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的动议，如同点燃了两座沉寂火山的引信，释、道两股庞大的势力及其在朝中的代言人，迅速做出了反应，紫宸殿内的争论骤然升级，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佛教方面：
一位与长安大慈恩寺关系密切的官员，出列陈词，语气虽恭敬，但立场极为坚定：“陛下，佛法东传，仰赖历代先帝护持。僧尼出家，割爱辞亲，乃为求证无上菩提，超脱生死轮回。其礼敬佛法僧三宝，即是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下济三途苦，其功德最终回向君王社稷，保国泰民安。若强令以世俗跪拜之礼事君亲，则混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恐损僧格，动摇修行根基，亦违背佛祖制戒之本意。且太宗文皇帝等先帝，多礼敬高僧，咨以法要，若强行跪拜，岂非有违先朝优容之德政？”他巧妙地引用了佛教的报恩思想和历代帝王的尊佛传统，将宗教的神圣性与皇权的历史选择捆绑在一起。
道教方面：
作为名义上的国教，道教的反应更为微妙。一位出身道教世家的官员言辞相对委婉，但核心立场同样明确：“陛下，道教素重忠孝，《道德经》有言‘民复孝慈’，《太平经》亦极力推崇忠孝之道。然道教仪轨，敬天法祖，礼拜天尊、星辰，自有其神圣规范。道士虽方外，亦知王法浩荡。然‘致拜’之形式，可否容臣等与道门宗师细细参详，寻一既全君王之尊，又不悖道门之仪的两全之法？若骤然强令，恐伤天下信道之士拳拳向化之心，亦非彰显陛下麟德新政包容万象之气度。”他试图将问题引向技术性的“礼仪形式”讨论，以拖延和软化皇帝的决心，同时暗示强硬手段可能带来的信众离心风险。
朝堂之上，俨然分成了数派：
· 坚决支持派： 以部分正统儒家官员为核心，高举“纲常伦理”大旗，认为皇权至高无上，不容任何形式挑战，沙门道士亦不例外。
· 宗教维护派： 包括与佛寺道观利益攸关的官员、虔诚的信徒官员，他们从宗教教义、历史传统和社会稳定角度出发，反对强制跪拜。
· 骑墙观望派： 更多官员则选择了沉默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此事背后复杂的权力背景——这不仅是皇权与宗教权力的博弈，更深层次上，可能还牵扯到帝后之间的微妙关系。在风向未明之前，贸然表态绝非明智之举。尤其是一些通过科举新晋的寒门官员，他们既想迎合皇帝，又不敢轻易得罪势力盘根错节的宗教集团，更不愿在帝后意向未明时站错队。
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支持者无法驳倒宗教神圣性与历史成例，反对者也不敢公然否认君王权威与儒家纲常。整个紫宸殿被一种僵持不下、躁动不安的气氛所笼罩。
李治的脸色随着争论的深入而逐渐阴沉。他预见到会有阻力，但未料到阻力会如此系统化、如此理直气壮。他感到一股无形的墙壁矗立在面前，这墙壁是由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以及朝臣们闪烁其词的态度共同筑成的。他试图乾纲独断的意志，在这面墙壁上撞得生疼。更重要的是，他注意到，那些平日里在许多事务上颇为活跃的、被视为亲近皇后的官员，在此事上大多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佛道之争，表面是礼仪之争，实则是一场关于权力边界与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暗战。而这场战争的走向，因为一方关键人物的尚未明确表态，而充满了更大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