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料罗湾海战的沉船火炮与战术反转
2044年孟夏，福建金门料罗湾的海域风平浪静，湛蓝的海水下，藏着一段尘封三百余年的海战传奇。“海探七号”考古队的声呐探测器在水下20米深处，精准锁定了一艘明末沉船的残骸——根据史料记载，1633年10月，郑芝龙率领大明舰队在此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展开激战，最终以焚毁荷兰主力舰4艘、俘获1艘、杀敌数百人的辉煌战绩，奠定了明朝在东亚海域的控制权，这艘沉船正是当年那场“料罗湾大捷”的直接遗存。
潜水队员身着专业装备，缓缓潜入水下。沉船的船体已部分腐朽，但仍能清晰辨认出典型的郑氏舰队“大福船”形制——船长约30米，宽约8米，船身残留着多处撞击和烧灼痕迹，显然是激战过后沉没的。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残骸周围的泥沙，一门锈迹斑斑的青铜火炮逐渐显露出来。这门火炮长约3.5米，炮口直径约15厘米，炮身刻着“崇祯六年造”“重三千斤”的阴文字样，炮口边缘残留着明显的烧灼痕迹，证明它在海战中曾频繁使用。
“这是郑氏舰队的主力火炮，”郑海峰在甲板上通过实时画面仔细观察，待火炮被打捞上船后，立刻用专业仪器进行检测，“炮身的铸造工艺很特殊，既有中国传统火炮的‘泥范铸造’痕迹，又融合了西洋火炮的‘膛线设计’——炮管内部的膛线精度很高，能有效提升炮弹的射程和稳定性，这在同时期的明朝正规水师火炮中极为罕见。”
程远的目光停留在火炮尾部的一个隐秘刻痕上，刻痕极浅，若不是仔细观察几乎难以察觉，用放大镜凑近后，能辨认出“红毛仿制”四字——“红毛”是明末清初中国人对荷兰人的称呼。“这说明这门火炮是仿照荷兰火炮仿制的，”程远摩挲着刻痕，陷入沉思，“但史料记载，郑芝龙在料罗湾海战中采用的是‘火攻冲撞’的近战战术，以火攻船、国姓瓶等近战武器为主，为何会装备这种适合远程炮击的仿制西洋火炮？难道史料的记载有所隐瞒？”
在沉船的货舱区域，考古队陆续打捞出一批近战武器：数十个陶制“国姓瓶”（火罐），瓶身刻着“郑氏军器局造”的字样，部分瓶内仍残留着硫磺、硝石等火药成分；还有十余支铁制火铳，枪管较短，适合近距离射击。这些近战武器与远程火炮的同时出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姓瓶是近战投掷火器，爆炸后能燃烧敌船、杀伤船员；火铳是单兵近距离射击武器，有效射程仅50米左右，”林珊翻阅着郑氏舰队的武器史料，“这说明郑氏舰队的战术并非单一的近战，而是‘远近结合’的复合战术，只是史料中刻意突出了近战的辉煌，淡化了远程火炮的作用。”
为了还原真相，考古队对火炮的弹道性能进行了模拟测试。结果显示，这门三千斤重的仿制火炮，有效射程可达1500米，远超同时期明朝正规水师火炮的800米射程，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力火炮射程基本持平。“结合海战史料分析，郑芝龙在料罗湾海战前，早已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荷兰火炮的技术，并成功仿制，”程远结合测试结果和史料推测，“战斗初期，他先用远程仿制火炮轰击荷兰舰队，摧毁其船帆和甲板防御；待荷兰舰队因船体受损、机动性下降后，再派出火攻船冲撞敌船，投掷国姓瓶，最终形成‘远程破防、近战决胜’的战术闭环，才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对火炮底座进行清理时，队员们发现底座内侧刻着一个模糊的徽章——经荷兰历史专家辨认，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徽章。进一步的碳十四检测显示，火炮的铸造年代为1632年，比炮身刻着的“崇祯六年（1633年）”早一年。“这门火炮不是仿制的，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原装火炮！”郑海峰震惊道，“炮身的‘崇祯六年造’是后来刻上去的，目的是伪装成国产火炮，鼓舞士气。”
结合《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和《明季南略》的记载，程远还原出完整真相：163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一艘载有新式火炮的运输船，在台湾海峡遭遇风暴沉没，被郑芝龙的部下打捞。郑芝龙认出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西洋火炮，便秘密将其装备在自己的旗舰上，并刻上明朝年号伪装成国产火炮。料罗湾海战中，正是这门原装荷兰火炮，在战斗初期就击沉了荷兰舰队的一艘辅助舰，打乱了其阵型。“史料之所以隐瞒原装火炮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突出郑氏舰队‘以弱胜强’的传奇色彩，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朝廷猜忌——当时明朝对西洋武器的引进极为谨慎，郑芝龙私自缴获并装备荷兰火炮，若被朝廷知晓，可能会引发祸端。”程远解释道。
这场战术与装备的双重反转，让料罗湾海战的真相浮出水面：郑氏舰队并非“以弱胜强”，而是在装备水平与战术规划上均具备优势，其胜利是实力与谋略的双重结果。
