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北方城市，白日里暑气蒸腾，直到夜幕降临，才稍稍带来一丝凉爽。公安局侦查科的办公室里，气氛却比天气更加闷热。针对城北工厂区潜在敌特网络的调查，如同陷入了一片泥沼，明明能感觉到暗流的存在，却始终抓不住实质性的证据。周队长的眉头锁得更紧了，烟灰缸里的烟头堆积如山。
李振邦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并没有像无头苍蝇般只盯着案卷苦思冥想。他坚信，更深地扎根于群众，更有效地促进生产、改善民生，本身就是对敌特活动最有力的瓦解，也能为侦查工作开辟更广阔的线索来源。他将压力转化为更勤勉的奔走和更深入的思考。
林淑娴寄来的那几本手抄小册子，成了他宝贵的精神食粮和技术参考。在挑灯夜读的间隙，那些编译自苏联资料的、关于机械维护、冶金小窍门以及农业管理的零散知识，与他正在进行的实践不断碰撞出火花。他越发认识到，管理和技术同样重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优化管理流程比单纯的技术改进更能释放生产力。
这天，他再次来到第三钢铁厂，恰好遇到原料场正在卸一车皮的铁矿石。场面有些混乱，工人们用铁锹人工卸货，尘土飞扬，效率低下，而且存在滑落伤人的风险。负责现场调度的是一名年轻的调度员，显然经验不足，指挥得有些手忙脚乱。
李振邦没有立刻上前指手画脚，而是静静地观察了十几分钟。他发现，问题主要出在组织上：没有明确的分工，工具摆放杂乱，工人体力消耗大但整体进度慢。
他找到雷队长和原料场的主任，提出了一个建议：“雷队长，主任，我看咱们这原料装卸，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方法？比如，能不能试试‘流水作业法’？”
“流水作业法？”雷队长和主任都愣了一下。这个词在当时的管理语境中，还比较新鲜。
“对，”李振邦借用了一些来自后世、也隐约在林淑娴编译的管理介绍中看到的概念，用最朴实的语言解释道，“就是把卸车这个过程拆成几个简单的步骤。比如，可以分成三组人：第一组专门在车皮上，负责用长柄耙子或者特制的铲子，把矿石扒到车皮门口；第二组在车皮门口下方，负责用铁锹将矿石转移到手推车或者传送带（如果条件允许）上；第三组负责将装满的车辆运到指定堆放点。这样分工明确，每个人只干一个环节的活，熟练度容易提高，工具也可以专用，还能减少来回跑动和等待的时间。最重要的是，车皮上的人不用直接往下扔重物，更安全。”
他还建议，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标识牌，划分出不同的作业区和工具存放区，实现定置管理。
原料场主任是位老工人出身，起初觉得这是“花架子”，不以为然。但雷队长听了，却若有所思。他经历过部队生活，对“组织”和“效率”有更直观的认识。“老张，我觉得李同志说得有道理！咱们以前打仗，讲究战术配合，不能一窝蜂往上冲。这搞生产，也是一个理儿！我看可以先在一个车皮上试试看！”
在雷队长的支持下，原料场半信半疑地在一个车皮上进行了试验。起初，工人们因为不习惯，显得有些别扭，效率反而似乎更慢了。但坚持了半个多小时后，优势逐渐显现：因为动作单一重复，体力消耗相对平均，疲劳感减轻；环节衔接顺畅后，整体的卸车速度明显提升；而且现场秩序好了很多，安全隐患也减少了。
一趟车皮卸完，比对之前的时间，竟然快了近三分之一！工人们也感觉比之前那种混乱的抢卸要轻松一些。原料场主任看着码放整齐的矿石和意犹未尽的工人，脸上露出了信服的笑容：“嘿！这‘流水作业’，还真有点门道！”
这件事给钢铁厂的管理层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他们开始意识到，提高生产效率，不仅仅要靠工人加班加点的“苦干”，这种优化流程的“巧干”同样重要，甚至效果更显着。雷队长趁热打铁，开始在厂里其他合适的环节，比如成品打包、设备巡检等方面，推广这种细化分工、明确责任的思想。
李振邦并未居功，他将这视为群众智慧的体现和自己学习过程的延伸。他的目光，再次投向了更广阔的田野。他宿舍后的那片试验田，玉米已经抽出了天花，豆子也开始爬蔓。通过持续的观察记录，他初步发现，适度放宽株距的玉米，植株明显更粗壮，叶片更浓绿，虽然单位面积株数少了，但单株长势更好，预计结出的棒子可能会更大。这印证了他关于合理密植的猜想。
