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康元年（公元335年，乙未年）
春天，正月初一，皇帝举行加冠礼，宣告成年啦。然后就大赦天下，改了年号。
成国和赵国也都大赦天下，成国改年号为玉恒，赵国改年号为建武。
成国的老大李期立了阎氏当皇后，还任命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骠骑将军、尚书令王瑰当司徒。
赵国的老大石虎呢，让太子石邃处理尚书台的奏事，只有祭祀天地宗庙、选拔州牧郡守、打仗、判刑杀人这些大事才自己亲自管。石虎超爱修建宫殿，鹳雀台塌了，他就把负责修建的少府任汪给杀了，然后又让人重新修，规模比原来还大一倍。石邃的奶妈刘芝被封为宜城君，这刘芝可不得了，都能插手朝廷大权，收受贿赂，想当官的人好多都走她的门路。
慕容皝设置了左、右司马，让司马韩矫和军祭酒封弈来担任。
司徒导因为身体不好，没法参加朝会。三月的时候，皇帝就跑到他府上，和大臣们在内室搞了个宴会，还拜见了王导和他老婆曹氏。侍中孔坦悄悄写了个表章，很恳切地劝谏皇帝，说皇帝刚成年，一举一动都得符合礼仪，皇帝就听了他的。孔坦又觉得皇帝把权力都交给王导不太好，就很淡定地跟皇帝说：“陛下您年纪也不小了，品德修养越来越好，应该多听听大臣们的意见，学习好的治国方法。”王导听说后就很不爽，就把孔坦调出京城去当廷尉。孔坦心里不得劲，就借口生病辞职了。
丹杨尹桓景这人，特别会讨好巴结，王导可喜欢他了。正好火星在南斗星附近停留了十多天，王导就跟领军将军陶回说：“南斗星对应的是扬州地区，看来我得退位，才能消除上天的谴责啊。”陶回说：“您凭借高尚的品德辅佐朝政，却和桓景这种人亲密交谈，这样火星怎么会离开呢！”王导听了，那叫一个惭愧。
王导征召太原的王蒙当属官，王述当中兵属。王述是王昶的曾孙。王蒙不太在意那些小节，但因为生活清廉简约被大家称赞，和沛国的刘惔名气一样大，关系还好得很。刘惔经常说王蒙性格特别通达，而且很有节制。王蒙说：“刘君太了解我了，比我自己还了解我。”当时说起风流人物，都把刘惔和王蒙排在前面。王述性格沉稳安静，每次大家坐一起辩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王述都淡定得很。他都三十岁了，还没什么名气，大家都觉得他有点傻。王导因为他家世背景好就征召了他。见面之后，王导就问他东边米价多少，王述瞪大眼睛不说话。王导就说：“王属官可不傻，别人怎么能说他傻呢！”王导每次说话，大家都一个劲赞美，王述却很严肃地说：“人又不是尧舜，怎么可能每件事都做得完美！”王导听了，脸色都变了，赶紧向他道歉。
赵王石虎到南方溜达，到了长江边就回去了。有十几个巡逻的骑兵到了历阳，历阳太守袁耽上表报告，但是没说清楚有多少骑兵。朝廷一下子就慌了，司徒王导请求带兵去征讨。夏天，四月，皇帝给王导加官大司马，授予黄钺，让他都督征讨各军事。癸丑日，皇帝在广莫门检阅军队，分别命令各位将领去救援历阳，还派兵驻守慈湖、牛渚、芜湖；司空郗鉴让广陵相陈光带兵来保卫京城。没过多久，听说赵国的骑兵没多少，而且已经走了，戊午日，就解除了警戒，王导也被免去大司马的职位。袁耽因为做事轻率，被免了官。
赵国的征虏将军石遇攻打襄阳的桓宣，没打下来。
这一年大旱，会稽、馀姚的米价涨到了一斗五百钱。
秋天，七月，慕容皝立儿子慕容俊当世子。
九月，赵王石虎把都城迁到了邺城，然后大赦天下。
一开始，赵国的老大石勒因为天竺的和尚佛图澄能预测事情成败，还多次应验，就很尊敬他。石虎即位后，对他更是恭敬得不行，给他穿绫罗绸缎，坐雕花的车子。朝会的时候，太子和各位王公大臣扶着他上殿，司仪高喊“大和尚”，所有人都得站起来。还让司空李农早晚去问候他的生活起居，太子和各位王公大臣五天去拜见一次。老百姓受影响，大多都信奉佛教了。佛图澄在的地方，没人敢朝着他所在的方向擤鼻涕、吐口水。大家争着修建寺庙，剃光头出家。石虎觉得这里面真假难辨，有的人是为了逃避赋税徭役，甚至干坏事，就下诏问中书省：“佛教是国家尊崇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官职的，应该信奉佛教吗？”着作郎王度等人讨论后说：“帝王的祭祀，都有明确的礼仪制度。佛是外国的神，不是中原天子和百姓应该祭祀供奉的。汉朝刚开始传佛教的时候，只允许西域人在城里建寺庙供奉，汉人都不能出家；魏国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应该禁止公卿以下的人到寺庙烧香、礼拜；那些已经出家当和尚的赵国人，都得还俗。”石虎下诏说：“我出身在边疆，有幸成为中原的君主，至于祭祀，应该遵从自己的习俗。那些夷族、赵国百姓喜欢信奉佛教的，就随他们吧。”
