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的华夏大地，经济的曙光终于穿透阴霾，缓缓洒下。在麻荒地，马友志从惠民北渠归来，转身挂任公安员的职责，这片土地也迎来近十年最为安宁祥和的一年。只是在平静的表象下，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时光悄然滑入 1964 年的春天，春节的热闹气息还未完全褪去，料峭寒意仍在空气中徘徊。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与往昔任何一次截然不同，压抑而紧张的氛围如厚重的乌云，笼罩着每个参会者。会议室里，众人眉头紧锁，心烦意乱，忐忑不安的情绪在彼此间无声蔓延。会议如同一声惊雷，要求公社干部带头坦白任职以来的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超支挪用、铺张浪费等经济问题，以及潜藏的政治问题。
各村干部和生产队长心里明镜似的，公社领导这番举措，分明是在敲山震虎，向他们发出警告。公社书记高大智的话语，如一记重锤，敲定了会议的基调：这次会议，是为下一步运动拉开序幕。彼时的他们尚不知晓，这场看似针对经济问题的风暴，实则暗藏政治玄机 —— 上层的真正目标，是关乎反修防修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央有人断言，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已落入修正主义之手，这意味着，将有大量人员成为整肃对象，而最终波及的范围，远超预想，几乎将所有在职干部都卷入 “走资派” 的漩涡。
会议还未结束，一通电话使人更加心烦意乱。马友志心急如焚给村主任马保真打来电话，汇报四队库房发生盗窃案，一口袋稻种和其他贵重物品不翼而飞。马保真不敢耽搁，立即向公社领导汇报，并火速向县公安局报案。
会议落幕，马友才和马保真匆匆赶回村子。踏入村委会的院子，只见院里屋内人头攒动。初时，他们以为都是公安局的办案人员，细问之下才知，人群中既有神色严肃的公安干警，也有身着朴素、带着神秘气息的四清工作队员。马友才当机立断，对马保真说：“咱们分工协作，我负责接待四清工作队，你去招呼公安局的同志，两拨人都不能怠慢。”
马保真依言而行，带着公安人员了解案情、勘查现场，安排公安员马友志向众人详述案件经过。马友才转身迎接四清工作队，一位三十多岁、面容沉稳的中年人主动上前自我介绍：“我叫王敬塘，老家也是顺宁的，现在黄龙关第五建筑公司工作。这次上级派我们 32 人来贵村开展四清工作，还望多多配合。” 彼时的众人尚不知晓，这个王敬塘，竟是 1927 年那个逼迫百姓购买旗地的王庆洋县长之子，命运的纠葛，早已悄然埋下伏笔。
马友才微微颔首，手摸着下巴，彬彬有礼回应：“一定全力配合。” 王敬塘语气看似商量，实则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还请您先提供 1960 年以来麻荒地村历届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名单，以及‘四类分子’名单，我们好摸清底数，安排后续工作。” 此言一出，马友才心中泛起不悦 —— 这分明是将村干部与 “四类分子” 相提并论。但他心里清楚，此事没有商量余地，只得强压不满说：“好，你们说怎么配合，我们照办。等公安员马友志忙完案子回来，就让他协助你们工作。” 王敬塘听闻村里有案子，眼神瞬间警惕起来，待马友才说明情况，他皮笑肉不笑地说：“看来，你们村的四清，还真有些‘精彩故事’。” 马友才苦笑一声，未做辩解，心中却涌起一阵不安。
此后十几天，公安人员全力侦查四队盗窃案，却毫无头绪。起初，牛满被列为嫌疑人，面对审讯，他矢口否认。在逼问无果后，公安人员动用刑讯。身心俱疲的牛满不堪折磨，趁人不备，在村北边的坝房里绝望地上吊自尽，这起案件不了了之，只留下一片唏嘘与谜团。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有一天，牛德旺去西井挑水，不慎将水桶掉入井中。在打捞水桶时，意外捞出一条装粮食的口袋，上面赫然印着 “第四生产队” 的字样。众人隐隐觉得，这口袋与之前的盗窃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众人见证下，牛德旺将口袋交给马友志。经四队队长和社员辨认分析，确认这就是被盗的口袋，牛满的冤屈似乎昭然若揭，但真相，依旧扑朔迷离。
