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过巷口，卷起几片枯叶。
那刀疤脸眯起眼睛，手缓缓摸向了腰间的横刀。
“慢着。”
我没动，只是把铜铃重新塞回领口，金属的凉意贴着锁骨，让我那根紧绷的神经反而松弛下来。
“杀了我，你们身后那扇暗门里的东西，半个时辰后就会出现在咸阳宫的御案上。”我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讨论今晚吃什么，甚至还有闲心弹了弹衣袖上的灰，“这笔买卖，划算吗？”
刀疤脸的手顿住了，眼神里闪过一丝狐疑。
这就是聪明人的坏处，想得太多。
他这种亡命徒不怕官府围剿，就怕这种虚虚实实的博弈。
我赌对了。
他慢慢收回手，朝身后打了个唿哨。
两名黑衣人像幽灵一样退入暗影，消失得干干净净。
我站在空荡荡的巷子里，后背其实早就被冷汗浸透了。
这一夜，咸阳方向依旧沉默如死海。
我知道嬴政在等什么。
他在等一个由头，一场足以掀翻朝堂而不伤国本的风暴。
而我，不能替他做那个掀桌子的人，我只能负责把梯子搭好，还要保证这梯子下面没埋地雷。
回到驻地，柳媖已经按照我的吩咐，把那本要命的账册拆解完毕。
原本厚厚的一本“阎王簿”，被拆成了七份薄薄的密档。
每一份只记载了一个人的罪证，其余名字全部隐去，就像是把一条完整的毒蛇斩成了七段，虽然还带着毒，但单看任何一段都不足以致命。
“墨鸢，那个药水调好了吗？”我问。
墨鸢把手里的七个陶罐一字排开，每个陶罐上都贴着“农事改良图样”的标签。
“放心，用的是您之前教的明矾水改良版。”墨鸢指了指那几份看似空白的羊皮卷，“平时看着跟白纸一样，只有遇到明火烘烤才会显字。而且我加了点特制的松香，烧出来会有一股淡淡的红薯味，就算被人截获，大概率也只会被当成哪个穷疯了的农官在搞行为艺术。”
我点了点头，亲自将这七份“图样”封入陶罐。
“轲生。”
“在。”
“分七路送出去。告诉信风使的兄弟们，别走官道，走商队夹带的路子。这七份里，我只要有三份能活着进章台宫内庭，咱们就算赢了。”
这是我的棋局：不求一击毙命，只求星火燎原。
只要有几点火星子溅到嬴政的袍角上，剩下的事，那位千古一帝自然会教他们做人。
与此同时，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
我宣布解散刚刚立了大功的“风议哨驿”。
“大人，您这是自废武功啊！”李承泽急得脖子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在那来回踱步，地板被他踩得嘎吱响，“那帮孙子现在正怕咱们呢，这时候撤摊子？”
“谁说撤摊子了？”我抿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我是嫌这摊子不够大。”
我把一块崭新的木牌扔在桌上——“丝路监察司”。
“以前那叫临时工，名不正言不顺。现在，咱们改名叫监察司，隶属国史馆辖下，专司商道安全与民情采撷。”我看着李承泽那张写满懵逼的脸，“名义上是降格，毕竟国史馆是个清水衙门，但实际上，咱们有了常设机构的法理基础。以后再有人想动咱们，那就是跟朝廷制度过不去。”
我指了指那个位置：“李承泽，我现在推举你做这第一任‘巡边察使’。给你调五百戍卒的权，但这权也不是白给的。”
李承泽一听有兵权，眼珠子都亮了：“您说！上刀山下火海，我李承泽绝不皱眉！”
“没那么严重。”我笑了笑，“只要你每个月，在这个衙门口，当着全敦煌百姓的面，搞一次公开述职。把这个月抓了几个贼、修了几条路、花了多少钱，一笔一笔给大伙儿报清楚。”
李承泽愣住了，半晌才憋出一句：“这……这成何体统？官老爷哪有跟泥腿子汇报工作的？”
“这就是规矩。”我收敛了笑意，“把官权置于民视之下，这才是你要的体统。当晚，有个老兵跪在衙门口痛哭，说三十年未见官老爷向百姓低头。你要是做不到，这五百人我现在就给别人。”
李承泽咬了咬牙，猛地一抱拳：“诺！”
处理完人事，轲生那边又带回了一个炸雷般的消息。
他在第七烽燧的地窖深处，那个被我烧得差不多的废墟底下，扒拉出了半块残碑。
那是块不起眼的青石碑，上面刻着几个字：“始元二十八年，奉诏东渡，徐福率童男女三千，携五谷百工……”
后面是一串模糊的名单，但那个落款却清晰得刺眼——“少府属官监造”。
我捏着拓片的手有些发抖。
这不是伪造。
徐福出海这件事，是帝国的顶级机密，连李斯那个老狐狸的丞相府里都没有完整记录，只有掌管皇室器物调度的少府才有资格留档。
但这还不是最吓人的。
最吓人的是那个时间——“始元二十八年”。