二、鹿耳门的航道暗标与登陆秘辛
2044年盛夏，台湾台南鹿耳门的古航道遗址，正值退潮期，大片滩涂裸露在外，被烈日炙烤得发白。这里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关键登陆点——1661年4月，郑成功率领2.5万名士兵、百艘战舰，正是从这里驶入内海，出其不意地在禾寮港登陆，拉开了收复台湾的序幕。
考古队沿着滩涂展开勘探，在距离海岸线约500米处，发现了一批排列规整的石桩。这些石桩由坚硬的花岗岩制成，高约1.5米，直径约30厘米，部分深埋于泥沙中，仅露出顶部。石桩呈三角形分布，尖角直指鹿耳门内海，与史料中“鹿耳门航道狭窄曲折，水浅多暗礁”的记载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石桩绝非自然形成，”程远测量着石桩的间距和角度，“每两根石桩之间的距离约10米，排列方向与鹿耳门的潮汐流向完全一致，明显是人为设置的航道暗标。”
在其中一根石桩的顶部，考古队发现了一个模糊的刻痕，经清理后辨认出“芝龙”二字。“芝龙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林珊兴奋地说，“这说明这些石桩是郑芝龙设置的，而非郑成功偶然发现。”
为了验证猜想，考古队在石桩附近的滩涂下，发掘出一块残破的青石碑。石碑上刻着“南明永历十五年，鹿耳门航道，乃先祖芝龙所辟，留石桩为记，潮至则通，潮落则隐，以待后人收复台湾”——永历十五年正是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年份。“这就完全印证了我们的猜想，”程远解读碑文，“郑芝龙当年垄断东南沿海贸易，经常往来于台湾海峡，早就发现了鹿耳门的潮汐规律和隐秘航道。他设置这些石桩作为暗标，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的商船通行，另一方面是为了留下战略遗产，等待合适的时机收复台湾。”
史料记载，荷兰人占据台湾后，为了防范外敌入侵，在鹿耳门航道沉没了多艘破船，试图封锁航道，且认为“鹿耳门水浅，大船无法通行”。但郑成功的舰队却能顺利驶入，这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谜团。“荷兰人不知道石桩暗标的存在，也不熟悉鹿耳门的潮汐规律，”程远站在石桩旁，望着远处的内海，“郑成功继承了父亲留下的秘密，在涨潮时，海水水位升高，他率领舰队沿着石桩指示的航道，避开暗礁和沉船障碍，顺利驶入内海，在禾寮港登陆，切断了赤嵌城与台湾城的联系。这一步棋，彻底打乱了荷兰人的防御部署，是收复台湾的关键。”
在鹿耳门内海的水下，考古队通过声呐探测，发现了一艘郑氏舰队的运输船残骸。沉船位于石桩暗标指示的航道中央，船体完好度较高，船上装载着大量的粮食、淡水和武器弹药。“这艘船是郑成功的先锋运输船，”郑海峰通过声呐影像分析，“它沿着石桩航道驶入内海时，可能因触礁或被荷兰人的暗炮击中而沉没。船上的物资证明，郑成功的登陆计划是经过长期筹备的，并非临时起意。”
考古队对沉船进行了小规模打捞，打捞出一批粮食遗存和武器。粮食主要是稻谷和小麦，经检测，产自福建闽南地区，与史料中“郑成功从金门、厦门筹集粮草”的记载一致；武器包括火铳、弓箭和少量火炮炮弹，炮弹的形制与料罗湾海战中打捞的炮弹完全相同，证明郑氏舰队的武器装备是一脉相承的。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石碑的背面，考古队发现了一段被凿刻的文字，经修复后显示：“荷兰人亦知此道，然无石桩指引，且不识潮汐，终不得入。崇祯十五年，荷兰人曾试图移除石桩，为家父部下所阻。”“这说明荷兰人也知道鹿耳门航道的存在，”林珊惊讶道，“他们曾试图破坏石桩暗标，但被郑芝龙的部下阻止，最终未能得逞。”
程远补充道：“郑芝龙不仅设置了石桩暗标，还安排了专人守护，确保航道的秘密不被荷兰人知晓。郑成功正是继承了这份完整的战略遗产，才得以在收复台湾的战役中实现‘出其不意’的登陆。这也解释了为何荷兰人在郑成功登陆后反应迟缓——他们根本没想到，看似无法通行的鹿耳门，竟然藏着一条隐秘航道。”
鹿耳门的考古发现，颠覆了“郑成功偶然发现航道”的传统认知，揭示了郑氏家族两代人对收复台湾的长期筹备，展现了其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
三、赤嵌城的荷兰文书与贸易秘闻
2044年仲秋，台湾台南赤嵌楼遗址的考古现场，队员们在清代重建的赤嵌楼地基下，发现了一处隐蔽的地窖。地窖由青石砌成，密封完好，内部存放着一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文书残片和贸易器物——这里曾是荷兰驻赤嵌城总督的办公地点，1661年，郑成功围攻赤嵌城时，荷兰人仓促撤离，将这些重要文书和物资藏于地窖中。
文书残片多为荷兰文书写，部分因受潮粘连，但核心内容仍可辨认。考古队邀请了荷兰语专家进行翻译，其中一份《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贸易日志》记载着：“永历十三年（1659年），郑氏集团遣使至赤嵌城，愿以丝绸、瓷器换取西洋火炮、弹药及硫磺，双方约定每季度贸易一次，地点在澎湖列岛。”这与史料中“郑成功与荷兰人势不两立”的记载形成强烈反差。
