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推开律所的门时，天刚亮。楼道里的感应灯闪了两下，没亮。他没停，径直走向办公室，脚步很轻，像是怕惊扰什么。公文包还沉在左肩，里面装着父亲给的那份决定书，纸角已经磨得起毛。他把它放在桌上，顺手拉开抽屉，将照片取出，夹进一册案卷的封底。
手机震动起来，是陌生号码。他没接。刚解锁屏幕，又是一条未读消息：“林律师您好，我是《法治中国》记者，我们想就城南案做一期深度报道。”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删了。
走廊传来脚步声，接着是前台小声的交谈。他抬头，听见外面有人在问：“林律师到了吗？我们是来采访的。”
他站起身，把窗帘拉上，反锁了门。
桌上的材料摊开，是今天要提交的两份申诉。他拿起笔，开始核对证人证言的时间线。笔尖划过纸面，声音清晰。他需要这个节奏，需要把注意力钉在具体的事情上。外面的动静渐渐大了，有人敲门，声音隔着门板传来：“林律师，您能说几句吗？就几分钟。”
他没应，低头继续写。手指不自觉地碰了碰上衣内袋，那里还贴着那张照片的边角。他知道外面的人不会走，这种事，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停下。
中午前，周正言来了。他站在门口，没进来，只说：“《法治中国》的采访函已经寄到协会了，正规渠道，你挡不住。”
林远抬眼，“我不想上镜头。”
“你不上，他们也会拍。”周正言靠在门框上，“区别是，你说了算，还是别人替你说。”
林远没说话。他想起父亲日记里那句“系统坏了”，想起那张模糊的合影。真相一旦被简化，就会变成另一种谎言。
“我可以谈案件。”他终于开口，“但不讲经历，不提个人。”
“他们要的是故事。”周正言说，“你给事实，他们未必爱听。”
“那就让他们听。”林远站起身，走到档案柜前，抽出一叠文件，“这是城南案的时间线，从报案到结案，二十三处程序违规。他们要深度，我就给深度。”
周正言看了他一会儿，点点头，走了。
下午三点，记者来了。是个中年男人，穿着素色夹克，递来的采访提纲整整八页。林远一条条看过，提出三点要求：不渲染情绪，不点名未定罪者，所有引用证据必须核对原始材料。对方答应了。
拍摄在律所会议室进行。镜头对准他时，他没有看，而是转向身后的墙面。那里贴着一张巨大的流程图，红线连着每一个被忽略的环节。
“这不是奇迹。”他说，“是一个本该完成的工作，拖了十年。”
记者问：“您觉得是什么让这个案子最终翻案？”
“不是我。”林远说，“是有人一直没放弃查证。是程序本身，哪怕被压了十年，只要有人重新启动，它还是会指向同一个结果。”
拍摄结束，记者临走前说：“标题我们想用《十年冤案：从个体抗争到制度反腐》。”
林远没反对。
报道上线是晚上八点。林远在办公室整理案卷，手机突然弹出热搜提示：#林远律师# 第一。他点开，是一段剪辑视频，他站在流程图前说话的画面被反复播放。评论区炸了，有人写“这才是真正的法律人”，也有人发“背后肯定有势力推动”。
他关掉页面，打开邮箱。十几封媒体邀约堆在收件箱里，还有两条来自境外平台的采访请求。他一条没回。
十点十七分，一条新闻推送跳出来：郑世坤在狱中接受采访时称，“我输了，但系统没输。”
林远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他起身，走到档案柜前，从最下层取出一个旧文件盒。打开后，里面是老周生前留下的录音笔。他按下播放键，沙哑的声音缓缓流出：“你爸当年没输在证据上，输在了庭外。你要是只盯着判决书，那你也会输。”
录音结束，他没动。
窗外，城市的光映在玻璃上，模糊成一片。他把录音笔放回盒中，取出一张便签纸，写了一行字，拍照发给《法治中国》的编辑：“请把这句话加在报道末尾——‘正义不是谁赢了，而是谁还能继续追问。’”
对方很快回复：“已加。”
他把便签纸折好，放进父亲的日记本里，然后将本子放进“致公法律研究中心”的案卷架。动作很轻，像是放一件易碎的东西。
电脑屏幕还亮着，热搜词条不断刷新。有人开始讨论省厅当年的审批流程，有人扒出郑世坤与某些项目的关联。风向在变，从个人英雄叙事，转向对机制的质疑。
林远站起身，倒了杯水。水有点凉。他喝了一口，走到窗边，拉开一条缝。楼下还有人在等，举着相机，对着律所的招牌。
他关窗，拉好窗帘，坐回桌前。新的申诉材料摊开，是城西一户人家的拆迁纠纷。他拿起笔，开始写第一段陈述。
笔尖划过纸面，发出细微的声响。
他的手指顿了一下，抬头看向档案柜。最上层，放着一份尚未归档的文件，封面写着“省厅行政复议流程指引”。他没动它，只是盯着看了几秒。
然后低下头，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