内），因为其惊人的伤亡和并未达成主要战略目标的结局，在苏联官方战史中，长期被刻意地边缘化和淡化处理。其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这次失败的行动是由朱可夫元帅亲自策划和主导的，这与他那“战无不胜”的“胜利元帅”光辉形象，形成了尴尬的对比。
后世许多苏联及俄罗斯的历史学者，对朱可夫在这次战役中的角色，也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正面评价者认为：他依然是那个战略视野最广的苏联统帅。勒热夫的惨重损失，是为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所付出的、必要的、也是值得的代价。
批评者则指出：朱可夫在此役中，表现出了对士兵生命的惊人漠视，过于依赖密集的火力和“人海冲锋”来解决问题。他将勒热夫战场，变成了一个冷酷的“军事实验场”。有学者甚至形容朱可夫在勒热夫的战法为：“只要能攻下目标，哪怕是用士兵的尸体堆出来一道通往胜利的梯子。”
在东线战场结束后的波茨坦会议期间，朱可夫元帅与时任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私下交谈。当谈及红军是如何突破德军密集的雷区时，艾森豪威尔好奇地问：“元帅先生，面对如此大面积的雷区，你们的工兵是如何进行排除的？”
据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记载，朱可夫在听到这个问题后，沉默了片刻，然后用一种非常平静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回答说：
“我们的士兵，就当那些地雷不存在。”
这句话，虽然简短，却充满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残酷。它像一把手术刀，无情地剖开了苏军在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那光辉表象之下的、用无数生命堆砌而成的沉重真相。
勒热夫战役，因为其高昂的伤亡和长期被官方封锁的历史，直到苏联解体后的21世纪，才逐渐被俄罗斯社会所正视和公开纪念。
2020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共同见证下，一座宏伟的“勒热夫苏军战士纪念碑”，在勒热夫市郊正式揭幕。这座高达25米的青铜雕像，主体为一名身披斗篷、低头默哀的普通红军士兵形象，而他那残破的斗篷下摆，则幻化为无数只冲天而起的鹤——这寓意着，那些倒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士们的灵魂，终于可以化作白鹤，魂归故里。
纪念碑的基座上，铭刻着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着名诗句：
我战死在勒热夫附近
在一处无名沼泽之中
身处第五连的左翼
死于残酷的空袭
没有爆炸的声响
也无闪光乍现
好似从悬崖跌入无底深渊
不知因何而起，也不知何处终结
在这世间，直至世界的最后一刻
你都无法从大衣上找到我的肩章与领章
我与树根相伴，它从地下汲取养分
我与黑麦相依，在山丘的尘土里安身
我与晨鸣的公鸡一道，在黎明的露水里栖息
我与你们的汽车相随，划破公路上的空气
河流如一根小小的茎干，在那里编织着草地
纪念日时，母亲却不知我葬身何处
在一个苦涩年份的夏天，我战死沙场
自那一天起，对我而言，再无新闻或公告传来
活着的人啊，帮我数数
还要多久，前线的新闻里才能提及斯大林格勒的名字
前线燃烧不止，如同肉体上的创口
我已死去，无从知晓
勒热夫最后收复了吗
我们是否坚守在顿河终端
那是恐怖的月份，万物都岌岌可危
难道到了秋天，敌人就已拿下顿河
又突破到了伏尔加河，肆意践踏
不，这绝不可能，他们永远无法得逞
不可能，我说，绝对不可能
即便对于死者，这也太过可怕
无法发声的死者，也有最后的慰藉
我们为祖国母亲倒下，也拯救了她
我们的眼睛失去光芒，吐出胸中的火焰
来自上级的点名，不再呼唤我们的名字
我们如同草堆或石头，却更加暗淡、更加宁静
我们的记忆永恒，谁会对此嫉妒？
我们的灰烬，黑土理所当然地接纳
我们永远的荣耀，带来些许微薄的欣慰
我们不会再佩戴战斗奖章和勋略
那些是给生者的
我们只有最后的欣慰
我们的作战并非徒劳，一切为了祖国母亲
我们的声音即将消逝，你现在一定要明白
你必须明白，我的兄弟，要像墙一样坚守
死者的诅咒，是一种可怕的愤怒
我们永远被赋予了这苦涩的权利
这权利，永远带着苦涩
我在 1942 年夏天被草草安葬
没有墓碑，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被死亡带走
许多人都经历过，如此清晰而平常
但愿一切都与我们的信念相符
兄弟们，或许你不是在顿河战场战败
而是死在莫斯科之后的战斗中
在伏尔加河畔的大草原
你们匆忙挖掘战壕
在战斗中向欧洲边界前行
一旦确认这是战争之路的最后一英寸
便已满足
这最后一英寸啊
若舍弃它，就将无处落下最后的脚步
你们将敌人赶回西边
如果我的兄弟，斯摩棱斯克收复了
你是否也在其他前线摧垮敌人的防线
也许你们的脚步已到了边境
也许让古老的誓言得以实现
倘若柏林在莫斯科旁被命名
手足们昂首阔步在敌国的堡垒上
后继之人若能哭泣该多好
胜利的礼炮若能让我们短暂复活该多好
可惜我们已失明且麻木
我们在永恒中安息
我忠实的同志们
只有在这场战争中
在你们无尽的欢乐里
你才能明白，欢乐中有着我们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们被死亡隔绝
但信仰、仇恨和激情
我们从未有过丝毫欺瞒
在这残酷的战斗中
我们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
这一切都传承给你们，永不磨灭
我们内心从未责备活着的人
在战争中，我们一视同仁
无论活着还是死去，我们都平等
活着的人们对我们并无亏欠
这些人在奔跑中接过鲜红的旗帜
只是晚一步倒下
为了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苏联
我们都一样
我战死在勒热夫，而他倒在莫斯科附近
你们在哪？战士们在哪？还有活着的人吗？
在城市、农村、家中，或是身处异国的军营里？
无论他乡还是故土
无论寒冬还是暮春
我赠予你生命，我还能做什么？
我赠予你欢乐
在你的生活中，继续报效祖国
带着荣耀，世代延续
悲伤时要记得自豪，不要低下头颅
欢庆时不要夸耀
胜利的时候，记得守护啊兄弟们
守护胜利，守护属于你的欢乐
这座纪念碑，如今已成为今日俄罗斯悼念所有在卫国战争中“无名阵亡士兵”的最重要的国家象征之一。它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被遗忘了太久的历史，也告慰着那数十万长眠于此的、年轻而又不屈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