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虽平，然江陵新政之阻，根源犹在。以蔡瑁、蒯越为首，盘踞襄阳、拥立刘琮、昔日更欲献州于曹操的荆襄旧贵，对新政之忌惮与敌视，远非一地方豪强可比。
他们掌控着荆州大片膏腴之地，门生故吏遍布州郡，其影响力根深蒂固。
江陵的种种革新，在他们眼中，无异于动摇其统治根基的洪水猛兽。
暗地里的掣肘、流言的散布、乃至对通往江陵商路的隐隐封锁，已让刘备集团感到阵阵寒意。
“蔡、蒯之辈，昔日背弃景升公遗志，欲将荆襄九郡拱手献于国贼，其心可诛！今又阻挠新政，祸乱地方，实乃汉室之蠹虫，荆州之公敌！”刘备于府衙之中，愤然拍案，积郁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
他知道，与此辈已无调和余地，唯有雷霆手段，方能廓清荆襄，真正站稳脚跟。
诸葛亮羽扇轻摇，眼神锐利如刀：“主公所言极是。然讨伐需有名，用兵需有据。蔡、蒯虽劣迹斑斑，然其势大，若贸然兴兵，恐落人口实，谓我等同室操戈，不顾大局。需有一篇檄文，昭告天下，明其罪，正我名，夺其气，丧其胆！”
你深知此文关乎此战之正义性与后续人心向背，至关重要。你结合自己对历史大势的理解与当下情势，向刘备与诸葛亮陈述了撰写檄文的核心要点：需痛斥其背主献土之罪，揭露其阻碍新政、盘剥百姓之实，更要高举“兴复汉室、讨逆安民”的旗帜，将此次军事行动定义为肃清内奸、恢复汉室在荆州正统秩序的正义之举。
刘备与诸葛亮深以为然。当夜，府衙书房灯火通明，诸葛亮亲执笔墨，你与徐庶、庞统从旁参详，一篇凝聚了众人智慧与义愤的《讨蔡瑁蒯越等背汉蠹国檄》就此诞生：
“汉左将军、宜城亭侯、皇叔刘备，谨以大义布告荆襄士民、天下忠良：
襄樊蔡瑁、蒯越者，本受景升公厚恩，托以州郡之重，寄以顾命之望。然景升公新逝，尸骨未寒，此二竖子即狼顾狐疑，不思报效，反背弃遗志，废长立幼，私拥刘琮，专权擅命，其罪一也！
更乃勾结国贼曹操，暗通款曲，欲举荆襄之土地，百万之生民，以作觐见之礼，上负汉室之恩，下负州土之托，其行径与张鲁、韩遂等割据叛国之徒何异？其罪二也！
我主刘皇叔，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仁德布于天下，感景升公临终相托之重，怀匡扶汉室、拯民水火之志，屈身江陵，抚慰流亡。然蔡、蒯等，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阻塞王路，断绝粮道，更散布流言，蛊惑人心，阻挠新政，使我安民之策不得行，强军之资不得聚，其意在困毙我军，复献州郡于国贼，其罪三也！
彼等所为，上则悖逆汉统，下则荼毒生灵。清查田亩，本为均平赋役，使民得安；统一度量，本为便利市易，使商得通；整军经武，本为扫除国贼，使汉室得兴。凡此种种，皆为国为民之良法，而蔡、蒯视若寇仇，百计阻挠，无非欲保其盘剥之私，续其割据之梦！
今备，奉辞伐罪，旌麾南指。非好战也，实不得已也！非为私怨，实为国仇也！非欲侵夺，实欲光复景升公之基业，拯荆襄士民于水火也！
凡我荆州忠义之士，被其胁从者，若能幡然悔悟，倒戈来降，既往不咎，量才录用；若其冥顽不灵，助纣为虐，则大军一到，齑粉无疑！
檄文到日，望各思汉恩，明辨忠奸，同讨国贼，共襄义举！昭昭天命，冥冥汉祚，岂容奸佞久污清平？嗟尔士众，宜速图之！”
檄文一出，迅速抄录散布，传檄荆襄。
其文辞犀利，情理并茂，既列数蔡、蒯罪状，又阐明刘备初衷与新政本意，更将讨伐之举与兴复汉室之大业紧密相连，瞬间在士林与民间引起巨大反响。
许多原本对刘备新政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的士人，在“汉贼不两立”的大义名分下，开始重新审视；而被蔡、蒯压迫盘剥的百姓，更是翘首以盼王师。
蔡瑁、蒯越闻讯，又惊又怒。他们自恃根基深厚，兵精粮足，更兼有汉水之险，认为刘备不过是虚张声势。
蔡瑁于襄阳城中大会宾客，掷杯于地，怒道：“刘备织席贩履小儿，安敢欺我！彼据区区江陵，兵不过数万，将止关张，也敢妄称大义？我等据襄阳坚城，带甲十万，背靠曹公，何惧之有！”
遂不听任何劝谏，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凭借汉水与襄阳城防，与刘备决一死战。
他们自负于往日的权势与实力，却未曾料到，那篇檄文已如一支利箭，射穿了他们看似牢固的统治根基。
大义的名分，人心的向背，以及江陵悄然积蓄的新锐力量，都已将胜利的天平，悄悄倾向了刘备一方。
战云，瞬间笼罩了荆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