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沈阳城外的临时指挥部里，煤油灯的光晕在军事地图上摇曳不定。连日秋雨让帐篷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水珠顺着帆布接缝滴落，在弹药箱上溅起细小的水花。杜与明站在地图前，手指重重按在“锦州”二字上，指腹的老茧蹭过粗糙的纸页。辽西走廊的山地在等高线上密集如蛛网——那里将是掩护难民入关的最后屏障。
“主任走了吗？”他头也不抬地问，声音里带着彻夜未眠的沙哑。
黄伟正用红铅笔标注日军动向，闻言顿了顿笔尖：“走了，今晚8点的火车。”他将铅笔重重一戳，“主任说，最多能在金陵给我们争取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里，金陵不会再催我们撤军。”
“一个月……”杜与明喃喃道，指尖在地图上丈量着从沈阳到山海关的距离，“时间有点短呀。”
“没有办法。”黄伟叹了口气，摊开伤亡统计簿，“从沈阳外围战到长春反击，我们第五军从8万人扩编到11万，现在又只剩8万多了。东北军那边更惨，能战的不到20万。”
帐外传来士兵搬运弹药的叮当声，夹杂着伤兵的呻吟。杜与明望着帐帘上晃动的人影，忽然问：“一个月，能救多少人？”
“总比没有好吧。”黄伟的声音低沉下来，“昨天辽阳的难民潮已经涌过来了，光妇女儿童就有数十万。这些老百姓扶老携幼，冒着秋雨往关内走，路上已经冻死饿死不少了。”
杜与明猛地站起身，军靴在泥地上踏出深痕：“东北军那边能出多少人？”
“张副司令刚才来电，说最多能凑20万。”黄伟指着地图上的松花江流域，“但都是新编的保安队，很多人连枪都不会开。武器装备也差，有的部队三个人共用一支老套筒。”
“我们第五军呢？”
“算上后勤、辎重兵，能拉上战场的不过10万。”黄伟苦笑，“主任临走前调来了三个旅，说是从华北防线硬抽出来的，再要就没有了。江西的剿匪战事吃紧，委员长不肯再分兵了。”
杜与明沉默片刻，突然抓起铜铃猛摇。清脆的铃声穿透雨幕，各部队主官很快踏着泥泞涌入指挥部，帽檐上的水珠滴在地板上，汇成小小的水洼。这些将领们军装沾满泥浆，脸上写满疲惫，但眼神依然坚定。
“开会。”杜与明走到地图前，将指挥棒指向辽西走廊，“主任说了，这一个月，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尽量多救东北同胞。”他的声音清晰而有力，在雨声中格外坚定。
“第一道，辽西走廊防线。”指挥棒重重敲在锦州至山海关一线，“集中8万中央军、10万东北军，配150辆坦克、80架飞机。这里是难民入关的主干道，要依托医巫闾山的地形，修碉堡群，挖战壕，坦克藏在山口，飞机重点巡逻铁路线。日军想从沈阳西进，必须从这儿过，我们就用血肉填，也要给难民争取转移时间。”
宋溪濂猛地站起：“请命守锦州！我部在济南打过硬仗，不怕拼!”
“准。”杜与明点头，指挥棒移向北方，“第二道，松花江沿线。5万东北军、2万中央军，带50辆坦克、40架飞机，守哈尔滨到佳木斯。”他指着冰封的江道，“日军要是往北打，就让他们尝尝江防的厉害。这里要掩护往苏联远东、黑龙江腹地转移的难民，江桥炸掉，渡口守住，绝不能让日军包抄后路。”
“第三道，辽南-辽东牵制防线。”指挥棒转向大连、营口，“留3万东北军，配100辆坦克、80架飞机。不用硬拼，就打游击——日军来攻，你们就撤。日军走了，你们就炸他们的补给线、火车站。把他们的主力拖在南边，减轻另外两道防线的压力。”
将领们低声议论起来，第2装甲团团长指着地图上的坦克标记问道：“装甲部队怎么用？”
“编成3个装甲师。”杜与明指向辽西、松花江的平原地带，“辽西的山地不适合坦克冲锋，就藏在防线后当救火队，哪里被突破了就往哪里冲。松花江沿岸多平原，坦克集群可以反冲锋，把日军的阵型冲散。记住，坦克是盾，不是矛，我们的目的是阻滞，不是决战。”
航空大队长紧接着问：“飞机呢？所剩不多了。”
“分批次轮换，别让日军侦察机靠近防线。”杜与明说，“发现日军集结部队就炸，看见他们的补给列车就掀，哪怕只剩一架飞机，也要在天上晃，让他们摸不清我们的虚实。空战要以保存实力为主，不可贸然与日军战机缠斗。”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疲惫而坚定的面容：“步兵弟兄听着，别学日军搞什么集团冲锋。依托城镇、山地，修明碉暗堡，战壕要通到老百姓的地窖里，跟日军打巷战、山地战。我们人少，耗不起，就得用巧劲——白天守，晚上袭扰，让他们吃不好睡不好，这就是阻滞消耗。”
工兵主任提出疑问：“辽西的永备工事已经被主任拆了，而且现在材料也紧缺……”
“就地取材。”杜与明斩钉截铁，“拆民房的砖石，砍山上的树木，有什么用什么。告诉老百姓，今日拆他们一堵墙，来日还他们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