1966 年的第二次四清运动中，韩雨太被列为新的嫌疑人，然而，依旧缺乏确凿证据，这起盗窃案如同尘封的谜题，永远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
四清工作队进村十几天后，工作进展顺利。他们摸清了村干部组织的变迁，也对 “四类分子” 的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随后，他们与马友才商议，决定召开村干部会和全村社员大会。
开会那日，寒风裹挟着细雨，从清晨缠绵到傍晚。劳累一天的社员们，有的在家休息，有的聚在一起闲聊娱乐。村干部们稍作休整后，陆续前往大队部。昏暗的煤油灯下，王敬塘眼神锐利如鹰，扫视着众人，语气严肃地说：“我们来麻荒地已有十几天，对村里情况有了初步了解。此次四清，重点清查你们的经济问题。从现在起，你们既要做好本职工作，也要深刻反思自身的问题。谁做过什么亏心事，自己心里最清楚。别心存侥幸，妄想蒙混过关。今天回去后，每人写一份自查自纠的检讨，两天后上交。” 他顿了顿，又补充说：“党的政策向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主动交代，尚有从宽处理的机会；若被我们查出，必将严惩不贷。” 工作组其他人纷纷补充，会议结束后，村干部们垂头丧气回了家，满心委屈向家人抱怨：“辛辛苦苦干工作，到头来却成了清查对象，真是冤屈！”
第二天，狂风大作，黄沙漫天，社员们被迫提前收工。好在傍晚风停了，并未影响晚上的社员大会。东庙前的操场上，早已用席子搭好台子，两盏煤气灯高悬，将场地照得亮如白昼。工作队成员和村干部坐在台上，各怀心事。会议伊始，马友才介绍会议内容，随后王敬塘上台讲话。他的眼神透着诡异，在人群中来回扫视，寒暄几句后，直奔主题：“1959 到 1961 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陷入大饥荒。这期间，部分大队、生产队干部存在多吃多占行为，群众意见很大。中央开展四清运动，就是要清理这些问题。” 这番话，说到不少社员的心坎上，他们对干部的腐败行为早已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
王敬塘继续说：“此次四清，采取个人交代与群众检举相结合的方式，以个人交代为主。每个生产队推选一两名贫下中农代表，协助我们工作。” 他目光转向台上的干部，语气愈发严厉：“有些犯错误的人，还存在糊涂认识。有人觉得自己的事无人知晓；有人破罐子破摔，死不承认；还有人想观望，等别人先说。这些想法大错特错！一个生产队就那么几户人家，队里的财物，队长、会计、保管员能不知道？社员们心里也都清楚！别心存侥幸，早交代比晚交代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充满威慑力，台上的干部们如坐针毡，大气不敢出。最后，他又对 “四类分子” 和贫下中农分别提出要求，这番讲话逻辑清晰、极具煽动性，如同一把火，点燃了麻荒地四清运动的熊熊烈焰。台下，一些老人看着王敬塘，恍惚想起当年逼迫他们买旗地的王庆洋县长，却不知眼前这个人正是其子。
春回大地，绿意渐浓。村南边的八桄地里，一队社员身着破旧衣衫，正在忙碌播种小麦。突然，马财指着远处说：“那边有人往咱们这儿来了，不知道干啥的？” 众人抬头望去，只见几个身着黑制服、模样像干部的人正向这边走来。待他们走近，为首之人微笑着自我介绍：“我们是四清工作组的，我叫赵福祥，在黄龙关五建公司工作。我们五人负责一队的四清工作，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队长马友瑞连忙回应：“一定支持！” 交谈得知，赵福祥是保定人，去年刚到黄龙关工作，还说四清运动最早从他家乡发起，随后推广全国，他也因此加入工作组。赵福祥性格开朗，很快就和社员们打成一片，大家都亲切称他 “老赵”。
老赵将社员分成先进、落后和有问题三个组，分别开会。工作组实行 “三同” 制度，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支付粮票和现金，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白天一同劳作，晚上一起开会学习，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牛有富表现得格外积极，每次老赵到他家吃派饭，他都好酒好肉招待，以为这样就能获得信任。村里成立四清协查小组，牛增旺任组长，马凯为副组长，还组织各小队会计进行互相查账、查库。牛有富心中忐忑，他虽不是干部，可是他做过亏心事，就对工作组和协查人员百般讨好，实则内心厌恶，盼着他们早日离开。
