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防治的初步成效，如同在边区医疗这片干涸的土地上注入了一股清泉，极大地提振了信心，也让林闻溪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将“中西医结合”之路扎实地走下去，绝不能仅凭个人经验和零散的药方。缺乏标准、质量不稳的草药，同样是制约疗效、甚至可能带来风险的巨大隐患。于是，一场围绕中药制剂标准化的探索，在边区医院悄然展开。
契机源于一次不大不小的用药事故。一位战士服用治疗跌打损伤的药酒后，不仅疼痛未缓解，反而出现了心慌、呕吐的中毒症状。经查，是药酒中一味名为“透骨草”的药材被误用了外形相似但有毒的“莽草”代替。幸亏发现及时，未酿成大祸，却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林闻溪在事故分析会上，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药材真伪不分，炮制各行其是，剂量全凭手感，如何能保证疗效和安全？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标准！从源头抓起！”
他的提议得到了刘予宁副院长的大力支持。很快，一个由林闻溪牵头，老中医、药工、以及那位学过西医的眼镜大夫共同组成的“药材制剂规范小组”成立了。工作条件极其简陋，没有实验室，没有精密仪器，所有的探索都只能基于最原始的方法和最细致的观察。
第一步，是“认药”。林闻溪和几位老中医亲自带队，深入山林沟壑，采集各种常用药材的样本。他们不仅采集，还详细记录每一种植物的生长环境、采集时节、外形特征（根、茎、叶、花、果的形态、颜色、气味），并绘制成简易的图谱。
“大家看，这才是正品的柴胡，根头有膨大，断面有放射状纹理，气味微香。那种根细无香味的，是伪品，效力差很多！”林闻溪举着刚挖出的药材，在现场教学。顾静昭则忙着用炭笔在粗糙的纸上绘制草图，标注要点。
采集回来的药材，第二步便是“炮制”。以往，炮制方法多凭药工个人经验，火候、时间、辅料用量差异很大。林闻溪决定对常用药材进行统一规范。
例如常用的甘草，生用清热解毒，蜜炙后则补中益气。林闻溪带着药工反复试验，确定蜜炙的最佳蜜量、炒制火候和标准时间，以达到“表面老黄色、不粘手”的最佳状态。又比如止血要药白芨，以往切片厚薄不一，影响煎出效果，他规定必须切成极薄的斜片，并演示如何打磨刀具、如何掌握手法。
“还有煎药之法！”林闻溪不厌其烦地向护理人员和炊事班负责煎药的同志讲解，“解表药要武火快煎，补益药需文火慢熬。矿石贝壳类要先下久煎，芳香挥发类要后下轻煎。这些都有讲究，不能一锅乱炖！”
他甚至还设计了一种简易的“计时沙漏”和标准化的“药量勺”（用竹筒制作，标注不同刻度），分发到各煎药点，力求减少人为误差。
第三步，则是尝试“制剂改良”。面对西药极度匮乏的现实，林闻溪思考如何将一些验证有效的汤剂，改制成更方便储存、携带和使用的丸、散、膏、丹。
他首先选择了应对感冒发烧、应用最广泛的“银翘散”加减方。带领药工将药材精心炮制后，研磨成极细的粉末，过筛（用细绢布代替标准筛），然后加入适量炼蜜（蜂蜜熬制去除水分）作为粘合剂，反复捶打，制成均匀的蜜丸，再用蜡纸密封。这样制成的“抗感丸”，分发到一线连队，战士们在野外执勤时一旦出现感冒症状，便可立即取服，无需再生火煎药，大大提高了及时性。
针对常见的疔疮肿毒，他将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药材与熬化的猪油或凡士林（少量带来的）混合，制成“消炎膏”，方便外敷。
每一个步骤，都伴随着无数次的试验、失败、调整、再试验。没有机器，就靠手搓、石碾、木槌；没有检测手段，就靠眼看、鼻闻、口尝（极其谨慎地）、以及最终在病患身上的实践反馈。
过程艰苦，但成效逐渐显现。标准化后的药材，疗效更加稳定可靠；规范炮制后的饮片，药性得以更好发挥；统一煎煮方法后，药液质量显着提高；而简便易行的成药，则极大地便利了部队和偏远乡村的医疗。
曾经那位误用“莽草”的药工，如今成了“认药能手”，经常拿着图谱教新来的同志辨别药材。那位眼镜西医大夫，则兴致勃勃地记录着每一种标准化操作后的临床效果数据，虽然粗糙，却是宝贵的开端。
中药制剂的标准化探索，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一点一滴地积累着光明。它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更是林闻溪为未来更宏大的“中西医结合”梦想，打下的一块坚实基石。他知道，这条路还很漫长，但看着架子上那些标注着名称、产地、炮制日期和标准的药材，以及一小盒一小盒初步制成的丸散膏丹，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在这片崇尚实践的土地上，科学的种子，正以一种最质朴的方式，悄然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