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松花江，江水裹挟着碎冰呜咽着向东流去。江风卷起硝烟，掠过廖耀香凝重的面庞。他站立在江桥的残骸之上，钢铁骨架扭曲如垂死的巨兽，焦黑的钢板在夕阳下泛着暗红的光泽。
南岸，五百余艘日军汽艇如蝗虫般铺满江面。每艘汽艇搭载着二十余名关东军第十六师团的士兵，他们头戴90式钢盔，三八式步枪上的刺刀在暮色中闪着寒光。天空中，九七式轰炸机编队呼啸而过，投下的炸弹在江面炸起冲天水柱。
“开火！”
北岸机枪阵地喷出火舌。东北军士兵操纵着捷克轻机枪，弹壳如雨点般飞溅。三个弹匣，不过九十发子弹——这是他们最后的抵抗。日军轰炸机俯冲而下，五十公斤的炸弹精准落在机枪阵地上，烈焰瞬间吞噬了那些年轻的生命。
廖耀香指节发白的下达命令：“坦克营，冲锋！”
十辆坦克轰鸣着冲下江堤。这些来自北方的钢铁巨兽在结冰的江面上打滑，履带刨起冰屑。
而日军的反击来得更快。汽艇上的士兵投出九三式燃烧瓶，玻璃瓶在坦克装甲上碎裂，混合着橡胶和磷的粘稠液体四处飞溅。一辆坦克瞬间变成火球，舱盖猛地打开，乘员挣扎着爬出，却被九六式轻机枪的交叉火力打成筛子。
江面已成地狱。冰水中漂浮着东北军士兵的尸体，他们的军装被江水泡得发白。一个士兵在冰窟窿里挣扎，汽艇螺旋桨呼啸而过，鲜红的血雾顿时染红江水。岸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举着老式猎枪射击，子弹在汽艇钢板上弹开。他固执地装弹，直到两个日军士兵跃上岸，三十式刺刀精准地刺入他的胸膛，将他整个人挑离水面。
“撤！”卫兵死死拽住廖耀香的胳膊，“师座，必须撤了！”
廖耀香最后回头望去，江防线上最后一个碉堡正在崩塌。混凝土碎块四散飞溅，里面的士兵拉响了炸药包。
夜幕降临，辽西走廊变成了真正的血肉磨坊。
宋溪濂踏着厚厚的血泥巡视阵地。原有的一万八千将士，此刻能站起来的不足六千。战壕里尸体层层叠叠，有些地方的人体几乎与胸墙齐平。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小通讯员正在收集阵亡战友的身份牌，他的右手只剩下三根手指，却依然机械地重复着动作。
“师座，日军又开始集结了！”通讯员的声音嘶哑，脸上混着血和泪。
远处，日军九五式轻型坦克的灯光如同野兽的眼睛。宋溪濂想起主任的叮嘱，却又仿佛看见那些拖家带口向山海关逃亡的难民。
“给杜长官发电，”他的声音异常平静，“我们还能守三个小时。”
临时设在一节火车车厢里的日军指挥部，多门二郎中将正对着作战地图露出十分不满的表情。参谋官汇报着战损比：中方每伤亡2到3人，日军损失1人。这样的消耗战不是他想要的。
“命令战车第三联队向前推进，”多门二郎用指挥棒点着地图，“炮兵联队进行延伸射击，切断支那军的退路。”
参谋记录命令时，多门又补充道：“给关东军司令部发电：辽西走廊已突破，请求增兵追击。”
后方临时医院设在一所废弃的小学里。没有麻醉药，军医们只能用刺刀进行截肢手术。惨叫声此起彼伏，一个失去右腿的东北军士兵死死抓住护士的手：
“别扔我的腿……我还能走路……还能打小鬼子……”
护士别过脸去，眼泪滴在染血的绷带上。教室的黑板上还留着之前的粉笔字：“华夏地理——东北”。
阵地前沿，宋溪濂看着日军新一轮的进攻如潮水般涌来。
九二式步兵炮的炮弹落在战壕前后，掀起混合着血肉的泥土。一位东北军的士兵拉燃导火索，炸药包在他腰间嘶嘶作响。
“来啊，小鬼子！”他怒吼着跳出战壕，冲向最近的日军坦克。
巨大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战场。火光中，日军坦克的履带哗啦散落。幸存的东北军士兵受到鼓舞，纷纷挺起刺刀，与冲上阵地的日军展开白刃战。
刺刀碰撞声、垂死者的哀嚎、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一个东北军老兵用缴获的日本军刀连续劈倒三个日军，最后被子弹击中眉心。年轻的通讯员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日军一个小队长同归于尽。
在这片血与火的地狱中，没有人后退一步。
三小时后，当杜与明的援军终于赶到时，辽西走廊阵地前已经堆起了厚厚的尸体墙。幸存的不足五百名士兵仍然握着手中的枪，他们的刺刀上沾满血迹，军装已成布条。
在多门二郎的指挥部里，参谋正在报告最新战损：日军伤亡超过四千人。
“什么？”多门二郎猛地站起，“这不可能！”
窗外，黎明的曙光刺破硝烟，照在这片被血浸透的土地上。辽西走廊依然在华夏军队手中，而代价，是一万俩千多个年轻的生命。
在松花江畔，廖耀香带领残部向齐齐哈尔撤退。他回头望向南岸，日军的太阳旗已经插上江防阵地。但在更远的北方，他仿佛听见了更多的脚步声——那是千千万万华夏人的脚步声。
江水依旧东流，带走了鲜血，带不走记忆。这场战役才刚刚开始，而血色，已经染红了整个东北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