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1日，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和汗水的味道。
齐振国站在尚未完全干燥的水泥站台上，手里攥着一份电报，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电报是铁道部凌晨发来的，只有短短一行字：“今日通车，务必确保万无一失。”
他抬头望向铁轨尽头，那里挤满了人——农民、工人、学生，甚至还有拄着拐杖的老兵，他们手里攥着鞭炮，眼睛里闪烁着某种齐振国熟悉又陌生的光芒。那是期待，是狂热，是一种近乎信仰的期盼。
“齐总工！”王铁柱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安全帽歪戴着，脸上沾满机油，“最后一组道岔调试完了，但……”他压低声音，“三号桥的沉降数据还是不太稳。”
齐振国没说话，只是把电报塞进口袋，大步走向站台边缘。远处，长江的水流湍急，而那座刚刚竣工的钢桁桥——成渝铁路最关键的工程之一——正静静地横跨在江面上。
“走，去看看。”
三小时前
桥面上，十几个工人正跪在铁轨旁，用水平仪反复测量轨距。齐振国蹲下身，手指抚过钢轨接缝处的螺栓，触感冰凉而坚硬。
“沉降了多少？”
“两毫米。”技术员小李递过记录本，“昨晚暴雨，桥墩下的泥土有点松动。”
两毫米。在普通铁路上，这甚至算不上误差。但今天是成渝铁路的通车仪式，全中国都在看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完全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铁路，从重庆到成都，505公里，十万军民奋战两年，死了三十七个人。
它不能出任何问题。
“加固。”齐振国站起身，“用备用枕木垫高，再打两组钢楔。”
“可时间……”
“来得及。”
两小时前
菜园坝站台的广播里，女播音员的声音激动得发颤：“同志们！成渝铁路通车仪式即将开始！这是中国人民的铁路，是工人阶级的铁路！”
人群爆发出欢呼。鞭炮声零星响起，红色的纸屑像雪花一样飘落。齐振国站在机车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枚铜制道钉——父亲齐远山留下的，上面刻着“铁路可以弯，脊梁不能断”。
“齐总工！”林秀兰挤过人群，白大褂上沾着血迹——她刚处理完一个被鞭炮炸伤的孩子。她塞给他一个铝制饭盒，里面是两个还温热的包子，“你从昨晚就没吃东西。”
他咬了一口，是白菜馅的，几乎没有油水。林秀兰看着他，忽然低声说：“你怕吗？”
齐振国咀嚼的动作顿了一下。
“怕。”他最终承认，“怕桥塌了，怕火车出轨，怕十万人的努力成了笑话。”
林秀兰轻轻握住他的手。她的手上有消毒水的气味，也有血的铁锈味。
“不会的。”她说，“因为是你修的。”
一小时前
“东风型”蒸汽机车缓缓驶入站台，车头悬挂着巨大的毛主席像和五星红旗。驾驶室里，司机老刘——一个参加过抗战的退伍兵——探出身子，朝齐振国敬了个礼。
“齐总工，咱们的铁路，稳不稳？”
齐振国没回答，只是拍了拍机车的铁皮外壳，像在安抚一匹烈马。
“按规程开。”他说，“别超速，过桥时降到二十公里。”
老刘咧嘴一笑：“放心，我拿命担保。”
三十分钟前
站台上，军乐队的演奏震耳欲聋。铁道部部长走到话筒前，声音洪亮：“同志们！成渝铁路的建成，标志着中国人民有能力建设自己的现代化交通！”
掌声雷动。齐振国站在人群边缘，目光却死死盯着远处的三号桥。
“齐总工！”小李狂奔过来，脸色惨白，“桥……桥的监测仪又跳了！”
齐振国的血液瞬间凝固。
“多少？”
“三毫米……不，四毫米！”
四毫米。已经超出安全范围了。
十分钟前
齐振国站在桥头，脚下是奔腾的长江。他弯腰检查加固的钢楔，发现其中一根已经松动了。
“再打一组！”他吼道。
工人们手忙脚乱地抡起大锤，可时间已经不够了。远处，汽笛声响起——列车即将发车。
王铁柱满头大汗：“老齐，要不要……延迟通车？”
延迟？在今天？在几万人面前？在全世界等着看新中国笑话的时候？
齐振国闭上眼睛。他想起父亲在奉海铁路上的选择，想起朝鲜战场上那座用枕木搭成的浮桥。
“不。”他睁开眼，“按计划发车。”
现在
“东风型”机车的汽笛长鸣，车轮缓缓转动。站台上的人群沸腾了，鞭炮声震天响，红色的纸屑漫天飞舞。
齐振国站在桥的另一端，手里攥着监测仪。数据仍在跳动——3.5毫米、3.8毫米、4.1毫米……
列车驶上桥面时，钢轨发出细微的呻吟。
“再慢点……”齐振国低声说，仿佛司机能听见。
车轮碾过接缝处，车身轻微晃动。监测仪的指针剧烈颤抖——4.5毫米。
齐振国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然后，列车安全驶过了桥。
监测仪的指针缓缓回落。
通车仪式结束后
夜幕降临，菜园坝站台终于安静下来。齐振国独自坐在铁轨旁，手里是一瓶老白干。
林秀兰找到他时，他已经喝掉了半瓶。
“今天成功了。”她坐到他身边。
“差点失败。”他盯着铁轨，“如果桥塌了……”
“可它没塌。”
齐振国沉默了很久，忽然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铜制道钉，轻轻按在铁轨上。
“我爸说过，铁路可以弯，脊梁不能断。”他笑了，笑容疲惫却释然，“今天，咱们的脊梁没断。”
远处，最后一串鞭炮在夜空中炸响，像是一颗颗小小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