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总统在赫斯特“捧杀”策略的刺激下，反而坚定了将高税率税收法案以更强硬手段推行的决心。他不再满足于漫长的国会辩论，试图施加更大的压力。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受命，私下约谈了几位带头阻挠法案的、与东西部财阀关系密切的关键议员。
会谈内容秘而不宣，但事后流出的消息称，胡佛“提醒”这些议员，他们的某些政治捐款和社交往来“可能被误解”为与“某些外国势力”过从甚密，并暗示如果他们继续“不合作”，可能会面临“不必要的审查”。
这种近乎赤裸裸的威胁彻底激怒了国会的反对派。
“荒谬！无耻！”一位来自中西部的资深参议员在秘密会议上拍案而起，脸色铁青，“他罗斯福，一个在国内推行类社会主义政策、在国外与斯大林勾勾搭搭的人，居然敢用‘通共’的罪名来威胁我们？！这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卑鄙的政治迫害！他这是在效仿他那位克里姆林宫的朋友，搞独裁统治！”
“他以为他是谁？皇帝吗？”另一位东海岸的众议员愤怒地附和，“税收法案必须由国会制定，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他现在想用一纸行政命令就强行推行，还让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来威胁民意代表？如果让他得逞，美国就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国度，而是落入一个独裁者手中！这只会把美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反对派的立场因此变得更加坚定和团结。他们不再仅仅争论税率高低，而是将斗争提升到了扞卫宪法、反对行政扩权的更高层面。他们死死抓住一点：总统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推行如此重大的税收政策，绕开国会的详细审议和表决程序，是严重的违宪行为！
僵局与甩锅
双方在宪法解释上陷入死循环：
* 罗斯福阵营认为： 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虽未宣战，但战云密布），总统有权发布行政命令以应对危机。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国会应予以配合（盖章通过）。
* 国会反对派认为： “钱袋子权”是国会的核心权力，征税法案必须由众议院发起，并经参众两院详细辩论、修改和表决通过。总统滥用“紧急状态”借口扩权，是危险的违宪先例。
眼看政治僵局无法打破，且双方都援引宪法为自己辩护，这场争端最终被不可避免地抛给了联邦最高法院——这座宪法的最终仲裁者。
九位年事已高的大法官们，接到了这个烫手至极的案件。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仿佛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这…这简直是让我们这些老骨头在火上烤啊！”一位资深大法官揉着太阳穴，痛苦地叹息。他面前堆满了厚重的宪法文本、历史判例汇编以及双方提交的、引经据典的冗长诉状。
“支持总统？”另一位大法官忧心忡忡地接口，“那就等于承认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可以绕过国会直接征税。这会开创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会彻底破坏三权分立的平衡。东部和西部那些富可敌国的财阀们，会恨我们入骨，他们会动用一切资源把我们和法院的名声搞臭。未来的历史书上，我们会成为摧毁宪政的罪人。”
“否决总统？”第三位大法官同样一脸愁容，“那就等于在战争阴云笼罩、政府急需资金的关头，公然拆台。罗斯福会暴怒，他会指责我们罔顾国家利益，甚至会发动舆论，指责最高法院是一群被财阀收买、阻碍国家备战的老古董。他会可能推动‘填塞法院’计划（court-packing plan）的升级版，彻底改造最高法院。民众的情绪也会被煽动起来反对我们。”
几位老人感到自己被放在了两块巨大的磨盘之间，无论选择哪一边，都可能被碾得粉身碎骨。他们既不想成为罗斯福行政扩权的帮凶，也不想被扣上“阻挠国家大计”的帽子。
“怎么办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沉吟良久，他是一位以智慧和政治手腕着称的法官。最终，他缓缓开口，提出了一个看似笨拙却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策略：
“此案涉及的根本问题（总统行政命令与国会征税权的界限）极其复杂，关乎国本，不能仓促决定。我们需要时间…更多的时间。进行更深入的宪法原旨探究，梳理更多的历史先例，听取更广泛的法律意见。”
他环视同僚，眼中闪烁着老练的政治智慧：“我们…‘拖’下去。反复要求双方补充陈词理由，安排冗长的口头辩论，将审议周期拉到最长。在这段时间里，政治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也许欧洲战局会有新的发展，也许罗斯福会因国内压力而妥协，也许国会会达成某种折中方案…时间，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我们要用时间作为缓冲，等待政治僵局自己出现转机，或者至少让舆论的热度降下来，到时候我们再做出判决，受到的冲击会小很多。”
其他大法官们面面相觑，虽然觉得憋屈，但不得不承认，在眼前这个无解的政治雷阵面前，拖延战术或许是保全最高法院权威和自身声誉的、最不坏的选择。
于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理论上应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司法殿堂，在这场由税收法案引发的宪政危机中，无奈地选择了“拖”字诀。他们以极其缓慢的步伐受理此案，将口头辩论日期一再推迟，试图用时间来化解眼前的死结。
