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刻意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模式。
在办公室里，我变得更加“安分守己”。主动承担了大量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比如会议记录整理、文件归档核对，这些工作耗时费力，却远离信息核心。当赵志明再次看似关心地打探巡视组动向时，我皱着眉头，抱怨道：“赵处，别提了，天天就是跑腿送文件，都是些程序性的东西，枯燥得很。巡视组那边规矩大，问什么都不多说，压力太大了。”
我甚至在一次处内学习会上，针对一篇关于“年轻干部要沉心静气、厚积薄发”的文章，发表了颇为“深刻”的体会，强调要“立足本职”、“遵守纪律”、“不越雷池一步”。我看到赵志明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似乎认为他的“提醒”和之前的“警告”起了作用。
这些表演是否完全骗过他们，我不得而知，但至少，表面上针对我的那种紧迫的窥探感，似乎减轻了一些。对方可能认为，我已经在压力下选择了明哲保身。
然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我的“潜行”开始了。
我利用周末时间，以个人名义，通过一些非官方的渠道，开始接触青州开发区的“边缘人物”。我没有直接去找那些可能被重点“关照”的知情人，而是选择了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角色。
我找到了一位曾经在开发区管委会工作过、后来因不满马胜国专断作风而辞职下海经商的老同学。在一家嘈杂的茶馆包厢里，我以“老同学叙旧”的名义，听他大倒苦水。
“马胜国？那就是开发区的土皇帝！”老同学几杯酒下肚，话匣子打开了，“他那个外甥，叫什么柳云天的，在京城开公司，就是个白手套！开发区的好项目、好地皮，都得经过他们点头。那个‘迅捷科技’，就是他们弄来的，手续一路绿灯，我们当初看好的几个本地企业，像‘芯辰’那样的，全被他们用各种手段挤垮了！”
他提供了几个关键信息：一是马胜国和柳云天的利益输送关系在开发区内部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二是他们打压异己的手段非常熟练，往往利用环保、安全、土地等政策借口；三是他提到，开发区土地出让的原始会议记录和评估报告，可能和最终上报的版本有出入，因为当时负责档案管理的小刘，曾经因为坚持原则，被马胜国当众羞辱，差点丢了工作。
“小刘后来被调去管后勤了，心里一直憋着口气呢。”老同学压低声音说。
小刘！这是一个潜在的关键人物。他可能接触不到最核心的决策，但或许保留了某些过程的原始痕迹。
同时，我通过韩斌之前提供的关系，联系上了一位同样被“迅捷科技”项目挤占了土地资源的本地小企业主。这位企业主胆小怕事，一开始什么都不敢说。我没有逼迫他，只是表示理解他的难处，留下了一个不记名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如果改变主意，或者想起什么觉得应该让上面知道的情况，可以联系这个号码。
我知道，不能急于求成。这些散落的线索和潜在的证人，需要时间和耐心去串联，更需要一个足够安全、足够有力量的平台，才能让他们敢于开口。
而巡视组那边，似乎也并没有因为我的“退缩”而停止步伐。相反，他们变得更加敏锐。组长老王有一次来办公厅协调用车事宜，临走时仿佛随口对我说：“林秘书，最近气色不太好啊，工作压力要注意调节。不过，年轻人多经历些风雨是好事，心里装着群众，脚下踩着实地，就没什么好怕的。”
这话听起来是普通的关心，但我却听出了别的意味——“心里装着群众，脚下踩着实地”，这似乎是在回应我之前那份关于青州本土企业的匿名提醒，也是一种隐晦的鼓励。他们可能已经察觉到我在其中的微妙角色，并且暗示我，他们需要的是扎实的证据，而不仅仅是线索。
我将老同学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关于档案管理员小刘和可能存在不同版本土地文件的情况，牢记在心。这是下一步需要重点核实的方向。但直接接触小刘风险太大，很容易被马胜国的人察觉。
我需要一个更巧妙的时机和方式。
就在我苦苦思索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巡视组决定，下周将派出了一个精干的小分队，赴青州市进行为期三天的“下沉调研”，重点是了解开发区企业发展环境和政策落实情况。带队的是副组长李卫东。
而省委办公厅需要派一名联络员随行协调。
宋秘书长在考虑人选时，目光在处里几个人身上扫过，最后，还是落到了我身上。
“林别，还是你去吧。”宋秘书长语气平稳，“你对青州情况比较熟悉，这次下去，主要是做好服务保障，注意安全，及时汇报。”
我心中一震。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漩涡。深入虎穴，近距离观察，或许能拿到关键证据；但同样，在对方的眼皮底下，一举一动都备受监视，稍有不慎，就可能万劫不复。
我看着秘书长深沉的目光，明白这既是信任，也是考验。
“是，秘书长，我保证完成任务。”我沉声应道，没有任何犹豫。
青州，我终于要回去了。这一次，不再是暗中查访，而是伴随着中央巡视组的尚方宝剑，明刀明枪地，去会一会那帮盘踞已久的“地头蛇”。
烟雾已然放出，潜行即将结束。真正的较量，就在青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