“这份日志证明，郑成功与荷兰人在军事冲突前，曾有过长期的秘密贸易往来，”程远分析道，“郑成功的抗清斗争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武器，而荷兰人则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获取巨额利润，双方形成了‘互利共赢’的秘密贸易关系。”
在文书中，还有一份《郑氏舰队战船订购单》，记载着郑成功向荷兰东印度公司订购战船配件的细节：“需夹板船船肋二十副、西洋火炮十门、炮弹五百发，以丝绸五千匹、瓷器三千件抵偿。”结合之前在料罗湾海战沉船中发现的荷兰原装火炮，程远推测：“郑成功不仅通过贸易获取荷兰武器，还引进了荷兰的造船技术，改良自己的战船。他的主力战船‘大熕船’，虽然名为中式战船，实则融合了荷兰夹板船的结构特点，船体坚固，火力强劲，足以与荷兰舰队的主力舰抗衡。”
文书残片中，还有一封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写给东印度公司总部的信，信中写道：“郑氏集团实力日益强盛，其战船数量已逾千艘，且装备西洋火炮，对我公司在台湾的贸易垄断构成严重威胁。若不加以遏制，东亚海域的贸易权将尽归其所有。”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为1660年，正是郑成功决定收复台湾的前一年。
“这封信揭示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根本原因，”程远说，“荷兰人担心郑成功的势力会威胁到他们的贸易垄断，于是在1660年单方面终止了与郑氏集团的秘密贸易，并扣押了郑氏集团的一艘贸易商船。郑成功多次交涉无果后，才下定决心武力收复台湾，一方面是为了建立抗清基地，另一方面是为了夺回东亚海域的贸易控制权。”
在窖藏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契约，契约上有郑成功的亲信冯锡范和荷兰总督揆一的签名，进一步证实了双方的秘密贸易关系。契约中明确规定了贸易商品的种类、数量和价格，例如“丝绸每匹换荷兰银币一枚，瓷器每件换荷兰银币半枚，西洋火炮每门换丝绸五百匹”。
“这些契约证明，郑成功与荷兰人的秘密贸易是规模化、制度化的，”林珊分析道，“郑成功通过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和武器，为收复台湾奠定了物质基础；而荷兰人则通过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维持了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这种‘军事对立与贸易合作并存’的关系，是当时东亚海域复杂局势的真实写照。”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一份1661年的荷兰文书中，记载着“郑氏集团遣使求和，愿以台湾为双方共同贸易据点，平分贸易利益，然总督揆一拒绝，称台湾为荷兰领土，不可分割”。“这说明郑成功最初并非想武力收复台湾，”程远震惊道，“他曾试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希望与荷兰人共同开发台湾的贸易资源，但荷兰人的强硬态度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赤嵌城的考古发现，颠覆了“郑成功单纯为了收复领土而战”的传统认知，揭示了这场战争背后复杂的贸易利益纠葛，展现了郑成功作为“海商领袖”与“民族英雄”的双重身份。
四、台湾城的围城遗迹与病故反转
2044年冬，台湾台南台湾城（今安平古堡）的考古现场，寒风凛冽。这里是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中心，1661年5月，郑成功在收复赤嵌城后，率军围攻台湾城，长达8个月的围城战就此展开，直至1662年2月荷兰人投降。考古队在围城遗址的土层中，发掘出大量的郑氏军队生活遗迹，包括兵器、粮食、医疗器具等，为还原这场惨烈的围城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在一处疑似郑氏军队军营的遗址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医疗器具，包括铜制药罐、银针、药膏罐等。其中一个铜制药罐引起了程远的注意，罐内残留着褐色的中药残渣，经成分分析，残渣中含有大量的附子、肉桂、干姜等温热性药材，还有少量的鸦片成分。“附子、肉桂都是治疗严重肺病和肾病的药材，药性猛烈，”林珊查阅着明代医学典籍，“鸦片在当时是名贵的止痛药，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能使用，这说明使用这副药的人身患重病，且地位极高。”
在医疗器具附近，考古队发现了一本残破的军医日记，日记用毛笔书写在麻纸上，部分页面因受潮模糊，但核心内容仍可辨认。日记的作者是郑氏军队的军医吴田，记载了从1661年5月到1662年1月的围城期间的见闻，其中一段写道：“藩主（郑成功）自登陆以来，忧思过度，夜不能寐，咳血不止。每日服药三剂，以附子、肉桂温补元气，辅以鸦片止痛，然病情时好时坏，日渐消瘦。”
