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林秋揣着那三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二十元钞票，感觉它们像烧红的炭块，烫得他胸口发疼。他不敢看母亲的眼睛，低着头，囫囵吞下几口早饭，就逃也似的冲出了家门。
把钱交给王大壮的过程，像一场模糊的噩梦。王大壮接过钱，捻了捻，脸上露出满意的狞笑，随手分给李亮和孙亮各一张，自己揣起一张，还拍了拍林秋的脸颊，说了句“算你识相”，便扬长而去。林秋站在原地，胃里一阵翻搅，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那股浓重的自我厌恶和罪恶感。
接下来的几天，林秋活在一种持续的、风声鹤唳的焦虑中。他像惊弓之鸟，时刻留意着母亲的举动和表情。每当母亲走近放钱包的抽屉，或者只是拿起钱包准备去买菜，他的心都会瞬间提到嗓子眼，呼吸停滞，手心冒汗。他害怕母亲发现，又隐隐期待着她发现，好结束这种煎熬。这种矛盾的心理，像两只手在撕扯着他的神经。
该来的总会来。周五晚上，母亲在清理茶几抽屉时，拿出了那个棕色钱包，打算把一周的零碎开支入账。她打开钱包，手指习惯性地拨弄着里面的钞票，眉头渐渐皱了起来。她反复数了两遍，又低头在抽屉里仔细翻找了一会儿，脸上的疑惑变成了确定。
“秋儿爸，”母亲的声音带着不解，“我放这钱包里的钱，好像少了六十块。你拿了吗？”
父亲正看着电视里的新闻，头也不回：“我拿你那点零钱干什么？是不是你记错了，或者买菜的时候花掉了？”
“不可能啊，”母亲很肯定，“我昨天才清的，买菜花了二十八块五，应该还剩六十多，现在只有几张零票了。”
林秋正假装在房间里写作业，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心脏狂跳得像要炸开。他知道，躲不过去了。
母亲拿着钱包，走到林秋的房间门口，语气还算平和，但带着明显的疑惑：“秋儿，你看到妈妈钱包里的钱了吗？少了六十块。”
林秋握着笔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抬起头，脸上努力挤出一个尽可能自然的表情，但眼神却不由自主地闪烁、躲闪。他早已在心里排练过无数遍的谎言，此刻像背书一样，干巴巴地脱口而出：
“啊……妈，那个……是我拿了。”他停顿了一下，避开母亲探究的目光，盯着作业本，“学校……学校组织给山区小朋友捐款，要得急，我……我就先拿了。本来想晚上跟你说的，忘了。”
空气瞬间安静了几秒。电视里的新闻播报声显得格外刺耳。
母亲脸上的疑惑更深了：“捐款？什么时候的事？老师没在家校联系本上写，也没发通知啊？”
“是……是少先队大队部临时号召的，就……就这周一下午说的。”林秋的心跳得更快了，漏洞，这么快就出现了漏洞。他只能硬着头皮编下去，“说要献爱心，自愿的，但……但大家都捐，我不捐不好……就要得比较急，我就……”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底气不足。他甚至不敢去看母亲的眼睛，生怕从那里面看到不信任和失望。
母亲沉默地看着他，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很久。那目光像探照灯，仿佛要照进他灵魂深处，看清他是否在撒谎。林秋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额头渗出了细密的冷汗。
最终，母亲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很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林秋心上。她似乎选择了相信，或者，是不愿意去深究一个更坏的可能性。
“唉，你这孩子，捐款是好事，但以后不能自己随便拿钱，要先跟妈妈说，知道吗？”母亲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或许是担忧？“六十块不是小数目，妈妈也得计划着用。下次一定提前说，啊？”
“嗯，知道了，妈。对不起。”林秋低下头，声音细若蚊蚋。一股强烈的酸楚冲上鼻腔，他死死忍住。母亲的信任，比责骂更让他无地自容。
“行了，知道错了就行。快写作业吧。”母亲没再说什么，拿着钱包转身走了。
危机似乎暂时解除了。但林秋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坐在书桌前，手中的笔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母亲的背影，那句“下次一定提前说”，像针一样扎着他。他利用了她的善良和对学校的信任，编织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谎言，掩盖了自己怯懦和偷窃的行为。
那天晚上，他躺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深夜。六十块钱，买来的不是安宁，而是更深、更粘稠的黑暗。它像一滩污秽的泥沼，将他越陷越深。他不仅在学校里是个受气包，在家里，也成了一个需要靠谎言来维系可怜尊严的骗子。
双重身份的耻辱感，几乎要将他压垮。他紧紧攥着被角，身体因为内心的煎熬而微微颤抖，却流不出一滴眼泪。眼泪，早已在一次次绝望中流干了。此刻充斥他内心的，只有无尽的自我厌恶和一种仿佛没有尽头的、冰冷的坠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