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南京城，秦淮河畔的画舫依旧歌舞升平，但城中央的应天府衙却笼罩在一片肃杀之气中。衙门口新立的土地庙前，一具填充稻草的人皮悬挂在旗杆上，微风拂过时，人皮空洞的眼窝仿佛在俯瞰着每一个进出衙门的官吏——这便是令贪官闻风丧胆的“剥皮实草”之刑。
朱元璋出身濠州农家，早年父母兄弟皆因元末苛政饿死，他曾在皇觉寺做行童时，亲眼见过州官将赈灾粮倒入自家粮仓。这段经历让他对贪官污吏的憎恨深入骨髓。登基后，他在《皇明祖训》中写道：“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为根治腐败，朱元璋亲自参与修订《大明律》，将《受赃》单独列为一篇，规定贪腐六十两白银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更令人震撼的是，他在各地衙门旁设立“皮场庙”，专门作为剥皮行刑场所，剥下的人皮填充稻草后悬挂于公堂之上，让继任官员每日办公时直面前任的惨状。
这种刑罚的灵感据明代《草木子》记载，来源于佛教传说中的地狱酷刑。朱元璋将其改造为现实版警示手段，甚至在《大诰》中详细描述剥皮过程：先用开水浇烫犯人的背部，待表皮与肌肉分离后，用利刃沿脊柱划开，整张人皮被完整剥下，经石灰腌制、稻草填充后，制成“人皮俑”立于衙门前。
洪武年间最轰动的剥皮案，当属开国名将蓝玉案。这位常遇春的妻弟曾在捕鱼儿海大破北元，却因恃功骄纵触怒朱元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下令将其剥皮实草，人皮传示九边重镇以儆效尤。据明末《蜀警录》记载，蓝玉的人皮最后被蜀王朱椿（蓝玉女婿）请求留在成都蜀王府端礼门楼上，直到明末张献忠破城时仍保存完好。
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苏州知府陈宁因横征暴敛被百姓称为“陈烙铁”，朱元璋得知后将其剥皮实草。行刑当日，陈宁的人皮被悬挂在府衙门口，百姓们纷纷投掷瓦砾，有人甚至将其生殖器割下喂狗。
这些恐怖场景并非孤例。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年间广东布政使徐本因收受十匹绢布被剥皮，其人皮被制成鼓面，悬挂在布政司大堂，每当有官员击鼓升堂，鼓声中仿佛都回荡着徐本的惨叫。这种“人皮鼓”的传说在明代笔记中屡见不鲜，虽难考真伪，却折射出当时官场的恐惧氛围。
朱元璋深知仅靠严刑峻法难以根治腐败，于是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全民反腐运动”。他在《大诰》中明文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官员，若有操纵词讼、陷害百姓者，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可将其绑送京城，沿途官员胆敢阻拦者，枭首示众！”一时间，从江南水乡到塞外边陲，时常可见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戴枷的贪官行走在官道上。
朱元璋还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允许百姓击鼓鸣冤。有一次，应天府百姓王二牛因县官强占其田产，竟带着全家老小抬着鼓槌闯入皇宫，当面向朱元璋哭诉。朱元璋不仅严惩了贪官，还赐王二牛“义勇”称号，此事被编成《击鼓鸣冤》的戏文在民间传唱。
然而，这种激进措施也带来副作用。一些地痞流氓趁机敲诈勒索，假冒百姓绑送官员。江西曾发生一起案件：几个泼皮诬陷里长贪污，将其绑至京城，结果查明里长仅收过乡民一篮鸡蛋。朱元璋虽严惩了诬告者，但此类事件已让“全民反腐”有些变味。
关于剥皮实草的真实性，后世一直存在争议。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在《朱元璋》一书中指出，《明史》《明实录》等正史中并无剥皮实草的明确记载，朱元璋对贪官更多是处以凌迟、枭首等刑罚。例如建昌县知县收受四百贯钞被凌迟，莱阳县丞贪腐一百贯被枭首，这些案例均未提及剥皮。
但明末清初的野史笔记却对此大肆渲染。除了蓝玉案，《石匮书》还记载洪武年间有个叫赵伯颜的县令，因贪污被剥皮后制成稻草人立于县衙门口，其妻儿被迫每日清扫人皮上的灰尘。这类故事虽无法证实，却深刻影响了民间对朱元璋的认知。
万历年间，清官海瑞曾提议恢复剥皮实草之刑，他在《治安疏》中痛陈：“太祖高皇帝时，贪官知警，何也？前官剥皮悬堂，后官岂敢不惧？”此言一出，满朝哗然，御史们纷纷弹劾海瑞“欲开历史倒车”，最终不了了之。这一事件从侧面反映出剥皮实草在明代官场的恐怖记忆。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间，因贪腐被处死的官吏达十余万人，仅郭桓案、空印案两案就牵连数万人。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都因私贩茶叶被处死，朱元璋临终前留下遗诏：“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