赵国的章武王石斌率领两万精锐骑兵，加上秦州、雍州的军队，去征讨薄句大，把他给平定了。成国太子李班的舅舅罗演，和汉王的相国天水上官澹，想谋杀成国的老大李期，拥立李班的儿子。结果事情败露，李期把罗演、上官澹和李班的母亲罗氏都杀了。李期觉得自己成功了，就不把那些老臣放在眼里，只信任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和中常侍许涪等人，刑罚赏赐这些大事，都由这几个人决定，很少再和公卿大臣商量。田褒也没什么别的本事，就因为曾经劝成国的老大李雄立李期为太子，所以特别受宠。从此，国家的法度开始混乱，李雄打下的基业开始衰落。
冬天，十月初一，发生了日食。
慕容仁派王齐等人回南方。王齐他们从海路去棘城，王齐遇到大风没到。十二月，徐孟等人到了棘城，慕容皝这才接受朝廷的任命。
段氏、宇文氏各自派使者去见慕容仁，住在平郭城外的馆舍。慕容皝的帐下督张英带着一百多骑兵抄小路偷偷去袭击，杀了宇文氏的使者十多个人，活捉了段氏的使者带回来。
这一年，晋明帝的母亲建安君荀氏去世。荀氏在皇宫里，地位和太后一样高；皇帝下诏追赠她为豫章郡君。
代王拓跋翳槐觉得贺兰蔼头对自己不恭敬，就想把他召来杀了，结果各个部落都反叛了。代王拓跋纥那从宇文部回来，各个部落又拥护他。拓跋翳槐只好逃到邺城，赵国人对他还挺好。
一开始，张轨和他的两个儿子张寔、张茂，虽然占据了河西地区，但每年都有战事。到张骏继位后，境内渐渐太平了。张骏努力处理各种政务，能让文武官员各尽其用，老百姓生活富裕，军队也强大，远近的人都夸他是个贤明的君主。张骏派将领杨宣去攻打龟兹、鄯善，于是西域的焉耆、于阗等国，都到姑臧来朝贡。张骏在姑臧城南修建了五座宫殿，他的下属都对他称臣。
张骏有兼并秦州、雍州的想法，就派参军麹护上疏，说：“石勒、李雄都死了，石虎、李期又接着干坏事，老百姓离开了自己的君主，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老一辈的人逐渐去世，年轻一辈的人不记得以前的事，对旧主的思念之情，越来越淡。恳请皇帝命令司空郗鉴、征西将军庾亮等人乘船从长江、沔水出发，前后一起行动。”
【内核解读】
咸康元年（公元335年），正值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政权林立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一年的史事如同多棱镜，折射出乱世中权力更迭的残酷、文化碰撞的火花与社会运行的复杂肌理，诸多事件对后续历史走向埋下了深远伏笔。
权力结构的重构与动荡
这一年年初，东晋、成汉、后赵三个主要政权几乎同步完成了权力仪式的更新。东晋成帝加元服（举行成人礼）并改元咸康，标志着名义上皇权的成熟；成汉李期改元玉恒、后赵石虎改元建武，则彰显了割据政权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强化。但仪式的庄严背后，是实际权力格局的暗流涌动。
后赵的权力生态极具代表性。石虎虽将部分行政权交予太子石邃，却牢牢掌控祭祀、人事、军事、刑杀等核心权力，这种“分权表象下的集权本质”，暴露了专制君主对权力的极致掌控欲。其大兴土木之举（鹳雀台崩后重建规模翻倍）与对工匠的严苛杀戮（杀典匠少府任汪），尽显暴君统治的暴戾底色。更值得关注的是，太子保母刘芝封侯干政、收受贿赂，形成“保姆政治”的畸形权力节点，这既是石虎权力失控的表现，也为后来的宫廷政变埋下隐患——权力一旦偏离制度化轨道，便会滋生腐败与混乱。
