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常恒在西北搞东搞西之际，东部沿海地区抵制日货的浪潮也到了高潮。
在这个浪潮当中出力最大是上海的商人，当然江浙沿海的商人也没有少出力。
江浙沿海的商人自然也不甘人后。
宁波的渔商们组织船队，在舟山群岛附近巡逻，拦截走私日货的船只；杭州的茶商们联合起来，拒绝将龙井销往日本，转而开拓国内市场；苏州的丝绸商则与上海商号联动，共享货源信息，确保国货供应链畅通。
一时间，从长江口到杭州湾，从温州港到连云港，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抵制网络，日本商品几乎无法在沿海市场立足。
这场浪潮的威力，很快便显现出来。
民国沿海及长江流域的日本航运业，首当其冲遭受重创。
往日里穿梭于各港口的日本轮船，如今要么被民众围堵在码头无法出航，要么因货源断绝而空船停泊。
其中规模最大的“日清轮船公司”，更是陷入全面停航的绝境。
这家由日本政府扶持、垄断了中日常航线的航运巨头，旗下三十余艘轮船，此刻尽数锚定在上海、青岛、汉口等港口，船身蒙尘，船员们无所事事地在甲板上踱步，望着岸边高举“抵制日清”标语的民众，满脸颓然。
航运的瘫痪直接导致日本货物进口额断崖式下跌。据海关统计，此前日本商品在华进口额占比高达三成，从布匹、纸张到火柴、五金，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抵制浪潮之下，这一比例骤降至百分之三，几乎被逐出中国市场。
上海的日资纱厂因原料无法运入、产品无法售出，纷纷停工；汉口的日货洋行门可罗雀，老板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货架上的商品积满灰尘。
消息传回东京，本就被经济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的日本政府，更是暴跳如雷。
此时的日本，正深陷世界性经济萧条的泥沼。
国内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产品价格暴跌，民众生活困苦。
中国市场本是日本缓解经济压力的重要出口，如今抵制日货运动切断了这一重要财源，无疑是雪上加霜。
首相官邸内，气氛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将一份统计报告拍在桌上，脸色铁青：“支那人的抵制运动，已严重损害帝国利益！若不采取强硬手段，帝国在华权益将荡然无存！”
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双手抱胸，眼中闪过一丝好战的光芒：“支那人向来软弱，只需展示帝国的军威，他们便会乖乖屈服。上海是支那人的经济中心，也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若在那里给予重击，定能让他们认清现实！”
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当即附和：“海军可派遣舰队前往上海海域，配合外务省的交涉。
若国民政府拒不妥协，便以武力施压，必要时可直接登陆，占领关键区域！”
内阁会议很快达成一致：由外务省率先向国民政府发出强硬警告，要求立即制止抵制日货运动，赔偿日本商人的“损失”。
同时，外相内田康哉与海相大角岑生共同主持派兵事宜，联合舰队即刻整装待发，目标直指上海。
“既然弱邻不识好歹。”内田康哉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指尖重重戳在上海的位置，“那就让他们在最繁华的地方，尝尝帝国的铁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