一天夜里，乌云蔽月，四周漆黑一片，远处隐约有灯光闪烁，缓缓向牛凤治家靠近。“咔嚓，咔嚓”，睡梦中的牛凤治被响声惊醒，心中恐惧，未点灯便悄悄走到门口张望，发现来人是牛有富。他开门让牛有富进屋，点亮煤油灯。牛有富神色急切：“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睡觉？” 牛凤治无奈说：“我哪睡得着，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刚有点睡意，你就来了。” 牛有富压低声音说：“长话短说，你是党员、村干部和我们不一样。咱俩看场时偷的豆子，要是我坦白退赔，或许没事。可你是党员，偷集体粮食，罪不轻！这事只有你知我知，只要你不说，就没人知道。你千万不能承认，否则我可不认账！” 牛凤治连忙保证：“我不说，你放心！”
牛有富离开牛凤治家，往回走时，在二队队房门口听到动静。他赶紧关上手电筒，紧贴墙壁。只见二队队房门开了，马占山鬼鬼祟祟走出来。借着月光，牛有富认出他，心中疑惑：大半夜的，他来干什么？是偷东西？牛有富不敢声张，怕被人问起自己为何深夜外出。
第二天一早，二队看队房的马增发现马车缰绳被盗，急忙向马友志报案，县公安局迅速派人前来调查。
与此同时，马友才家附近传来惊呼：“不好啦，有人跳井了！” 马友才扔下饭碗冲出门，只见史正仁爱人在井边哭喊。原来她来借东西，路过井边听到响声，一看竟是牛凤治跳了井。马友才急忙找来绳子和水桶，街坊邻居也纷纷赶来帮忙，将牛凤治救起。虽捡回一条命，但牛凤治受了惊吓，患上精神病，整日喊着：“公安局来人逮捕我啦 ——” 队里派马友曦照顾他，牛有富却以探病为名，威胁牛凤治不许说出偷豆子的事。
牛有富出身贫农，却好逸恶劳，在 “大锅饭” 环境下愈发懒惰。他在生产队不认真干活，看地看场时监守自盗，还通过请客送礼买通干部。社员们多次揭发，都无人理会，气愤地说：“什么四清八清，抵不过人家的酒肉兵！”
工作组察觉牛凤治跳井背后必有隐情，待他病情稍有好转，便对其审讯。胆小的牛凤治经不住威逼利诱，很快交代了四年前和牛有富偷豆子的事 —— 那时他们饿得实在受不了，牛有富提议一起偷，胆小的牛凤治最终动了心。
王敬塘得知此事，又联想到牛有富在牛凤治跳井前夜去过他家，且当晚二队缰绳被盗，便认定偷缰绳的也是牛有富，并告知公安人员。公安人员正为破案发愁，听闻后立即控制牛有富。起初牛有富死不承认偷豆子，在多重审讯下终于坦白；为洗脱偷缰绳的嫌疑，他又供出马占山。
不久，村里召开批斗大会，牛有富被公安局逮捕，马占山被戴上 “坏分子” 帽子。而一队这边，工作组最初住在牛存金家，让他担任骨干组组长。牛存金未经商量，私自让老婆李云凤加入 “贫下中农协会”，引发社员不满。众人推举牛凤治向工作组反映，当晚，牛凤治提出撤销李云凤贫协资格，工作组搬到牛凤治家。
工作组在麻荒地一待就是一年多，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贫下中农揭批干部 “四不清” 问题。在高压批斗下，多数干部低头认罪，愿退赔财物。唯有支部书记马友才据理力争：“我有错，但无罪！60 年‘共产风’时，拆房子、收东西、逼吃食堂，都是按上级部署行事，我们别无选择。村里饿死那么多人，我也痛心，可粮食都被调走了，连种子都没有，拿什么给社员吃？多吃多占是不对，但不这么做，家人就得饿死！就算你们杀了我，我也多活了几年！”
王敬塘听后恼羞成怒，狠狠扇了马友才两个耳光，又将他踹倒在地，怒喝道：“贪污盗窃还有理？” 随后，王敬塘让民兵将马友才捆起来，罚跪五个小时才放他回家。暮色中，马友才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背影显得格外孤寂与凄凉，麻荒地的四清运动，也在这片混乱与挣扎中，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
1964 年 11 月 19 日，凛冽寒风如无形的鞭子，抽打着麻荒地的每一处角落，枯黄落叶在风中打着旋儿，预示着一场不寻常的风暴即将降临。“四清” 工作组在学校院里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一场以忆苦思甜为名的教育活动，就此拉开帷幕。