东晋的权力博弈则呈现另一番面貌。司徒王导以元老身份垄断朝政，甚至迫使皇帝亲临其府第并拜其妻子，这种“人臣尊荣超礼制”的现象，折射出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特质。孔坦因劝谏皇帝亲政而遭外放，揭示了门阀与皇权矛盾的尖锐性：年轻的皇帝试图突破门阀束缚，而权臣则极力维护既得利益。王导对桓景的亲信、对王述“每事尽善”之谏的接纳，又体现了门阀领袖在维护权威与吸纳理性意见间的微妙平衡——这种平衡既是门阀政治的生存智慧，也是其难以突破的体制局限。
文化碰撞与社会变迁
宗教政策的演变是这一年最具深意的文化事件。后赵石虎对佛图澄的极致尊崇（司空每日问安、太子五日一朝、朝臣见之皆起），使佛教首次在北方政权中获得官方主导地位。佛图澄以“预言成败”获得统治者信任，这种“宗教功利化”的传播路径，既加速了佛教在中原的普及，也埋下了信仰异化的隐患——当宗教成为权力工具，其精神内核便易被扭曲。
王度等人“禁汉人出家”的奏议与石虎“夷赵百姓乐事佛者特听之”的诏令，构成了一场精彩的文化政策辩论。王度坚持“华夷之辨”，主张以儒家礼制规范祭祀体系，代表了传统中原文化的防御姿态；而石虎以“边鄙出身”自居，打破华夷界限的宗教宽容，看似开放实则暗含统治策略——通过宗教笼络各族民众。这场争论的结果，使佛教在北方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量汉人出家避役，既改变了社会结构，也为后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社会经济的困境同样触目惊心。会稽、余姚地区“米斗五百”的旱情记录，揭示了分裂时代民生的脆弱性。天灾往往加剧人祸，而成汉政权的衰败恰与此呼应：李期诛杀旧臣、信任奸佞，导致“纪纲隳紊”，昔日李雄开创的基业由盛转衰。这印证了一个历史规律：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政权稳定的关键不仅在于军事征服，更在于民生治理与制度建设。
边疆博弈与政权兴衰
边疆民族政权的动态构成了这一年的另一重要维度。慕容皝设置左右司马、立世子慕容儁，展现了前燕政权的制度化建设；其袭击段氏、宇文氏使者的举动，则凸显了辽东地区民族政权间的激烈竞争。慕容仁与慕容皝的对立，实质是鲜卑慕容部内部权力继承的分裂，这种内耗延缓了前燕统一辽东的进程，也为后赵介入提供了空间。
代国的王位更迭（翳槐被逐、纥那复位）与后赵对薄句大的征讨胜利，反映了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政权的互动模式：草原部落的离心力与中原政权的扩张欲持续角力，每一次军事胜利或权力更迭，都在重塑边疆格局。张骏统治下的前凉“民富兵强”，并征服龟兹、鄯善等西域诸国，显示出河西走廊在分裂时代作为文化与贸易通道的特殊价值，其“兼秦雍之志”的雄心，也预示着西北政权对中原的持久觊觎。
历史启示：分裂时代的生存逻辑
咸康元年的历史图景，本质上是分裂时代生存逻辑的集中展现：
权力维度：无论是后赵的暴君专制、东晋的门阀共治，还是成汉的昏庸衰败，都证明了“权力制衡”与“制度建设”对政权存续的重要性，缺乏约束的权力终将走向自我毁灭。
文化维度：佛教传播的波折与华夷之争的延续，揭示了文化融合的必然性与复杂性——任何试图以“纯粹性”维系文化生存的努力，终将被历史的包容性所超越。
民生维度：天灾人祸的交织警示我们，无论政权如何更迭，民生安定始终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忽视民生的政权终将被民众抛弃。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年的诸多事件都在为后来的历史埋下伏笔：后赵的宗教政策影响了南北朝佛教发展轨迹，东晋的门阀矛盾为桓玄之乱与刘裕崛起铺垫了道路，前燕与前凉的发展则为十六国后期的格局演变奠定了基础。历史的魅力正在于此——每一个看似孤立的事件，都在无形中将文明推向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