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北平，冬寒未消，空气里依旧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压抑。
街头的标语褪去了几分狂热的鲜红，却依旧像一道道冰冷的烙印，刻在城市的肌理上。
高音喇叭里的口号声少了些歇斯底里，却多了几分沉郁的威慑，提醒着人们，这场席卷一切的风暴尚未平息。
时光在惶惶不安中悄然滑过四年，何雨阳与何雨柱两兄弟，早已褪去了最初的懵懂与躁动，在时代的洪流中学会了最稳妥的生存法则——低调，再低调。
何雨阳的低调，是刻在骨子里的审慎。
在工业部，他依旧是那个埋首技术的“隐形人”。
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声依旧震耳，派系间的暗涌从未停歇，可他始终像一尊置身事外的石像，只专注于手里的图纸与零件。
他的办公桌收拾得极简，除了必要的技术手册、卡尺与图纸，再无任何私人物品，更不见半点可能引人联想的书籍或字迹。
有人拉拢他加入“派别”，他总是笑着摆手，以“技术人不懂这些”为由推脱；有人在他面前议论领导是非、揣测时局，他要么低头打磨零件，要么借口“图纸没看完”匆匆离开，从不接话，更不发表任何看法。
下班路上，他从不与人结伴，总是刻意绕开人群密集的街巷，沿着僻静的胡同快走，帽檐压得极低，遮住大半张脸。
回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严，然后将当天的工作服仔细叠好，藏在衣柜最深处，换上洗得发白的旧便服。
他依旧保持着钻研技术的习惯，却只在深夜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翻看自己手抄的技术笔记。
那些原版的专业书籍，早已被他妥善收进空间，连母亲吕清心都不知道。
他深知，在这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显露锋芒便是祸端，唯有藏起棱角，才能在风浪中保全自己与家人。
这几年的经历，让何雨阳对“时代的可怕”有了切肤之痛。
他见过厂里技术最好的老工程师，只因早年留学过苏联，就被冠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红卫兵拉去批斗，头发被剃光，脊梁被打断。
见过平日里和和气气的同事，为了自保互相揭发，转眼就反目成仇。
更让他心惊的是军区大院的变故——那个曾经总带着孙子在院里下棋的张副司令，一夜之间被带走，家门口贴满了刺眼的封条，他的家人哭喊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凄厉，却没人敢上前安慰。
还有父亲何大清的老部下，因一句“时局可能会变”的随口感慨，就被举报，从此杳无音信。
每次去军区大院看望母亲吕清心，何雨阳都能感受到那份深入骨髓的惶恐。
大院里的路灯总是昏黄暗淡，巡逻的身影时不时闪过，邻里之间见面，不再有往日的热络寒暄，只敢匆匆点头示意，眼神里满是戒备。
吕清心的头发白得更快了，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把何大清的照片、军功章都藏进了床底的木箱，连提起丈夫的名字都要左右张望。
“雨阳，千万别掺和外面的事，”母亲总是拉着他的手反复叮嘱，“你爹在西北还不知道情况，咱们娘儿几个，平安活着就好。”
何雨柱的低调，则带着几分市井的通透与妥协。
经历了杨厂长的打压、李怀德的拉拢，再看遍这几年的人情冷暖、世事无常，曾经那个爱憎分明、火爆直爽的性格，也彻底收敛了锋芒。
他在食堂依旧是那个厨艺精湛的何主任，却再也不似从前那般张扬——不再和许大茂针锋相对，哪怕对方偶尔挤兑他，他也只是嘿嘿一笑，转身就走。
李怀德再让他额外“露一手”讨好关系，他也总能找“食材不够”“徒弟要练手”的理由推脱，既不得罪领导，也不让自己陷入麻烦。
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食堂和家人身上。食堂的账目做得清清楚楚，每一笔食材的进出都登记在册，绝不占半点便宜。
对徒弟们倾囊相授，只盼着他们能尽快独当一面，自己也能少些出头的机会。
下班后，他第一时间回家，帮着妻子做家务、带孩子，偶尔给秦淮茹家送点食堂剩下的粮食或咸菜。
他知道秦淮茹拉扯两个女儿不容易，棒梗下乡后，家里更是捉襟见肘，却从不声张，总是趁夜里没人悄悄送去，避免引来闲话。
何雨柱也亲眼见过时代的残酷。
他见过院里的老街坊，只因家里藏了几幅旧字画，就被红卫兵抄家，字画被撕得粉碎，人也被带走批斗。
见过许大茂为了讨好革委会，举报过无辜的同事，虽一时得意，却也活得提心吊胆，
生怕哪天被人反咬一口。这些事让他明白，在这样的年月里，逞口舌之快、争强好胜毫无意义，唯有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护住家人和身边值得护的人，才是最实在的事。
他不再喝酒吹牛，不再议论是非，和何雨阳一样，把“平安”二字刻在了心上。
兄弟俩偶尔碰面，也只是在家中小聚，话不多，却彼此默契。
何雨阳会提醒弟弟“少和厂里派系走得近”，何雨柱会叮嘱哥哥“出门在外多留心”。他们都知道，这场风暴不知何时才会结束，唯有继续蛰伏、低调行事，才能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1971年的冬夜，北平的胡同里一片寂静，只有寒风呼啸而过。
何雨阳家的煤油灯还亮着，映着他专注钻研技术的身影；何雨柱家早已熄了灯，一家人蜷缩在被窝里，寻求着彼此的温暖。
军区大院里，吕清心对着窗外的月光，默默为远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祈祷。
这个时代依旧可怕，阴影笼罩在每个人心头，但何家兄弟用各自的方式坚守着，在低调中守护着家人，在隐忍中期盼着未来，等待着属于他们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