他将这些观察记录整理成简单的对比图表，虽然数据粗糙，但一目了然。他带着这份图表，再次来到郊区那个合作社，找到了那位标记了“乌米”的老农。
“老伯，您看，这是我按不同间距种的玉米，长势确实不一样。您标记的那些好苗子，等秋收时，咱们一定好好比比，看它们的后代是不是真的更好。”
老农拿着那张画着简单图表的纸，虽然看不懂上面的字，但那并排画着的、高低粗细不同的玉米秆子，他看懂了。他粗糙的手指摩挲着图纸，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亮：“李同志，你是个做实事的文化人！俺信你！等收了秋，俺请你到家里吃新粮！”
这种基于实践和对比的、最朴素的科学示范，比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更有说服力。合作社里其他一些观望的农民，也开始留意起自家地里的“异类”，琢磨着留种的事情。
李振邦知道，单靠个人力量和零星示范，影响终究有限。他再次提笔，结合自己这几个月在工厂和农村的实践、观察，以及从林淑娴寄来的资料中汲取的灵感，撰写了一份更为详实的报告。这份报告不再仅仅着眼于具体的良种或技术，而是提升到了“方法”的层面。
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几点建议：
1. 推广“土法革新”与“流程优化”相结合的工作思路：鼓励工人和农民在现有条件下，通过小工具、小方法改良和优化生产组织流程，挖掘潜力，并建议相关部门（如工会、工业局、农业科）能适时组织小范围的经验交流会。
2. 建立“生产安全与群众信息员”网络：在重点厂矿和农村合作社，发展一批思想可靠、熟悉情况的工人和农民作为兼职信息员，不仅负责报告可疑情况，也可以收集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好的经验做法，使公安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联系得更紧密。
3. 重视基础性的数据记录与对比分析：即使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也应倡导和帮助基层建立简单的生产记录、作物生长记录等，通过纵向（与自身过去比）和横向（不同方法、品种之间比）的对比，为决策提供依据，避免盲目性。
这份报告，凝结了他穿越以来对如何运用自身优势服务这个时代的深入思考。他希望通过引入一些现代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思维的火花，哪怕只是最初步的，能够帮助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在艰难起步时，少走一些弯路，步伐更稳健一些。
报告依旧通过周队长提交了上去。这一次，引起的反响似乎比之前那份单纯关于良种的报告要大一些。据说，分局甚至市局的个别领导看到了这份报告，对其中体现出的“密切联系实际”、“善于动脑筋想办法”的精神表示了关注。当然，距离真正采纳和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对于李振邦而言，写报告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思想的梳理和升华。他更加明确了自己在这个时代的位置和方向。他不仅仅是一个案件的侦破者，更愿意成为一个新思想、新方法的播种者和实践者，哪怕这些思想和方法在当下看来是如此的微小和朴素。
夏日的夜晚，他坐在宿舍的窗前，就着昏黄的灯光，翻阅着林淑娴编译的《苏联集体农庄田间管理简要介绍》，在笔记本上认真摘录着关于轮作、绿肥、简单病虫害防治的要点，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思考着哪些可以在来年进行小范围的尝试。窗外，蛙声一片，试验田里的玉米在月光下静静地拔节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