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北京南城，大杂院那棵老槐树是我记事里最早的坐标。
树干粗得要三个孩子手拉手才能围住，春天一到，碎雪似的槐花瓣就扑簌簌往下掉，落满青石板路，踩上去软乎乎的，像撒了层糖霜。
我打小儿在胡同里窜成个泥猴，裤裆磨得透亮，鞋底子早被墙根的土坷垃啃得缺了口，可我跑得比野猫还快，街坊四邻都喊我“胡同窜天猴”。
爹在琉璃厂的印刷厂排字，整天跟铅字打交道，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黑油墨。
他回家时，常把铅字模子偷偷塞进我兜里，凉冰冰的，刻着“天”“地”“人”这些字。
我总拿它们当玩具，在泥地上印着玩，妈见了就笑：“你爹把墨水灌进你骨头缝里了。”
妈则在屋里支着缝纫机，给街坊邻居缝补浆洗，“嗒嗒嗒”的机器声从早响到晚，像只不知疲倦的老钟。
家里三间破土房，房顶的瓦松到了夏天能长半人高，风一吹，绿莹莹的叶子就晃啊晃，像是给屋子戴了顶毛茸茸的帽子。
槐花最盛的时候，妈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树下，用竹筛子接住飘落的花瓣。
她指尖捏着花瓣，轻轻抖掉花萼，再拌上半勺玉米面，撒点白糖蒸窝头。
蒸笼掀开的瞬间，甜香能飘满整条胡同，我跟院里的小子们早就扒着门框咽口水了。
张婶端着簸箕出来倒煤灰，见我猴在树杈上掏鸟窝，必叉着腰念叨：“陈默你个猴崽子！再爬树摔断腿，看你妈不拿笤帚疙瘩抽你皮！”
她话音没落，我早“蹭”地滑到树下，裤腿上沾着槐树皮的碎屑，冲她做个鬼脸，又窜进隔壁院子追猫去了。
那时候的胡同像口活锅，永远冒着热气。
清晨有卖豆腐脑的梆子声，“笃笃笃”敲得人心里发痒，卖主总在木桶上盖块蓝布，掀开时白花花的豆腐脑颤巍巍的，浇上酱油、蒜泥和辣椒油，香得人打激灵。
傍晚时分，各家厨房飘出油烟味，王大爷家的炸酱面、李婶家的葱花饼，混着知了的嘶鸣，在暮色里织成张网。
我爹爱喝两口二锅头，晚饭时总把酒瓶摆在炕桌上，用筷子头蘸了喂我，那辣劲儿能从嗓子眼烧到胃里，我直吐舌头，他就哈哈大笑，眼角的皱纹堆成核桃，说：“小子，这才是爷们儿喝的酒！”
1966年夏天，红漆大门上开始贴满白纸黑字的标语，风吹得纸角哗啦响。
爹的墨盒被收走时，我看见造反派踹翻了他的字架，铅字滚了一地，“天”“地”“人”混着土灰被踩进泥里。
他后来蹲在墙根抽旱烟，烟袋锅子“吧嗒吧嗒”敲着鞋底，后颈有道青紫的印子——那是在印刷厂被批斗时，红卫兵用皮带抽的。
烟锅里的火星明一下暗一下，像他眼里灭了又燃的光，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跟着那些铅字碎在泥里了。
妈把缝纫机藏进柴火堆，夜里等我睡熟了，才点起煤油灯偷偷做活。
灯光透过窗纸，在院子里映出个晃动的影子，我半夜醒来，常看见她弓着背的轮廓，针线在布上穿梭的声音，比屋外的蝉鸣还轻。
我十六岁那年，开始跟着爹学排字。
铅字在手里冰凉，油墨蹭得满手都是，连指甲缝里都是黑的。
可没学多久，街上就响起了锣鼓声，红卫兵戴着红袖章游行，口号喊得震天响。
我挤在人群外，看着他们举着红旗跑过，红旗上的五角星在太阳下晃眼。
有个戴眼镜的知青喊着口号，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我心里头有点慌，像揣了只乱撞的麻雀，赶紧缩到墙根下，摸着兜里爹给的铅字模子，那冰凉的触感让我稍微定了定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