现在是始皇帝三十五年！
根本就没有什么“始元”这个年号！
也就是说，这群人不仅在搞走私，他们甚至在海外那个还没影儿的“仙岛”上，提前七年启用了一个新纪年？
一股寒气顺着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这不是简单的叛乱，这是另立正朔！
那些人早就知道徐福回不来了，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在乎徐福回不回得来，他们在等一个由他们自己定义的“新帝”，一个能让他们从“臣子”变成“开国元勋”的机会。
难怪他们要拼了命地阻挠我开辟丝路，甚至不惜动用私军截杀。
因为一旦大秦的触角真的伸到了海外，他们那个虚幻的“海外小朝廷”就会像肥皂泡一样被戳破。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张拓片贴身收好。
这件事太大，大到我现在的肩膀根本扛不动。
我必须把它变成一颗随时能引爆的暗雷，埋在最显眼的地方。
第二天，我让人在敦煌城西那片荒地上，搞了个大工程——建“万民碑林”。
不是什么歌功颂德的贞节牌坊，我邀请全城的商户、脚夫、甚至是那些满身羊骚味的驼奴，来这里刻字。
只要交十文钱工本费，就能把自己的一句话刻在石头上。
这一下全城都炸锅了。
有人写“愿道途安宁”，有人写“望税轻些”，还有个流鼻涕的小屁孩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红薯，旁边写着“想吃饱”。
我让工匠把这些乱七八糟、毫无章法的字迹一一刻上石碑，然后亲自提笔在主碑上写了一篇序：“治天下者，不当只听钟鼓之音，亦须闻沙砾摩擦之声。”
三天后，第一批碑林落成，那场面壮观得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那些平时见了官差就哆嗦的百姓，此刻一个个挺直了腰杆，围着石碑指指点点，脸上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光彩——那是被看见、被记录的尊严。
但我知道，这只是表象。
真正的杀招在地下。
这片碑林的正下方，正是通往郡守别院那条密道的出口。
我把这个出口变成了全城的“打卡圣地”，以后无论是谁想从这条密道里搞事情，不管是运兵还是运金子，他只要敢露头，就得踩在这一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
当夜子时，墨鸢那个宝贝地听瓮又有了动静。
“两组脚步声。”墨鸢压低声音，“很轻，像是练家子。他们正沿着旧渠往碑林边缘摸，走走停停，估计是在试探上面的土层有没有被动过手脚。”
我伏在暗处，手里捏着几颗石子，却没有下令抓捕。
“点灯。”
墨鸢愣了一下，但还是照做了。
她悄悄摸过去，把一盏红纱灯笼挂在了最近的那块石碑上。
昏黄的灯光亮起，刚好照亮了碑面上那行歪歪扭扭的字——“愿道途安宁”。
地下的脚步声骤然停滞了。
那是死一般的寂静。
良久，那脚步声才像退潮一样，悄无声息地缩了回去。
我望着那盏在夜风中摇曳的孤灯，指尖轻轻抚过袖中的铜铃。
他们开始怕了。
不是怕刀剑，也不是怕律法，而是怕这种无处不在、却又抓不住摸不着的“人心”。
可他们还是不懂。
我当初毫不犹豫地烧了那本账册，不是因为我怂，而是因为真正的证据，从来就不在那几张薄薄的纸上，而在人心堆起的这座碑林里，在这漫天黄沙之下涌动的暗流中。
账本可以烧，人可以杀，但这种被点燃的念头，是扑不灭的。
处理完这些琐事，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我伸了个懒腰，揉了揉有些酸胀的脖子。
这一局算是暂时稳住了，但那个“始元二十八年”的阴影依然像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
我得换个玩法了。
既然他们在玩“天命”，那我就陪他们玩玩这“天意”。
“去把敦煌城里各个学舍的教书先生、还有那帮稍微读过两本书的穷酸秀才都给我叫来。”
轲生一脸茫然：“大人，您这是要开坛讲课？”
我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笑意，指了指城南那块视野最开阔的空地：“讲课多没意思。我要在那里搭个台子。”
“戏台？”
“不，”我看着头顶渐渐隐去的残星，“是观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