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冬，檀香山唐人街的“联兴号”杂货店飘着一股咸鱼和檀香混合的怪味。孙中山把棉袍的下摆往上提了提，避开地上淌着的融雪水，手指在怀里攥着的那张皱巴巴的《伦敦蒙难记》校样纸，指节泛白。
“孙先生，不是我不帮你。”杂货店老板林阿福把算盘珠子扒拉得噼啪响，眼皮都没抬，“去年你说要‘驱逐鞑虏’，我捐了五十块大洋，结果呢？广州那边枪都没响两声就败了。我这小店，上个月刚被巡捕房以‘通匪’的名头罚了两百块，再捐，老婆孩子都要喝西北风了。”
孙中山往火盆里添了块炭，火星子蹦起来，映亮他眼底的红血丝。他来檀香山已经半个月了，兴中会的旧部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哭穷，筹集到的银子加起来还不够买十支毛瑟枪。更糟的是，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已经放出风声，说要“拿办乱党首逆”，再待下去，不仅钱筹不到，连命都可能搭进去。
“阿福兄，你看这张纸。”孙中山把校样纸推过去，上面是他亲笔写的“兴中会债券”字样，“票面一百大洋，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政府双倍兑付。你现在捐一块，将来就是两块；捐一百，就是两百。这不是捐款，是投资——投资一个没有辫子、没有苛捐杂税的中国。”
林阿福的手指在债券字样上蹭了蹭，喉咙里咕噜了一声。他这辈子在檀香山当“猪仔”，被洋人欺负，被清廷漠视，何尝不想有个像样的国家？可“革命成功”这四个字，像挂在天上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
就在这时，杂货店的门被撞开，一个穿西装、戴礼帽的年轻人闯进来，手里举着一张报纸，声音发颤：“孙先生！广州那边又出事了！我们的人在码头运军火，被清廷的密探抓了，要砍头！”
孙中山猛地站起来，棉袍扫到了火盆，炭灰撒了一地。他知道，这时候不能退。一旦退了，不仅广州的同志没救，兴中会的名声彻底烂了，以后再想筹钱，比登天还难。
“阿福兄，”孙中山的声音沉得像铁块，“我知道你怕。但你想想，我们现在不筹钱，不买军火，下次被抓的，可能就是你在广州的侄子，你在福建的老母亲。清廷的刀，不会因为你在檀香山就饶过你。”
林阿福盯着孙中山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丝毫退缩，只有一种不管不顾的韧劲儿。他突然把算盘一推，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哐当”一声放在桌上：“这里有三百块，是我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债券我不要，我信你孙先生。要是革命成了，你别忘了檀香山还有个林阿福；要是成不了，就当我瞎了眼。”
孙中山把铁盒子抱在怀里，手都在抖。他知道，这不是三百块钱，是一个华侨的命。他对着林阿福深深鞠了一躬：“阿福兄，我孙中山对天发誓，只要革命成功，我一定让所有支持过我们的华侨，都能堂堂正正地回家。”
那天晚上，孙中山在兴中会檀香山分会的小阁楼里，借着煤油灯的光，一张一张写债券。直到天快亮时，他突然停下来，盯着窗外的启明星，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光靠熟人捐款不行，得找“大钱”——找那些在海外做实业、有实力的华侨商人。
他想起一个人：陈嘉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