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15日凌晨，王至诚顺利抵达南京，眼前热闹的景象与陶行知所描述的宁静秩序形成了鲜明对比：南京街头，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人群，嘈杂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这个城市依旧在忙碌地运转。
由于到开会议的时间尚早，王至诚决定租一辆黄包车前往会场。
车夫是张景城，王至诚匆忙上车，来不及寒暄。张景城显然对陶行知的教育事迹了如指掌，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陶行知在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期间加入了黄炎培在天津成立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之后，他与蔡元培等人于南京、北京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
张景城对陶行知充满着敬意，他继续说道：“到1929年，圣约翰大学还授予陶行知荣誉科学博士学位，称他为人民教育家，可见他的贡献之巨大。”
然而，陶行知的声誉并未换来安全。尽管国府邀请他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演讲，陶行知依然拒绝了，留下了“只要蒋司令讲话，他决不参加”的话。国字号反动政权对他进行多次通缉，试图封堵他在教育改革上的影响力。
陶行知在前往国府指定地点的路上，心中思虑重重。他知道，作为教育界的先驱，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反动派的监视与威胁。冷风吹拂，仿佛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就在他走过一条偏僻的小巷时，突然从暗处窜出一个身影，正是戴笠手下的死士陈华，眼中闪烁着杀意，手中紧握着锋利的匕首，直逼陶行知而来。
危急时刻，陶行知心中一惊，迅速寻找躲避的地方。然而，就在此时，命运的转机悄然降临。中共地下党员黄慕兰，正巧经过这条小巷，敏锐地察觉到周围的异常气息。她毫不犹豫地冲了过来，迅速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瞄准了陈华。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陈华心中一慌，脚步顿时停滞。
“住手！”黄慕兰的声音如雷，充满了坚定与勇气。陶行知趁机向后退去，心中涌起一阵感激。黄慕兰的及时出现，让他在生死关头逃过了一劫。
就在黄慕兰与陈华对峙的瞬间，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陶行知深知，若无黄慕兰的援助，他的命运将不堪设想。两人目光相遇，黄慕兰微微一笑，传达着无声的默契与信任。他们知道，这不仅是一场个人的逃亡，更是一场为自由与教育事业而奋斗的斗争。
随着黄慕兰的果决，陈华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心中不甘，却无力反抗，最终选择了退却。
陶行知在一旁，目送着敌人的逃离，感慨万千。他知道，这一刻不仅是他个人的幸存，更是无数追求真理与知识者的共同胜利。在黄慕兰的陪伴下，他重新踏上了前往国府的路，心中燃起了斗志与希望。
王至诚在中午的会议上按时出现。会议由教育部在南京正式开幕，蒋司令作为国府主席出席并发表演说。会议历时九天，直到4月23日闭幕，内容涵盖了《改进全国教育方案》的各个方面。其中，高等教育成为了重要的议题之一。
在会议期间，王至诚与其他代表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化建议，强调了修正专科以上学校规程、进一步充实国立大学、整理私立大学、规范留学规程等措施。王至诚的提案受到了蒋梦麟等领导的认可。
当会议讨论留学生学习科目的方向时，王至诚却坚持认为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他质疑道：“为何要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抛在一边？难道这与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的举办，以及左翼文艺联盟的成立没有关系吗？”
这种文化与教育的辩论让王至诚通过自己的声音争取到了一些希望与支持。会议的结论是以“停、并、改、添”为主要处理方式的公立大学整顿工作即将展开。而王至诚再次提出增设中国书画与中医等课程的建议时，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而热烈。他知道，这样的争论至关重要，关乎未来的教育方向与文化传承。最终，他得以顺利离开会议。
命运的巨轮在此刻并未停下。就在“上海丸”号轮船顺利驶入南京港口，王至诚拖着疲惫的身躯，脚步虚浮地走下船。江风呼啸，像是命运无情的哀号。码头上，戴笠的部下陈华带着一群便衣特务，如饿狼般迅速围了上来。
“王至诚，你被捕了！”陈华一声断喝，如雷贯耳。
王至诚心中一沉，没有丝毫畏惧。他缓缓抬起头，迎着那一张妖媚而冷漠的脸，平静地说道：“你可以向戴老板立功了。”
特务们一拥而上，用冰冷的铁链锁住，然后押上囚车，沿途的百姓投来复杂的目光，有同情，有敬佩，也有恐惧。
囚车一路颠簸，最终停在了上海的龙华监狱。记得1927年春从日本回国来到上海，作为共字号嫌疑分子被囚禁在这座阴森的监狱里，仿佛再一次遭遇吞噬灵魂的巨兽。
王至诚被推进牢房，狱警要求他交代“左联”、“美联”筹备会的领导人和主要骨干，被王至诚拒绝。铁门“哐当”一声关上，那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回荡，如丧钟般沉重。
面对狱警的逼问，王至诚心中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文化与教育的未来，他不愿意交代出“左联”和“美联”的同志们，因为他们的文艺作品代表着广大人民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何罪之有？
这一次的审讯手法并不像三年前那样残忍，他们并不再施加酷刑，而是轮流跟他进行“口水仗”，逼迫他写“自白书”。王至诚利用这个机会，与国字号反动派进行一场笔战。他的笔尖犀利，字里行间充满了反抗的激情。
在监狱中的那段日子，从一位狱友那里王至诚得知，黄慕兰在龙华监狱整整关了100天，出狱后与丈夫去了香港。而女中共地下党员宋维静也冒着生命危险前去香港寻找省委。而黄慕兰在去香港过程中，曾来过南京，并救过陶行知，史料并无记载，需要自己来整理，填补这个空白。
时光慢慢流逝。经过了将近半个多月的关押，王至诚将有关黄慕兰、陶行知的材料通过狱中地下党传递出去。
“王至诚，有人见你！”王至诚的心脏猛然跳动，隐隐感到一丝希望与不安交织在一起。这可能是他逃离黑暗牢笼的契机，或者再一次的绝望降临，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面对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