“这说明郑成功在围城期间，一直身患重病，”程远感慨道，“他一方面要指挥军队围攻台湾城，应对荷兰人的顽强抵抗；另一方面要防范清军的海上封锁，确保后勤补给；还要处理内部的矛盾，精神和身体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日记中还记载着这样一段内容：“荷兰人遣使求和，愿献黄金万两、白银十万两，求藩主退兵，承诺永远断绝与清廷的贸易往来，唯与郑氏集团通商。藩主拒之，曰：‘台湾乃中国领土，祖宗之地，不可失，岂能用金银换取！’”这段记载印证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坚定决心，也解释了为何他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战斗。
但反转很快出现。日记的最后几页，记载着一段被刻意涂抹的文字，经红外扫描技术还原后显示：“藩主病重期间，部将施琅密通荷兰人，愿献城投降，换取荷兰东印度公司支持其夺取郑氏集团大权，被藩主察觉，诛其亲信三人，施琅逃亡清廷。”“施琅是郑成功的得力部将，后来投靠清廷，率领清军收复台湾，”林珊惊讶道，“这说明郑成功在围城期间，不仅要面对外部的荷兰军队，还要防范内部的叛徒，内忧外患之下，他的病情急剧恶化。”
在台湾城的总督府遗址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枚青铜令牌，令牌正面刻着“诛奸佞，复台湾”六个篆字，背面刻着“永历十五年制”，与军医日记中“诛其亲信三人”的记载相互印证。“这枚令牌是郑成功授予亲信的密令信物，”程远分析道，“施琅的反叛并非孤立事件，当时郑氏集团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权力斗争。部分将领不满郑成功的严苛管理，又担心抗清大业难以成功，便企图投靠荷兰人或清廷，这给郑成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加速了他的病情恶化。”
在围城遗址的壕沟中，考古队发现了大量的炮弹壳、箭镞和刀剑残件，其中荷兰人的西洋炮弹与郑氏军队的中式炮弹混杂在一起，证明了当时战斗的惨烈。“台湾城是荷兰人花费数十年修建的防御工事，城墙高达三丈，厚两丈，设有多个炮台，”郑海峰指着遗址中的城墙残基，“郑成功的军队缺乏重型攻城武器，只能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切断台湾城的水源和粮道，等待荷兰人弹尽粮绝。这场持久战持续了八个月，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在荷兰人的总督府地窖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荷兰士兵的骸骨和日记残片。荷兰士兵的日记中记载着：“郑军的围困极为严密，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三个月，水源也被切断，很多士兵因饥饿和疾病死亡。郑成功虽然病重，但仍每日亲自巡查阵地，他的士兵作战勇猛，我们根本没有突围的机会。”这段记载从侧面印证了郑成功的顽强意志和郑氏军队的战斗力。
1662年2月，荷兰总督揆一最终签署投降书，郑成功正式收复台湾。但令人惋惜的是，就在收复台湾后的不久，郑成功便病故了，年仅39岁。史料记载他的死因是“积劳成疾，忧愤而亡”，但考古发现揭示了更为复杂的真相。
在台湾城的郑成功临时府邸遗址中，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密封的陶瓮，瓮内装有一卷丝质遗书和一些药材。遗书是郑成功写给儿子郑经的，上面写道：“吾收复台湾，虽了毕生之愿，然内有奸佞作祟，外有清廷围剿，台湾孤悬海外，粮草物资匮乏，恐难长久。吾身染重病，自知时日无多，望汝坚守台湾，安抚百姓，续抗清之志，勿负吾望。”遗书中并未提及具体的病因，但瓮内的药材中，除了之前发现的附子、肉桂等温补药材外，还有一味剧毒药材——马钱子。
“马钱子有剧毒，少量服用可止痛，但过量服用会导致心跳骤停，”林珊震惊道，“这说明郑成功的病情已经严重到需要用剧毒药材止痛的地步，他的病故很可能是长期重病、精神压力和药物副作用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合所有考古发现，程远还原出郑成功病故的完整真相：收复台湾后，郑成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内部，施琅反叛后投靠清廷，带走了部分兵力和航海技术；外部，清廷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切断了台湾与大陆的贸易往来和物资补给，荷兰人也在暗中策划反扑。同时，他的儿子郑经在厦门与乳母私通，引发家庭丑闻，这让本就重病缠身的郑成功雪上加霜。多重打击之下，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在1662年6月病故。“郑成功的病故，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程远感慨道，“他凭借一己之力收复台湾，却未能实现抗清复明的大业，最终带着无尽的遗憾离世。”
五、郑氏造船遗址的木材与海权遗憾