为了开好这场大会，工作组早早就精心确定了 6 位诉苦人。起初，三位社员依次走上前，讲述着解放前遭受地主富农剥削压迫的苦难过往。他们声音低沉而压抑，像是从记忆深处挖出的陈年老事，台下社员们反应平淡，眼神里满是麻木与疲惫，仿佛这些苦难早已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稀松平常，难以再激起内心的波澜。
就在气氛陷入沉闷之时，牛凤青大步跨上讲台，他双眼通红，像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声音中饱含着积压已久的怨愤：“解放前，我们贫下中农活得连牛马都不如！身上没有一件能御寒的衣裳，家里找不出半粒充饥的粮食，整日在苦海里挣扎！如今，托毛主席的福，咱们翻身做了主人，你们这些人才能当上村干部，我哥哥牛凤治也在其中。可你们倒好，竟然和阶级敌人同流合污，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把你们的心都给迷惑了，过去吃的苦都忘了，咱们穷人的根也不要了……” 说着说着，他的思绪仿佛回到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声音渐渐哽咽，泪水夺眶而出：”我大姐被狠心卖掉，二姐小小年纪就当了童养媳，眼睛还被那恶毒的婆婆给治瞎了……” 他一边哭喊，一边振臂高呼：”打倒资本主义！毛主席万岁！” 激昂的口号声在空旷的校园里回荡。
台下却响起窃窃私语。有人撇着嘴小声嘀咕：“哼，他还有脸说别人，也不照照镜子！他当初级社饲养员的时候，不也偷过社里喂牲口的黑豆吗？” 马仲海更是满脸讥讽，扯着嗓子喊：“可不是嘛，他们家啊，简直就是偷黑豆的专业户！解放前，他爹给韩存治养马，就偷人家黑豆，被发现后丢了饭碗，这才跑去史明堂家当长工！” 这些刺耳的议论声，如同一把把尖锐的小刀，划破台上牛凤青营造的悲愤氛围。
牛凤青的话还没说完，一个身影从人群中缓缓走出。那个面色白净、眉眼清秀的女人，正是牛存金的老婆李云凤。她步伐从容，不紧不慢地走到牛凤青跟前，轻轻一抬手，打断了他的哭诉：“你这也能叫苦？不就是给你大姐找个婆家嘛，你二姐去当童养媳吗？她眼睛瞎了，那是生病没办法，哪家婆婆会盼着儿媳妇遭这种罪？你快下去吧，还是听我给大伙说说什么才是真的苦。”
坐在台上的王敬塘，原本皱着眉头，正为现场沉闷的气氛发愁，一听李云凤这话，眼睛顿时亮起来，连忙挥挥手：“好，李云凤，你来说说！”
李云凤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愈发深沉，仿佛又回到那段黑暗的岁月，开始娓娓道来：“1961 年，那是怎样的一个年头啊！我家里 6 口人，活活饿死 3 个，公公、婆婆，还有我那可怜的丈夫。丈夫饿死在大食堂，公公婆婆得了浮肿病，瘫在床上，连下地走路的力气都没有。马书记却说，不干活就别想吃饭，就这么眼睁睁地，他们被饥饿夺去了生命……” 她的声音微微颤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和儿子、女儿，拖着浮肿的双腿，拼了命地干活，可一天下来，就只能换来两个掺着糠皮的饽饽，还有一碗能照出人影的稀汤。记得那是 12 月 26 日的晚上，我们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我满脑子就一个念头，去大队食堂偷几个饽饽，让孩子们尝点粮食的味道。我女儿当时 16 岁了，因为吃不饱饭，月经停了一年多，胸脯平平的，看着像个没发育的男孩……”
“我偷偷跑到食堂，从窗户往里瞧，只见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围坐在一起，吃着玉米面做的饽饽，那香味直往我鼻子里钻，我馋得挪不开脚。趁炊事员离开伙房去上菜的空当，我悄悄溜进去，从锅里抓了几个饽饽，转身就往外跑。可刚到门口，就撞见马书记出来解手。我一紧张，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谁？’马书记厉声喝问。”
“‘是我，李云凤……’我吓得声音都在打颤。”
“马书记大步走到我跟前，眼神里满是凶狠：‘你来干什么？’”
“‘我…… 我饿，想讨点吃的……’我结结巴巴说。”
“就在这时，炊事员在伙房里大喊：‘谁把饽饽偷了？’”
“马书记冷笑一声：‘是你偷的吧？跟我来！’他拽着我，把我拉进炊事员住的屋子，‘砰’的一声关上门，‘饽饽藏在棉袄里是吧？把棉袄脱下来！’”
“我‘噗通’一声跪下，拼命给他磕头：‘马书记，求求你，放了我吧！孩子们一年多没尝过玉米面饽饽的味儿了……’”
