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的洛阳,桃李芳菲已歇,牡丹正渐次吐露艳色,整座城市沐浴在一种富庶而安宁的氛围中。倭国使团在历经海陆奔波后,终于抵达这座大唐帝国的东都。正使吉士长丹,一位年约五旬、面容清癯、举止刻意显得恭谨的老臣,率领着数十名随员,依礼入住四方馆。他们带来的贡物不算特别丰厚,却种类繁多,涵盖了倭国特色的漆器、珍珠、玛瑙以及一些精美的竹编工艺品,姿态放得极低,全然一副仰慕天朝上国、重续旧谊的模样。
依照外交仪程,使团首要之事,自然是觐见大唐皇帝。紫微宫贞观殿内,朝会庄严肃穆。吉士长丹身着仿唐制却略显局促的礼服,手持笏板,趋步上前,以流利却带着明显口音的汉语,朗声宣读由倭国朝廷精心拟定的国书: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伏惟陛下,承天御极,德被四海……” 开篇依旧是沿袭旧例的客套与敬语,极力颂扬大唐的文明昌盛与皇帝陛下的英明神武。随即,话锋转入正题,言辞恳切地表达了“追慕华风,愿续前缘”的强烈愿望,并正式提出“请复遣唐使旧制,允我邦学子僧侣,再入长安、洛阳,习圣贤之书,效天朝之礼”,以期将大唐先进的典章制度、文化技艺再次带回倭国,滋养其本土文明。
李治端坐御座之上,冕旒下的面色依旧带着一丝病态的苍白,但听闻倭国如此“恭顺”的请求,眉宇间还是舒展了几分。自西域、漠北用兵以来,四夷宾服的表象下暗流涌动,此刻倭国主动前来示好,请求恢复太宗、高宗前期盛极一时的遣唐使制度,这无疑是对他龙朔朝权威的一种肯定。他微微颔首,给予了温和的勉励与原则性的同意,展现了大国天子应有的气度与胸怀。
然而,吉士长丹及其副使的活动,并未止步于这次正式的朝会觐见。在接下来的几日里,他们以“请教典制”、“观摩风物”等为由,通过四方馆的唐方接待官员以及一些与倭国曾有往来的中层官吏,积极寻求分别拜见皇帝陛下与皇后娘娘的“恩典”。其理由冠冕堂皇:皇帝乃一国之君,皇后母仪天下,皆需代表倭国国君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这一请求,本身并不十分逾矩,但在当前洛阳宫闱微妙的氛围下,却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当吉士长丹得以在偏殿单独拜见李治时,他除了再次表达对恢复遣唐使的殷切期盼外,话语间不着痕迹地流露出对“陛下圣体”的深切关怀,言辞恳切,仿佛真心担忧大唐天子的健康关乎天下苍生。而在获得武媚于昭阳殿的接见时,他则又是另一番说辞,极力赞颂皇后娘娘的“睿智明断”、“辅佐圣君之功”,甚至引用了一些模糊听闻的、关于皇后处理政务的“美谈”,其言辞之巧妙,既表达了敬意,又似乎隐含着一丝对皇后影响力的格外看重与迎合。
这两番措辞有细微差别的觐见,其背后意图,昭然若揭——他们在小心翼翼地试探,试探大唐权力核心的稳固程度,试探帝后二人关系的亲疏,试探那传闻中“牝鸡司晨”的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们呈递的国书,表面措辞恭敬,然字里行间,尤其是在涉及具体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的条款拟定上,却留下了一些可供日后灵活解释、甚至可能引发唐廷内部争议的模糊空间,仿佛一颗无声投入水中的石子,意在观察它能激起怎样的涟漪。
倭国使团,如同最精明的探子,以其极致的恭顺为掩护,正用他们敏感的政治嗅觉,细细品味着这大唐帝国恢弘气象之下,那一道刚刚开始显现、却已足以被外人窥见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