2045年春，福建厦门的郑氏造船遗址，考古队在这里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根据史料记载，郑成功起兵后，大力发展造船业，在厦门、金门等地设立了多个造船厂，建造了大量的战船和贸易船，其造船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遗址的核心区域，考古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船台遗迹，船台长约50米，宽约15米，由青石板铺砌而成，上面残留着大量的木屑和造船工具。“这个船台的规模，足以建造郑成功的主力战船‘大熕船’，”郑海峰测量后说，“船台的结构设计非常科学，采用了‘多段拼接’的方式，可以根据船只的尺寸灵活调整，体现了高超的造船工艺。”
在船台附近的土层中，考古队发现了大量的木材遗存，经鉴定，这些木材包括铁力木、杉木、樟木等，其中部分铁力木来自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杉木来自福建闽北山区，还有少量的红木来自泰国。“这与史料中‘郑氏集团从闽北、浙江、泰国等地采购木材造船’的记载一致，”程远分析道，“郑成功为了建造高质量的战船，不惜耗费巨资从各地采购优质木材，甚至从海外进口，这也体现了他对海上力量的重视。”
在木材遗存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带有刻痕的木材，刻痕上记载着木材的采购日期、产地和用途，其中一块铁力木上刻着“永历十四年，采购于泰国，用于建造大熕船船肋”的字样。“这证明郑成功的造船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林珊说，“从木材采购到船只建造，都有严格的记录和管理，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造船遗址的一处废料坑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未完工的船用构件，这些构件的工艺粗糙，木材质量也远不如之前发现的遗存。“这些构件的建造年代为永历十六年（1662年），也就是郑成功病故后，”郑海峰分析道，“这说明郑成功去世后，郑氏集团的造船业开始衰退，木材质量和工艺水平都明显下降。”
结合史料记载，程远还原出真相：郑成功病故后，其子郑经继承了郑氏集团的大权，但他缺乏郑成功的雄心壮志和领导才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内部权力斗争上，忽视了造船业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同时，清廷的海禁政策日益严格，郑氏集团难以从大陆采购到优质木材和造船物资，只能使用劣质木材造船，导致战船的质量和性能大幅下降。“郑氏集团的造船业衰退，是其海权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程远说，“没有了先进的战船，郑氏集团就无法与清廷和西方殖民者抗衡，最终只能困守台湾，逐渐走向衰败。”
在造船遗址的一处窖藏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本残破的《造船纪事》，上面记载着郑成功的造船规划：“计划建造大熕船百艘、水艍船二百艘，组建强大舰队，先取菲律宾，再攻南洋诸国，建立大明海上帝国。”“这是郑成功的宏伟蓝图，”程远感慨道，“他收复台湾后，本计划以台湾为基地，继续扩张海上势力，建立一个覆盖东亚、东南亚的航海贸易体系，但由于他的英年早逝，这个蓝图最终未能实现，成为了历史的遗憾。”
六、总结：收复台湾的历史真相与当代启示
2045年夏，“郑成功收复台湾——海权竞逐与文明回响”国际特展在台湾台南和福建厦门同步开幕。展厅内，料罗湾海战的沉船火炮、鹿耳门的航道石桩、赤嵌城的荷兰文书、台湾城的医疗器具、郑氏造船遗址的木材遗存等文物一字排开，通过多媒体技术和场景复原，完整呈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全过程，以及背后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斗争。
程远在厦门展区的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考古发现证明，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一场集军事、贸易、战略于一体的伟大壮举。他继承了其父郑芝龙的航海遗产和贸易网络，拥有装备精良的舰队和先进的造船技术，通过‘远近结合’的战术击败了荷兰‘海上马车夫’，收复了被侵占长达38年的台湾。这场胜利，不仅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更是东方文明对西方殖民主义的第一次战略性胜利，在世界航海史和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程远进一步阐述：“郑成功的成功，离不开他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他既是民族英雄，也是杰出的海商领袖和军事统帅。