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顺着“回春堂”的青瓦滴落，在门槛前积成小小的水洼。沈砚之蹲在药柜前，指尖捻起那枚绣着艾草的香囊。香囊的锦缎已经褪色，边角磨出了毛边，里面的药渣散着股奇异的甜香，像甘草混着血腥气。香囊的系带末端，打了个“万字结”，结眼处藏着根极细的银线，线头上沾着点暗红色的粉末——这是她接手这家老药铺的第七天，香囊是前掌柜周先生的遗物，据说他临终前把自己关在药房，手里攥着这香囊，直到药童发现时，人已经没了气息，嘴角还噙着半片没嚼完的甘草，药碾子上留着个模糊的指印，指腹处有长期握药杵的厚茧。
沈砚之是中医药文化研究员，对老药铺的物件有种天然的敏感。她认得这香囊的绣法是清代“锁绣”，针脚细密，艾草图案的叶脉里，藏着用金线绣的极小文字，拼起来是“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药引在瓮”。更让她在意的是，香囊里的药渣除了常见的艾草、薄荷，还有一味早已失传的“血竭草”，这种草据说只长在城南的“乱葬岗”，汁液是暗红色，有剧毒，却也是解砒霜的良药。
“沈老师，香囊的成分检测出来了。”助手阿芷抱着文件夹进来，粗布围裙上沾着药汁，“药渣里的血竭草含有生物碱，确实有剧毒，但混合了甘草和绿豆衣的成分，毒性被中和了。还有，那暗红色粉末是干涸的人血，血型是o型，与周先生的病历记载一致。”
药铺的老药柜突然发出“吱呀”声。第三排最左边的抽屉自己滑开半寸，露出里面藏着的半张药方，是周先生的笔迹：“砒霜三钱，血竭草一钱，同煎，解者自解，迷者自迷。”药方的边缘画着个陶罐的简笔画，罐口标着个“井”字。
沈砚之的目光落在药铺后院的那口老井。井台的青石板上，有个巴掌大的凹槽，形状与药房里那只缺了口的陶瓮完全吻合。她想起周先生的日记里写着：“六月六，晒红药，瓮沉井，香自飘”，当时只当是记录晒药的习俗，此刻摸着凹槽里的青苔，才觉出异样——凹槽的底部，刻着串细密的刻度，像丈量药材的尺子。
“光绪二十六年是1900年，”阿芷翻着药铺的旧账册，“那年城里闹过场瘟疫，死了不少人，县志说是霍乱，但老药铺的账册里记着‘时疫，用血竭草方，活人三百’。当时的掌柜也姓周，是周先生的祖父。”
沈砚之突然注意到，香囊的艾草图案背面，用朱砂点了七个红点，位置正好对应着药柜上七个空着的药斗。她按照红点的顺序拉开药斗，在最后一个斗里找到块褪色的棉布，布上包着枚铜钥匙，匙柄的纹路与井台凹槽的刻度完全吻合。
当晚，暴雨冲垮了后院的篱笆，露出埋在土里的半截陶瓮。沈砚之用钥匙打开瓮盖，里面装着本泛黄的药书，书里夹着张黑白照片：穿长衫的周掌柜和个穿旗袍的女子站在药柜前，女子手里捧着的药碗，碗沿的缺口与药房里那只缺角碗一模一样。照片背面写着：“赠晚晴，血竭草方，救民水火”。
“晚晴是当时的女医，”阿芷指着药书里的批注，“她是周掌柜的妻子，据说精通毒理，当年的瘟疫就是她配的药方。但后来有人说她用毒药害人，被官府抓了，病死在牢里，周掌柜为了纪念她，把药方藏在了陶瓮里。”
药书的最后一页，贴着张被药水浸过的字条，是晚晴的笔迹：“血竭草方非我独创，是前明太医所传，能解百毒，然小人觊觎，诬我下毒，今藏方于井瓮，盼后世医者能用其救人，而非害人。”字条的边缘，有个指甲盖大小的“救”字，是用鲜血写的。
这时，药房的药碾子突然自己转动起来，药槽里的甘草被碾成粉末，在桌面上堆成个“医”字。沈砚之顺着粉末的痕迹走到药柜后，发现墙壁是空的，敲开砖缝，露出个暗格，里面躺着个银镯子，镯子上刻着“晚晴”二字，内壁沾着点血竭草的汁液。
“周先生不是病逝的。”阿芷突然指着暗格的角落，“这里有瓶砒霜，瓶盖没拧紧，旁边的甘草里混着砒霜粉末。他是想用自己的死，保护这药方不落入坏人手里！”
药书的夹层里，还有周先生的绝笔：“近年有人高价买血竭草方，欲制毒药，我宁死不允。晚晴先祖以方救人，我不能让它沦为凶器。香囊里的血竭草，是我加的，为的是让后人认出此药，知其利弊。”
暴雨停了，月光照在陶瓮上，药书的纸页在风中翻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有人在低声念着药方。沈砚之将药书交给中医药博物馆时，专家鉴定确为明代失传的解毒良方。她在整理药柜时，发现每个药斗的底部，都刻着个“仁”字，是周家世代行医的家训。
沈砚之常常在深夜闻到药铺里飘着血竭草的甜香，像晚晴和周掌柜在说：“药方在，医者心就在。”她把那枚香囊挂在药柜上，每当有病人来，就会浓一分，仿佛在提醒着：医能救人，亦能害人，关键在那颗悬壶济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