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秋收像场硬仗，太阳还没冒头，队长的哨子就响破了梁家坳的晨雾。
露水打湿的稻穗沉甸甸的，镰刀割下去“唰唰”作响，手腕累得像灌了铅。
我弓着背在田里挪动，泥浆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劲。
那天下午，日头正毒，我弯腰割稻时，左脚突然踩进一个泥坑，身子一歪，手里的镰刀就跟着甩了出去。
白光一闪，接着是“噗”的一声闷响。
我低头看见左腿上绽开一道口子，鲜血像决堤的河水涌出来，瞬间染红了裤腿。
那血温热得吓人，顺着裤管往下淌，滴在水田里，把浑浊的泥水染出一圈圈暗红。
旁边的知青“啊”地尖叫起来，手里的镰刀掉在田里，溅起一片泥花。
我脑袋“嗡”的一声，只觉得腿上的疼像潮水般涌来，眼前阵阵发黑。
队长跑过来时骂了句脏话，他撕开自己的衬衫，那是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布一按在伤口上就被血浸透了。
“别愣着！抬他去卫生所！”他吼着，声音在稻田里回荡。
两个老乡蹲下身架起我，我的左腿使不上劲，只能靠他们拖着走。
泥地很滑，他们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让伤口疼得钻心。
我趴在老乡背上，能闻到他身上汗味和泥土味，还有他粗重的喘气声，一下下撞在我胸口。
卫生所是间低矮的土房，墙上贴着褪色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墙角堆着几捆草药。
老赤脚医生戴着老花镜，镜片上蒙着层灰，他掀开我的裤腿时，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划得深，见着骨头了。”他嘟囔着，从药箱里翻出半瓶碘酒，瓶子上的标签已经模糊不清，碘酒呈浑浊的黄色。
“前年县医院的西药都被当‘封资修’烧了，现在连酒精都得拿红薯干兑。”他用指甲刮着瓶身，发出“滋滋”的声响。
土霉素被碾成粉，撒在伤口上时，那疼比镰刀划开时更甚。
我咬着牙，额头上的冷汗滴在地上，把干硬的泥土砸出小坑。
老医生用一块看不出颜色的破布缠伤口，布上还沾着上次包扎留下的血渍。
“别沾水，每天来换药。”他说完，又往我手里塞了几颗黑乎乎的药丸，“这是俺自己采的草药，消炎的。”
可地里的活儿等不得。
歇了两天，我看着别人在田里忙活，心里急得像猫抓。
队长说“秋粮不等人”，我就拄着根木棍下田了。
伤口进了水，很快就发炎，红肿得老高，还往外流脓水，一股恶臭熏得人作呕。
晚上脱裤子时，布跟肉粘在一起，一撕就扯下一层皮，疼得我直抽气。
老医生摇着头说：“不行，得去公社医院，再耽误就废了。”
去公社医院的牛车走了十里地，土路坑坑洼洼，每颠一下都像有人拿锤子砸我的腿。
医院的白墙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消毒水的味道刺鼻。
医生掀起绷带时，伤口周围的肉已经发黑，他皱着眉说：“耽误了，得清创。”
没有麻药，他用镊子夹着棉球蘸了酒精，刚碰到伤口，我就疼得差点从床上滚下去。
那疼像无数根针在扎，又像有把火在烧，我攥紧了床沿，指关节发白，汗水把床单浸得透湿。
清创完，伤口上敷了层油纱布，缠上厚厚的绷带。医生说：“以后走路留神点。”
可那道疤还是留在了腿上，像条扭曲的蚯蚓。
阴雨天时，疤痕处又痒又疼，像有把镰刀在肉里来回割。
伤口愈合后，腿肚子的肉粘连在一起，走路开始一瘸一拐。
回知青点的路上，我看着路边的黄土坡，觉得自己的腿就跟这荒坡一样，再也长不出好庄稼了。
夜里摸铅字模子时，模子的冰凉触感让我想起爹的手，忽然很想回家，想闻闻北京胡同里的煤烟味，想看看妈在缝纫机前忙活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