“马书记一脸淫邪地笑了：‘想吃饽饽？简单！把你家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早让她带一堆饽饽回去。’”
“我心如刀绞，哭着哀求：‘我丫头腿脚浮肿，瘦得就剩一把骨头了，您行行好，饶了她吧！要是您愿意，我…… 我陪您……’”
“‘脱了衣服让我看看！’马书记根本不听我的求情。我浑身颤抖着站起来，先掏出饽饽，又解开破旧棉袄，敞开胸膛。马书记上下打量一番，一脸嫌弃：‘你的奶子呢？’”
“‘吃不饱饭，早瘪了…… 我丫头跟我一样……’我哽咽着回答。他又恶狠狠地让我脱下裤子，我只能照做。他看我瘦得不成人样，知道我女儿肯定也好不到哪去，狠狠踢了我一脚，破口大骂：‘滚！谁稀罕你这臭婆娘！’”
“我连滚带爬跑出院子，又撞上民兵连长马存富。他一听我偷了玉米面饼子，不由分说，拳脚就往我身上招呼，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等我迷迷糊糊醒来，才发现他往我身上浇了冷水。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回到家，女儿见我满脸青紫、衣衫不整的样子，一下子扑过来：‘妈，你挨打了！’她掀开我的衣服，看着我浑身的伤，又心疼又埋怨，‘我不让你去，你偏不听，现在可好，东西没拿到，还遭了这么大的罪……’我这才想起，怀里的饽饽早没了，抱着女儿，我们娘俩抱头痛哭……”
台下的社员们，有的义愤填膺，握紧拳头；有的偷偷抹着眼泪，沉浸在李云凤悲惨的遭遇中。王敬塘坐在台上，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他觉得这下可算抓住马友才的把柄了，一场针对马友才的 “斗争” 似乎已经胜券在握。
可谁也没想到，忆苦思甜大会结束后，马友才坚决否认有过这样的事。李云凤找遍整个村子，也没能找出一个证人。这件事陷入死胡同，真相变得扑朔迷离，难以查证落实。
正当王敬塘为找不到马友才和马保真的把柄而愁眉不展时，办公桌上一个密封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封揭发马保真的信件。他全神贯注地读着：“1960 年，马保真是党支部书记，他重用富农分子韩生敏和地主子弟马谦，让他们帮忙管账，借此掌控大队财权。在生产上，这两人还为马保真出谋划策，制定种植计划，实则是合伙贪污盗窃……”
原来，1960 年初，马友才因为没能完成公粮上交任务，和公社书记高大智大吵一架，被撤了职，马保真才当上书记。马保真重用马谦、韩生敏，是因为他们有文化、懂管理，能帮着出主意。可到了下半年，马保真也遇到同样的难题，完不成公粮任务，一气之下辞了职。高大智没办法，又把马友才请回来。
王敬塘如获至宝，立刻把这当成整肃马保真的有力武器。他一声令下，民兵们就把韩生敏和马谦关押起来。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他们遭受着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工作组逼着他们承认和马保真合谋贪污、搞修正主义。可韩生敏和马谦咬紧牙关，坚称自己只是在正常工作，坚决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日复一日的折磨，让韩生敏再也无法忍受。一个漆黑夜晚，趁着看管的人熟睡，他偷偷跑回家，找出一把剃头刀，绝望地抹了脖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敬塘一看出了人命，也慌了神，没了继续追查的心思，只好把马谦放了。这场四清运动，最终确定马友才、马保真、牛凤治和马增等五十八名村干部退赔，要退粮食一万多斤，钱款 3500 多元。可实际上，风头一过，这些退赔的事就无人问津了，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后来，中央公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23 条，实际上是对之前在 “四清” 与 “四不清” 问题处理上的错误进行了纠正。这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最终没对马友才和马保真进行任何组织处理，可它在麻荒地留下的伤痛与裂痕，却久久难以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