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的夏日，随着京畿演武的尘埃落定而到来。
新式火器的威力与京营焕然一新的面貌，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其涟漪迅速扩散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朝野上下，尤其是那些原本对年轻皇帝诸多举措持怀疑观望态度的勋贵、旧臣，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位天子手中，除了大义名分，更在悄然积聚着令人心悸的硬实力。
满桂及其麾下京营，俨然成了皇帝插在肘腋之间的一柄寒光凛冽的利刃。
然而，远在辽东的袁崇焕，却无暇品味京营演武带来的震撼。
皇帝赋予的全权如同带着倒刺的荆棘王冠，戴在头上虽显尊荣，却时刻刺得他鲜血淋漓。
“自筹粮饷”四个字，是悬在他和整个关宁军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朝廷原定的辽饷虽未明言断绝，但拨付愈发迟缓且数额不足，逼得他不得不将“开辟财源”之事摆在最前。
清理军屯已触怒本地将门，重课商税又令往来商旅怨声载道，逼迫朝鲜更非长久之计。
情急之下，袁崇焕将目光投向了茫茫大海，投向了那个同样被朝廷赋予了一定自主权，却历来与他不太对付的东江镇总兵——毛文龙。
毛文龙孤悬海外，占据皮岛，名义上牵制后金。
实则亦官亦盗，掌控着辽东至山东、朝鲜一带相当一部分海上私贸，获利颇丰。
袁崇焕以“统筹辽事，协饷东江”为名，行文毛文龙，要求其将每年海上贸易所得，抽出五成，解送宁远，充作关宁军饷。
此令一出，无疑虎口夺食。
毛文龙桀骜不驯，岂肯将自己碗里的肥肉轻易分人？
他立刻上疏朝廷，措辞激烈，痛陈袁崇焕“挟权勒索友军”、“断绝东江生路”。
并暗示若无足够粮饷，皮岛数万军民生死难料，牵制后金之大计恐将毁于一旦。
几乎同时，登莱巡抚也送来密奏。
言及袁、毛二将关系紧张，海上时有摩擦，商路受阻，请朝廷早做决断，以防酿成大变。
朱由检看着案头这几份来自不同方向、却指向同一矛盾的奏疏，面色沉静。
脑海中，毛文龙那原本就摇摆不定的浅绿色光点，此刻已彻底转为橙色，忠诚度跌至四十五以下。
而袁崇焕的绿色光点虽未变色，但其周围代表关宁军系统的光点中，不满的橙色似乎又浓郁了几分。
“果然……利益之争，才是最根本的。”朱由检心中冷笑。
他早就料到，一旦断奶，袁崇焕必然会想办法找钱。
袁崇焕没有按照他希望的那样，去整顿边军，去裁撤老弱，清除吃空饷的将领。
反倒是富得流油的毛文龙，成了他最显眼的目标。
这二人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他没有立即下旨调解，而是将这几份奏疏留中，仅命兵部行文，各打五十大板。
申饬二人“当以国事为重，和衷共济”，说了些不痛不痒的场面话。
他就是要让这矛盾再发酵一下，看看袁崇焕被逼到绝境，还能使出什么手段。
也看看毛文龙的底线究竟在哪里。这二人互相牵制，总比铁板一块要好。
便在辽东风波乍起之时，江南的局面，却因皇家商行的正式介入，迎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王承恩亲自坐镇的皇家商行江南总号，在苏州、杭州、松江三地同时开业。
开业当日，不仅展出了洁白如玉的肥皂、晶莹如雪的白糖，更拿出了一批色彩斑斓、透明度远超此时民间水平的玻璃器皿，以及少量极其精美的“皇家御制”琉璃摆件，顿时引起了轰动。
江南富庶，士绅巨贾云集，对于这等新奇、精美且象征着身份地位的奢侈品，购买力极其惊人。
开业不过数日，所有货品便被抢购一空，价格更是被炒高了数倍。
王承恩适时放出风声：皇家商行欲在江南寻找“合作伙伴”，共同经营这些紧俏商品，利润丰厚。
这一下，真正触动了江南士绅最敏感的神经。
此前李代民的清丈田亩，是割他们的肉；
而皇家商行的合作，则是送他们一场泼天的富贵！
一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巨大利益，一边是隐匿田亩所带来的风险与皇帝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如何选择，似乎并不难决断。
一些原本抵抗新政最激烈的家族，态度开始微妙地软化。
他们或许仍在暗中阻挠清丈，但明面上已不再公然对抗，甚至开始主动接触皇家商行，试探合作的可能。
李代民那边的压力骤然减轻了许多，清丈工作虽然依旧缓慢，但来自士绅阶层的集体性抵制，已然出现了裂痕。
“陛下圣明！此利益驱导之策，真乃四两拨千斤！”
王承恩从江南送回密奏，语气中充满了敬佩。
他用实实在在的利润，成功地分化了原本铁板一块的江南士绅集团。
朱由检接到奏报，脸上并无太多喜色。
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缓和。
江南士绅盘根错节数百年，绝不会轻易放弃根本的土地利益。
用商业利益分化，只能治标，若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更根本的手段。
但眼下，能稳住江南，将主要精力投向更为急迫的辽东和内部建设，已是难得。
他提笔给孙传庭和卢象升各去一道密旨，询问新军编练进度。
并暗示，未来可能会有动用新军，南下稳定局势，或北上策应辽东的可能，令二人加紧准备。
帝国的东方，袁崇焕与毛文龙为钱粮剑拔弩张；
帝国的南方，金钱的魔力正在悄然改变着力量的对比；
而帝国的中心，年轻的皇帝则冷静地操控着这一切，如同一个高明的匠人，敲打着不同质地的材料，试图将它们锻造成自己想要的形状。