这场僵局，生动地展现了美国政治中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微妙的制衡与博弈。罗斯福的强势、国会的反弹、最高法院的无奈，共同构成了一幅在危机背景下，权力边界被激烈争夺的复杂图景。而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时间、民意以及各方背后的力量，谁能坚持到最后。
华盛顿，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的议事厅外，挤满了焦急的记者。每当有大法官或其助理出现，记者们便一拥而上，追问对罗斯福税收法案行政令合宪性案件的进展。
“此案涉及宪法核心原则，法院正在进行极其审慎和全面的研究…”一位发言人面对话筒，熟练地打着官腔。
“请问何时会有初步结论？”记者追问。
“最高法院的职责是正确解释法律，而非追求速度。我们将确保所有法律观点得到充分辩论…”发言人滴水不漏，重复着毫无信息的轱辘话。
“有消息称大法官们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是真的吗？”
“审议过程是保密的。一旦形成最终意见，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请耐心等待。”
类似的场景一再上演。最高法院用“研究”、“审议”、“谨慎”等词汇，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拖延之网，将烫手的山芋暂时冷冻起来。公众的注意力逐渐被欧洲愈演愈战的战事所吸引，税收法案的争议热度悄然降温。
洛杉矶，特纳庄园
特纳·史密斯看着报纸上关于最高法院“仍在研究”的报道，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将报纸递给霍华德·修斯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特纳的语气带着一丝得意，“最高法的这些老狐狸，他们不敢得罪罗斯福，更不敢得罪我们。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拖。而这，正是我们最想要的结果！”
赫斯特皱着眉头，有些懊恼：“但我那‘捧杀’的计策，似乎起了反效果？反而刺激罗斯福更强硬地推动法案了。”
修斯也抱怨道：“是啊，现在搞得胡佛那条疯狗都出来咬人了，还威胁我们的议员‘通共’？这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特纳摇了摇头，冷静地分析道：“不，你们没看透本质。我最初的目标，从来就不是‘阻止’法案通过。罗斯福决心已定，又有战时民意加持，硬挡是挡不住的。我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拖’！拖延法案全面实施的时间，拖延它对我们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进度！”
他指着报纸：“现在，最高法帮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用‘研究宪法’这个无可指摘的理由，把法案按下了暂停键。罗斯福比我们更着急！欧洲的战火不等人，他的战时预算需要这笔钱，他的政治遗产需要这个法案来奠定。但他现在被最高法的程序拖住了脚步。时间，现在站在我们这边。”
修斯仍然有些怀疑：“可是特纳，罗斯福过去两届任期，面对最高法院的反对（如早期新政法案被裁定违宪），他可是威胁要‘填塞法院’（court-packing）的强硬派！这次他会不会也…”
特纳打断了他，眼中闪烁着洞察的光芒：“今时不同往日了，霍华德。首先，他现在打的旗号是‘战时法案’，直接挑战最高法院的底气不如以前足。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他的身体和时间，不允许他再发动一场像‘填塞法院’那样旷日持久、消耗巨大的政治战争了。”
特纳压低了声音，仿佛在陈述一个即将到来的事实：“他的医生肯定告诉过他，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现在最紧迫的任务，不是打赢某一场战役，而是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确保他的新政遗产有人继承，不会人亡政息。在这种时候，与掌握经济命脉的我们进行全面内战，是极其不划算的。他需要稳定，需要顺利交接。所以…我判断，他最终会坐下来，和我们谈。”
华盛顿，白宫
在白宫二楼，富兰克林·罗斯福确实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和最高法院拖延战术带来的挫败感。他对着地图上欧洲日益扩大的战区和国内停滞不前的税收法案报告，眉头紧锁。
“最高法的这些老家伙…他们是想把我拖死吗？”罗斯福对哈里·霍普金斯喃喃自语，语气中带着疲惫和一丝无奈，“胡佛的警告起了反效果，现在国会那帮人抱着‘违宪’的理由更硬气了。最高法又不肯给个痛快话…”
他沉思良久，最终叹了口气，说道：“也许…特纳·史密斯那些人在等着看我的笑话，等着我屈服。但他们也许没说错，硬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欧洲的局势等不起，美国的战备等不起。也许…是时候换一种方式了。”
罗斯福抬起头，眼中恢复了政治家的决断，但不再是之前的强硬，而是带上了一丝务实的妥协：“哈里，安排一下，通过可靠的中间人，给特纳、摩根、杜邦他们递个话。告诉他们，我愿意就税收法案的具体条款进行…‘磋商’。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停止在国会和舆论上的全面阻挠，并且要保证战时生产的最低限度的合作。我们可以谈谈税率的分级、起征点的设置、以及执行的时间表。”
罗斯福终于意识到，在时间、健康和政治现实的多重压力下，绝对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与其在宪法泥潭里与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最高法院的拖延）空耗，不如与看得见的对手（财阀）进行一场务实的交易，用一定的让步换取法案的尽快落地和战时的稳定合作。最高法的拖延战术，阴差阳错地迫使强势的罗斯福，首次在重大国内政策上，真正考虑与他的老对手们坐在谈判桌前。
一场新的、更隐秘的博弈，即将在台面下展开。而这一次，双方都带着各自的筹码和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