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马长史：威震塞北的崛起之路
东汉熹平年间，幽州辽西郡的草原上，常能见到一支奇特的骑兵——骑士皆乘白马，头戴银铃，每逢冲锋便齐声高呼：“义之所至，生死相随！”这支令乌桓、鲜卑闻风丧胆的部队，正是公孙瓒（zàn）麾下的“白马义从”。
《英雄记》记载，公孙瓒早年任辽东属国长史时，曾率数十骑遭遇数百鲜卑骑兵。他挥矛大呼：“今不冲之，则死尽矣！”（今日不主动冲击，必死无疑！）遂身先士卒冲入敌阵，亲手斩杀数人，竟逼退敌军。此战过后，鲜卑人立下规矩：“避白马长史。”
公孙瓒深谙“以夷制夷”之道。他招募善骑射的流民与胡人，组建精锐骑兵。《后汉书》载其“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这些骑兵不仅装备精良，更以“义”为纽带——每名骑士皆需歃血为盟，承诺“违义者，剖心沥血以谢天下”。
这种军事化的“义”文化，让白马义从战斗力惊人。光和年间，公孙瓒率三千义从大破张纯叛乱，斩首万余；中平五年（188年），又在石门之战中“追亡逐北，至于管子城”，将乌桓蹋顿单于逼入绝境。一时间，幽州百姓歌谣唱道：“瓒儿白马，踏破胡沙；义从所指，千里无家。”
二、权力迷局：从战神到暴君的蜕变
初平二年（191年），公孙瓒与袁绍争夺冀州，界桥之战成为其命运转折点。《九州春秋》记载，袁绍部将麴义以八百强弩设伏，“临阵斩瓒所署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白马义从首次遭遇重创，公孙瓒惊呼：“吾之白马，竟折于强弩乎？”
此战失利后，公孙瓒性情大变。他不再信任部下，《典略》称其“疑忌诸将，每有功劳，辄夺其兵”。更甚者，他在易京（今河北雄县）筑高楼，“楼高十丈，自居其中，以铁为门，斥去左右”，每日与妻妾饮酒作乐，却命侍女以绳索吊食物上楼，杜绝外人接近。
对百姓，公孙瓒更是残暴。《后汉书》载，他“记过忘善，睚眦必报”，甚至宣称：“天下事竟，当与诸卿痛饮耳！今若兵革未解，妇人岂得蚕织乎？”（天下太平后才能饮酒作乐，如今战乱未休，妇人哪配养蚕织布？）遂下令禁止民间育蚕，致使幽州民生凋敝，百姓私怨沸腾。
三、困兽之斗：易京楼里的最后疯狂
建安四年（199年），袁绍大军围困易京。公孙瓒困守高楼，却仍存侥幸。《英雄记》记载，他在楼中储备“三百万斛”粮食，对亲信说：“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困此，岂非天乎？然吾有积谷，足食十年，袁绍能奈我何？”
但他的自信很快被瓦解。袁绍采用“挖地道”战术，直抵高楼之下。公孙瓒见大势已去，先缢死妻妾，再引火自焚。临终前，他望着楼外火光，悲叹：“吾昔驱白马，踏破胡尘；今困孤城，竟无义从救我乎？”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公孙瓒曾视“义”为立身之本，却在权力巅峰时背弃初心。他诛杀刘虞（幽州牧）时，不顾其“仁德”之名；攻打袁绍时，不惜勾结黑山贼。这种“义从其名，利从其实”的行径，最终让曾经的战神沦为众叛亲离的独夫。
四、野史余响：白马传说的民间重构
公孙瓒死后，其“白马义从”的传说却在民间流传。《搜神记》记载一则异闻：易京楼焚毁当夜，数百匹白马狂奔出城，“马首皆染血，望北而嘶，三日不绝”。幽州百姓认为，这是义从骑士的魂魄借马显灵。
更有趣的是，民间对公孙瓒的评价呈现两极。一方面，说书人将其塑造成“杀胡英雄”，演绎“白马长史大破乌桓”的传奇；另一方面，《幽州风土记》收录民谣：“白楼高，粟米饶，公孙老，百姓焦。”讽刺其暴政。
这种矛盾形象，恰反映乱世英雄的复杂性。公孙瓒以“义”起家，却在权力中迷失；他曾是胡人眼中的“煞星”，却也因穷兵黩武自毁长城。正如《典略》所评：“瓒之败，非兵不利，将不强，乃义之不存也。”
结语
公孙瓒与白马义从的故事，是乱世中“成也义，败也义”的典型。从威震塞北的战神，到困守高楼的暴君，他的命运转折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理想信念的崩塌。那些曾高喊“义之所至”的白马骑士，最终消散在易京楼的火光中，只留下一段被历史烟尘笼罩的传奇——它警示后人：若将“义”当作谋权的工具，再强大的武力，也终将如白马过隙，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