他深知海上力量的重要性，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海上贸易，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他善于融合中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打造了一支能与西方殖民者抗衡的强大舰队；他坚持‘台湾乃中国领土’的坚定立场，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台湾，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但郑成功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程远话锋一转，“他所处的明清交替之际，中国正处于海权发展的关键时期。西方各国通过大航海时代积累了巨额财富，纷纷建立海外殖民地，而中国却因海禁政策和战乱，错失了融入世界市场的战略机遇期。郑成功的郑氏集团虽然一度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却始终处于清军和西方殖民者的双重夹击之下，缺乏稳定的后方和足够的资源支持。郑成功病故后，后继者无力延续他的宏伟蓝图，郑氏集团逐渐衰败，最终被清廷收复，中国的海权发展也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权研究专家在视频致辞中评价：“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是人类历史上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权尊严的典范。他的航海技术、军事智慧和贸易理念，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为当代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中国考古人的系列发现，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了郑成功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海权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性。”
特展期间，程远团队发布了《郑成功收复台湾考古报告》，详细阐述了考古发现的全过程、研究成果和历史意义，引起了全球史学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关注。两岸的历史学者、考古专家和民间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促进了两岸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认同。
展览闭幕后，程远站在厦门的鼓浪屿上，望着台湾海峡的滔滔江水，心中感慨万千。三百多年前，郑成功率领舰队横渡海峡，收复台湾，书写了民族英雄的传奇；三百多年后，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一点点还原历史的真相，让这位伟大英雄的形象更加丰满、真实。
“海探七号”的汽笛声在远方响起，下一站，他们将前往菲律宾马尼拉，探寻郑成功计划攻打菲律宾的相关遗迹。程远知道，郑成功的故事还有很多细节等待发掘，中国古代海权的秘密还有很多等待揭晓。但无论如何，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激励着后人扞卫国家领土主权，开拓海洋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程远深刻体会到，郑成功的精神，不仅是“精忠报国、收复失地”的民族精神，更是“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海洋精神。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正加速建设海洋强国，郑成功的故事和精神，将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历史借鉴。我们要继承郑成功的海洋精神，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以坚定的决心扞卫国家的海洋权益，以创新的精神发展海洋经济，让中华民族在世界海洋舞台上重新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海风吹拂着程远的脸颊，他仿佛看到了三百多年前郑成功舰队扬帆远航的盛况，也看到了新时代中国海军劈波斩浪的身影。郑成功的精神，将如灯塔般永远照亮中国的海洋之路，指引着后人在探索海洋、扞卫海权的征程中，勇往直前，再创辉煌。
这场跨越三百多年的考古探索，不仅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更传承了不朽的精神。郑成功的名字，将永远与台湾、与海洋、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相连，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